(美发)那些正在消失的老行当：磨剪子补锅匠剃头匠
渐行渐远的补锅匠读程耀根的小说《补锅匠》一文，里面这样描写：一个挑着担子的补锅匠，正悠然自得地在草原上走着。他边走边唱：“走江湖，浪悠悠，五湖四海任我游。穷家无钱需要我，富家照样把我求。他有白银堆北斗，我有手艺度春秋……”记忆一下子被拉回了不太遥远的年代———那时，补锅匠盛行。
记忆里的补锅匠是本村的，他也走街串巷，不过十里八乡，并不像小说里描述的那样走南闯北。
一只炉、半袋煤，一个黑木箱，一根扁担担两头，边走边喊：“钯锅了，钯盆了。”只要他一吆喝，呼啦啦就会聚拢来一大群人，拿盆的拿盆、端锅的端锅，甚至什么都不拿，也来了。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这个问：这个大洞能补吗？那个问：裂了的能修吗？什么都不拿的，纯粹是来看热闹的，这其中就有如我般大小的孩子和喜欢唠嗑的老人。他歇了挑子，开始做活计。
我对他的木箱子充满了好奇：矬子、火钳、钯子、钢钎、碎铁片、钉子……简直应有尽有。锅子坏了，要先用钢钎清除周边的铁锈，小的直接用补丁补上，锤平；大些的还要点起炉子烧铁水浇灌；补盆一般用钯子钯。
别看补锅匠又累又不赚钱，围裙上脏兮兮、脸蛋儿黑乎乎、手上都是煤灰，但因为老百姓用得着这手艺，总有很多人对补锅匠充满了崇敬，人气旺，那就不用说了，十里八乡谁人不识、哪个不晓？连瓷坛子破了也抱去让他想法修，家里的床断了根腿，也让他出主意……
日子一天天地好了，锅漏了、盆坏了就扔了换新的。渐渐地，补锅匠的日子开始捉襟见肘，后来就歇业了。大浪淘沙，把这个行业给淘没了，只有那渐行渐远的补锅匠的吆喝声还回荡在梦中。
盘花扣的伯娘
时光流到了紫阳街上，似乎就凝固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面，木格子的花窗。那里的店铺，似乎从我小时候一直开到现在，打头是家早点铺，还有个烧饼店，专门卖苔菜饼和马蹄酥，伯娘家就在烧饼店的隔壁，每次经过，都会看见伯娘坐在门口，手边一个笸箩，低着头忙活着，头凑得近，看不见她的脸，只能看见一头花白的头发！
听爸妈说，伯娘原来也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刚嫁过来时，新娘的女红在亲友中很有名，绣的龙凤嫁衣、鸳鸯枕头，被很多人借去当样品。那时做女红对伯娘来说，不过是个消遣，打发时间。
解放后，伯娘没工作，育了两子，单靠夫婿在鞋厂的工资，自然不够一家子吃穿用度。于是伯娘开始接活做，那时都是革命夫妻，没人结婚要绣花枕头了，更没人穿旗袍了，伯娘就帮着裁缝铺子锁扣眼、做包扣、缲裤脚边、甚至接点缝缝补补的活；再以后又有人开始穿中式衣服、穿旗袍了，伯娘的手艺重新大放异彩，讲究点的都慕名而来。
我从小喜欢这些精致的手工，常站在伯娘身边看，一根布条儿到了她手上，一边盘一边用针固定，手势翻飞，很快布条儿就变成了一朵怒放的花，有时则是一只展翅的蝶，我看得入神，等做好了，伸手摸了又摸，伯娘看我这么喜欢，话便多些，她有一个发黄的纸板，上面钉满了她做的盘扣，只只精致、美不胜收，伯娘指着纸板上的盘扣如数家珍，“老底子旗袍是很讲究的，春夏秋冬，会按季节搭配盘扣的花型，春配兰，夏配荷，秋配菊，冬配梅……过年时穿的旗袍要配如意扣，老太太做寿，要配寿字扣，新娘子结婚要配双喜扣……”又指着那绊条给我看，“老底子的绊条，都是拿真丝料子斜裁成布条儿，里面衬了细棉条，一点一点的手工缲出来的！”
外出读书后每年回家，总还能看见伯娘坐在门口忙活，老伴已经先走了，伯娘没退休金，儿子靠不牢，还得靠自己做手工赚点零花钱，今年过年回去，照例去老街走走，突然发现伯娘的房子已经变成一家古玩店，回家问妈妈，说伯娘已经走了，前脚走，后脚儿子就把房子给卖了……
乡村剃头匠
“娃娃，剃头匠来了，赶快回来剃头！”母亲扯着嗓子在唤我回家剃头。这梦里飘荡的声音，已经远去30多年。
驼背、笑眯眯的王师傅来了，他手里提着仿制皮箱，里面装的就是剃头工具。那时王师傅前脚一到山梁，生产队的队长就会吹响尖利的铃哨：“社员同志们，回来剃头哟！”
在我家院坝，王师傅把皮箱打开，取出一块脏兮兮的白布，给生产队长搭在身上，他开始剃头了。作为生产队最高首脑，队长一般先剃头，其余的人，按照秩序排队。王师傅给队长先用手剪噗嚓噗嚓剪发，再用推剪修整齐。最后，王师傅让队长躺下，刮胡子。母亲早已经在铁锅里烧了水，用木盆烧好端出来，王师傅先把在热水里捂热的帕子润在队长下巴上，再揭开还冒着热气的帕子，把锋利铮亮的刮胡刀在一块黑皮上反复摩擦后，顺着胡子一刀刮下去，嘶嘶作响。队长摸着光秃秃的下巴，得意地笑了。王师傅在旁边搭腔说：“哦，这下，你看起来又像一个小伙子了。”
生产队的人，按顺序排队剃头，可常常也有几个人会插队，他们大多是队里的军属，或者声称是要去办急事的人。队长发话说，大家让一让，学习雷锋，人家的娃娃还在当兵保卫祖国嘛，没有他们保卫祖国的安全，你们还能在这里安安逸逸剃头啊？队长毕竟是队长，他一说话，那些排队的急性子也没再嚷嚷了。
剃完头，地上总堆起一层厚厚的黑发，王师傅总要扫起来，说是拿到供销社去卖掉。头发有啥用呢？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大家七嘴八舌，有说去做刷子的，有说去做酱油的，还有说去做药物的。母亲听说头发拿去做酱油的事后，家里再也没用酱油了。
王师傅剃头的工钱，是按照工分计算的，工分在分配粮食时折作实物发放。所以，那时村里人剃头，就是一次集体福利了。后来，土地包产到户以后，我记得理一次发，是5分钱，就是乡场上一个馒头的价钱。
我最后一次在王师傅那里理发，是十八岁那年夏天，出远门去读书前。王师傅为我理完了发，我给他恭恭敬敬鞠了一个躬：“王师傅，谢谢了！”
8年前，王师傅的坟，新添在山梁上。乡村最后的理发匠，早已成为了风中消失的身影，成为远去的乡村符号。
转自：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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