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2月21日】傅作义先生轶事
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2月21日,傅作义部被编入解放军。 原国民党华北“剿总”第四、第九两兵团和8个军部的三级指挥机构全部解散,其所有工作人员与直属队分别编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各兵团及各军部,其所属25个师则改编为解放军独立师,各特种部队则与解放军和特种部队合编。傅作义将军是一位抗日名将，爱国军人，他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美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工作作风。
家 世
傅作义的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他们的生平无文字可考。虽说是务农，却又无良田，仅以薄资购置些滩地（原山西荣河县，现临猗县安昌村，西临黄河，有滩地可耕作，可是一旦黄河泛滥，地毁庄稼毁）或佃种他人的地亩，维持家中生计，生活比较艰难。
傅作义的高祖傅忠智为人正直，粗通文字且能团结乡里，当时村里有自发的互助组织，名叫花火会，他被乡邻推为会首，为会众理事，深得邻里爱戴。高祖生二子，长子贵德（傅作义的曾祖父），次子贵茂。又各生一子，贵德生文鼎（傅作义的祖父），贵茂生文佐。傅作义的祖父文鼎生二子，长子庆泰（傅作义的父亲），次子庆玉。庆泰生三子一女，长子作仁，次子作义，三子作良。到祖父辈，生活更为艰难，文佐之子庆云走了西口，傅作义的父亲庆泰当了船工，在渡口上为人摆渡维持生计。遇到水浅时，船不能靠岸，他常背人上岸，借以赚些微薄的脚力钱。后经人介绍借到陈家二十两银子，租了一条小船，只身到禹门口，装些煤炭，河运到陕西省西安市出售。
庆泰思想开阔，为人又通达事理，一生经商禹门、潼关一带，上下码头，他熟人最多，人缘最好，对人礼上，恪守信用，所以他所做的商务，能逐年发展起来。先时他北上南下二、三百里均步行，其辛苦自不待言。到后来才买一头毛驴代步，老年才坐车。不管他骑驴或坐车，每逢穿村走巷，总是下来步行而过，以示对村人的尊敬，而且沿途不时向人打招呼问好，给人们留下很好的印象。譬如：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那年，他积累了一些资金，由禹门雇了几只船装运煤运往潼关，不幸船行河中被风浪打翻。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有倾家荡产的危险，但由于他在人们心中有很高的信用，所以他又能集聚数倍的银两，重上禹门装船运煤。是年冬天气候特别寒冷，又值慈禧太后去西安避难，路经潼头，官买民用，煤炭飞涨，这样他不仅没有破产，而且还赚到一笔银两，为家庭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全家过上了小康生活。庆泰为人至孝，母早丧，侍奉继母如生身。外出经商，必先禀明母亲，方作远行。归来时必先去母亲房中请安，以慰母心，并把所获银两钱褡，放在母亲房中柜内，从不带往自己的私房。等到母亲说“你可回房休息了”这句话之后，才到自己房中与妻子相聚。对下关照弟妹胜过一母所生（弟妹是继母生），所以从来没有闹过家务纠纷。他这样尊敬老人爱护弟妹的行动，给孩子们以良好的影响。
傅作义的继母在一九一九年生下弟弟作良。他秉承父亲临终嘱言：“你们将来对待你妈（继母）不要求怎样，只要象我对待你祖母那样就行了，你弟弟还小，你们要……”以后他对待继母是毕恭毕敬，从来未留露半点不亲不敬之意。对待幼弟作良胜过一母同胞。
幼 年 时 期
傅作义因聪颖，记忆力过人，深得祖父母的宠爱，白天跟祖父母吃在一块，晚上跟祖父母睡在一起，形影不离，因此，祖孙二代感情深厚。两岁时，祖父病故，他每天痛哭流涕，大声呼喊爷爷不止；过一段时间哭闹好些，但看到祖父的遗物（如：鞋、帽、衣着和烟袋等），仍抱在怀里痛哭一场。在他四、五岁时，他父亲为他的叔父和哥哥请了一个教私塾的先生，给讲四书五经之类。在讲《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时，他的叔父和哥哥就是记不住，而在书房外玩耍的他却能背得烂熟。
五岁时，一次祖母带他上集，在集上转了几圈，把他丢了，这可急坏了祖母和周围一些人，大家正在着急之际，他自己回到了原地。大家追问：“你是怎样回来的？”他说：“我是顺着原路回来的，走的时候我把这儿有棵椿树，路上那儿卖梨、那儿卖花生记在心里，我就这样回来了。”
求 学 时 期
傅作义六岁进本村私塾读书，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名贤集》等，后来到离村五、六里的白马庙读书，老师周敬达博学多能，不仅精通四书五经，还是一名名医。那时读的是《论语》、《孟子》和《左传》等，老师发觉他读书理解力很好，如对《左传·齐晋之战》不但背诵得滚瓜烂熟，还基本能讲解。唯独珠算课他一向不注意，老师对他专考珠算，结果他考的成绩不佳，受到老师的严厉斥责。晚上从头学起，请求珠算好的同学帮助，同学不但没有帮助，反而对他讽刺了一顿。当晚他刻苦攻读，通宵未眠，反复演算练习，掌握了珠算归法，以后再考都是满分。此次受到的挫折，对他教育很大，树立了干什么事，只有自己努力才能有所成就的观念，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一生。后来给孩子们起名自励、自奋、自勉等，对子侄经常督促其努力自己学习，并且说：“你们不要依赖我，要艰苦学习自力更生，将来自谋前途。”
七、八岁时，除专心读书外，课余游泳是他最喜爱的一种活动。在小池塘里游泳，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而要到大江大河－－黄河里去游泳。在黄河里游泳要冒很大风险，他的小伙伴都不愿去，他趁着大人不注意时，就悄悄到黄河去游泳。一次游得正起劲时，忽然感觉全身发冷，便上岸穿好衣服暖暖身子下去再游。不料这时黄河丈八高的浪头从上游滚滚而来（上游下了暴雨常有此事），幸喜已上岸，未出意外。因这次险遭不幸，家中老人告诉他不许再到黄河游泳，他为不使老人替他担心，不去黄河游泳。但他对一般玩耍不感兴趣，骑马便又成为他喜好的一种活动。一般小孩都不敢靠近马，怕踢着，他骑上没有鞍子的马，奔驰于村东和村西，村里人见到无不惊恐万分，而他却毫无惧色。春季农村因风多常有旋风，那时候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说旋风是鬼，当有旋风时，其他小孩都喊“鬼来了”，即跑开，而他也喊“鬼来了！鬼来了！”却跑进旋风里用树枝棍棒乱打，旋风过去哈哈大笑，说：“我和鬼大闹了一场。”因此，村里有的人背后说：“这个孩子天不怕，地不怕，长大了，好了可能成才，不好，很可能是傅家的败家子。”
