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老妈的红包博弈
除夕前夜，顶着风雪辗转三趟车，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南浔老家。
推开家门，只见饭桌上摊着一堆红包袋，老妈坐在一旁，一边封装，一边在红包上圈圈叉叉做记号……哎，这正是老妈每年过年的经典姿势。
给红包不算什么难事，有钱是有钱的给法，没钱有没钱的给法，不过就是图个喜庆。可事情到了老妈这里，却没那么简单。
外公家解放前在湖州经营绸缎庄，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大族。到了老妈这一辈，有兄妹5个，她是老大。外公说，老妈从小能干，十几岁就开始协助外婆打理家务，指挥弟弟妹妹干活，颇有“长姐如母”的风范。但日子久了，难免养成处处爱拔头筹、不甘落人后的行事作风。老妈不仅能干，还长得漂亮。外婆总是逢人就夸，我这女儿能干，做事周到妥帖，顶得上一个儿子……
当外公外婆日渐老去，老妈就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家里一切“礼尚往来”，俨然代表这个家族的脸面。可外公家终归是“家道中落”，这决定了老妈没有两手一挥四处撒钱的豪气。既要省钱，又要不失体面，“给红包”就变成了一门技术活。
看我走进家门，老妈赶紧收拾桌子，一边张罗着饭菜，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长里短：“人情都是债，迟早都要还”，这是她惯用的口头禅。
这么多年来，老妈早已总结出一套给红包的“金科玉律”。客人来拜年，别人准备一个红包，老妈却要揣两个，左边兜大红包，右边兜小红包。给哪个？待价而沽。礼重的，掏左边兜，不能让人家吃亏；礼轻的，给右边兜，讨个喜气。
为此老娘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但凡镇上能买到的礼品，大到茅台五粮液，小到桂圆枣子，她都能估得八九不离十。
不过，这条规则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去老爸的乡下老家，红包就不能随意上调。老妈有过惨痛的教训。
据说和老爸确定关系的第一年，她跟着老爸回乡探亲，刚进门，一个小男孩一头撞过来，冲着老妈叫了一句“小婶婶”。老妈一激动，外加为显示未来新媳妇之大方，出手就给了一个10元红包（那个年代月薪不足100元）。岂料不到十分钟，十几个人一起冲过来齐声大叫“小婶婶”……老妈当场泪奔。
吃完饭，照例得去外婆家报个到。出门前我问老妈，今年我给外婆的红包要不要加？她说今年加500元，封个2000元的红包。理由是：一、小舅的孩子今年刚考上大学，外婆要给大红包。二、今年春节天气不好，家里烧得少，饭店吃得多，支出上涨。
在老妈的“红包战”里，我是一个重要道具。普通关系，有给有还的，我必须出场；送给长辈且不想对方还礼的，我不能出场；对方有孩子且两个以上的，我得晚出场。因为按规矩，后给红包的，总要在先给的数额上加上一点。
于是，老妈总是一马当先冲进门，热情地搂住别家孩子猛夸一顿，顺手将红包塞进；然后我才能牵着老爸的手慢慢踱步而入……虽然“一赔二”无法避免，但好歹可以少亏点……
三年前我工作了，角色就更为重要，由“道具”上升为“杠杆”。
工作第一年，在老妈授意下，我把当月工资“上交”给外婆。有此“垂范”，弟弟妹妹工作后也都乖乖孝敬。
第二年春节，我又“得令”在年夜饭时当着大伙的面“颇为炫耀”地塞给外婆1000元红包，由此又形成了第二条不成文的惯例……就这样，老妈通过我不动声色地定下每年红包的基准线，既不能让家境一般的二姨、小姨太为难，又要确保外公外婆的红包与GDP同步增长。
工作后经常听身边的朋友抱怨，现在压岁钱起步太高，压力太大。于是我常常感慨老妈的精明：她一年退休金只有一万多，一个春节却要送出红包两三万，而且还是在从不动用我给她的“过节费”的前提下。怎么做到的？流转呗。左手进、右手出……
当然，这绝不是一场简单的换钱游戏，进出的除了钱，还有孩子的快乐，老人的安心，以及兜兜转转的亲情友情。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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