十一岁左右到县城东门外小学堂念书，这是个新式学堂，课程有语文、算术、地理、历史等，他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算术多是满分。放假回家见活就干，农忙时节，割麦子，割谷子，摘棉花，在场上打谷子，碾麦子，都干得很起劲。家里有的人在干活时，晚来早走，而他是早去晚归，一天忙个不停。使人厌恶的是在打麦场捡牲畜粪，父亲要求动作要快，直接用手抓，此种活他干了十年，从未说过脏，弟弟接了他的班后，却叫苦不迭。在打麦场时，麦刺和灰尘迎面扑来，着实使人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别人常干干停停，而他始终忙个不停。因此，深得父亲和祖母的欢心赞许，经常和别人讲：“看来还是我老二好。”
十三岁考入运城河东中学读书。十五岁考入太原陆军小学。在此受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教育的启发。十六岁那年，报名应征为“少年革命先锋队”队员。是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太原响应起义。他被任为起义军学生排长，随起义部队赴娘子关抵御清兵。清兵攻入娘子关，起义军败退，闻温寿泉副都督率敢死队南下，偕同薛笃弼等，追至运城，参加李岐山的起义军攻打临汾城。
十七岁经太原陆军小学保送到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深造。除学习军事课程外，对历史上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孙曹赤壁之战，颇有兴趣，放假回家常给弟弟们讲这些故事。就是那年，他多花了二十两银子，回家后向父亲说明，多花的钱是借的。父亲并未责骂一声，即带他到黄河边，脱掉鞋袜挽起裤腿，让他也脱掉鞋袜挽起裤腿（此时正在黄河流凌，河水刺骨）跳到水中，告诉他：“我的钱是这样挣来的。”回家后，父亲在秤银时手不停颤动，二十两银子，取下放上，放上取下，秤了约计半个小时。看到此，又联想到刚才在黄河边的情景，他深感内疚。在返校时，父亲还是除正常所需外，额外多给了他几两银子，他坚决不要。从此，他生活一直简朴，从不多花一文。后来他对子女上学，每月给生活费、书本费是一般偏低，这都是受父亲教养的影响。
献身革命 笃信力行
傅作义将军早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是一位进步的国民党员，戎马半生，奉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傅生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愿望。十五岁时，冒着杀头的危险，在山西参加辛亥革命。他秉承孙中山先生的“团结奋斗，振兴中华”，建立“强盛独立之中国”的爱国思想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他学习孙中山先生不谋私利，不贪权势，志在救国救民的革命品质和百折不挠，勇于进取，追求真理，择善而从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他遵循孙中山先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遗训，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体察历史所趋，人心所向，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毅然实现北平和平，尔后又推动绥远“九·一九”起义，走人民的道路，和历史共同前进。
在黑暗重重的旧社会里，傅作义将军和许多志士仁人一样，都在探索民族的出路。当他确认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时，就笃信不移，力行不怠。他和国民党那些自诩为“中山信徒”的党棍政客不一样，不是“坐而言”而是“起而行”，不尚空谈，重在实践。傅常说：“为政不在多言，只求实际的力行”。一九二七年十月，傅将军率部直取涿州，逼近北京，奋战三个多月，打击、削弱和牵制了奉系军阀势力。“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傅将军发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怒吼，主动请缨杀敌，怀柔一战，使敌胆寒，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捍卫了故都北平，伸张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正义。绥东抗战，傅将军担着风险顶着逆流，高举抗日大旗，攻克百灵庙，声震中外，粉碎了日本进犯西北的战略部署，激荡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爱国热潮。“七·七”事迹后，傅将军率部转战察哈尔、山西、绥远。尤其袭取包头、会战绥西、五原大捷，连战百日，痛惩日军，“开反攻之先河”。总计从长城战役开始，傅将军抗战十三年，转战一万八千里，进行大小战役近三百次，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烈的篇章。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战局日趋恶化，至十月末战火已烧到太原附近，傅作义接受了防守太原的任务。这时他曾给叔父写过一封遗嘱式的信件，信中说：须知此次对日寇之战是一次外御顽敌和保卫祖国之战，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兴衷，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人人有责。
作义自幼从军，戎马半生，只知为国为民，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
作义自幼在外，很少关心家务。俗语常说，为国尽忠就不能为亲尽孝，我看亦不尽然。须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次保卫祖国，亦就附带保卫家乡，或可兼顾忠孝两面，此点差堪告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耿耿此心，有如日月，可以告慰国人和家人矣！
傅将军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斗争坚决。百灵庙战役后，日本关东军恼羞成怒，十二月十五日向傅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傅作义立即撤出绥远，开往山西，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傅将军听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面对日本特务机关长羽山说：“此事没有考虑的必要，马上即可答复，我是绥远省主席，边防守将，守土有责，绝不放弃国家一寸土地，兵戎相见，在所不惧。”寥寥数语闪耀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不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一九四六年三月到归绥同张治中、马歇尔开军调小组调停会议上曾当面称许傅将军抗日的功绩。
傅将军也不屈从于美帝国主义。当蒋介石与美国签订条约，损害中国的主权时，他感到无比的痛心、愤慨！美国提出要把美援直接交傅时，他断然拒绝。一九五一年美国侵略军的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傅作义较早地上书毛主席，坚决主张出兵抗美援朝。后来又请示毛主席批准，将经过整编的原绥远起义部队，开赴朝鲜战场作战。
傅将军具有浓厚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是一位开明的民主人士。他痛恶独裁专制、横征暴敛、贪污成风的黑暗统治，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实行“廉能政治”。傅说过：“为士兵、为人民就是革命”。提出“人民第一”、“士兵第一”的口号。他一生“志在救国救民”。他说“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失败，就是没有人民”。他反对国民党的“假民主”，曾说过：“选举丑态百出，更使人民怨恨。经济上不公开，自私，以致国家经济破产。这个政府，这种办法，这种制度，必然导致国家灭亡”。作为绥远省主席，傅要求公务人员要当“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在他管辖的地区重视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有一次傅在河套县长会议上讲话中指出：“要消除民间不平事，象大户逃避摊派，豪强欺压良善，都是不平的事，以后应严加取缔。”当然这些措施是很不彻底的，尤其在卷入两年零八个月的“戡乱”战争中，直接与人民为敌，更是违背他的爱国初衷的。正如解放初他自己所说：“我们过去所谓‘为国家、为人民’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国家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的国家？人民指的是哪些人？我们因为存心还是想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在某些方面，比较起来好象是进步的。但由于我们过去的阶级立场是错误的，政治方向是错误的，不论进步的程度如何，归根结底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傅作义作为绥远省主席于一九三三年告全省人民书中说：“革命的目的在建设，建设的首要在民主，这当然是施政上根本不易的原则。”他处处关心人民的生活，深知人民的疾苦。就任绥远省主席之初，即从使“官贫民富”做起，剿除匪患，整顿金融，整饬吏治，发展生产，兴办教育。兴利除弊，安定社会的结果，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因而政绩显著。他身兼军政两要职，以“治军、治水并重”为指导思想。他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能直接为人民造福，首先是为农民谋利益，所以从当绥远省主席到自告奋勇当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对水利都特点重视。走到哪里，把水利修到哪里。抗战期间在河套地区，十万部队就是十万水利大军。军工所修渠道，宽十五公尺以上的干渠达一千七百里，三公尺以上的支渠超过一万里，渠道纵横，渠水遍地，水浇地面积达一千万亩以上，为成都平原两倍，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之美称。在他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发展粮食生产”的号召下，战争年代做到了军粮民食自给有余。傅将军还采取了许多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诸如，构筑国防工事，训练国民兵，禁烟禁毒，扶植工农业生产，减轻人民摊派负担，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兴修绥远到新疆的公路，活跃商旅，以及试行“管、教、养、卫”合一的乡村建设等等。特别在河套地区，清丈地主、地商证照之外的多余土地，按“谁种谁租”的原则，交给农民永租，体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试办合作农场、信用社。这些都是着眼于民生主义的实行。
虽然由于旧中国社会制度的局限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使傅将军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抱负与才能，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但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里，河套地区的情况，却使去过的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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