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比矿工，是矫情更是心虚！
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在主讲“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感叹，“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周文彰先生的感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依据，其依据就是，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2011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当年矿难死亡人数1973人。如果单纯地从数字上看，只要是识数的甚至是不识数的，都会清楚四千多与一千多之间的孰大孰小，不过，这样的比较，本身并没有什么任何价值。一个是受到查处，一个是直接死亡，平心而论，让那些感叹风险大于矿工的官员们在查处与死亡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他们会选择那数据看似很小的死亡吗？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胡乱比较，事实上，周先生还可以用车祸死亡人数作比较。2011年2月18日，浙江汽车网报道，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交通事故年死亡人数首次超过五万人至今，中国(未包括港澳台地区)每年交通事故50万起，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均超过10万人，已经连续十余年居世界第一。 幸亏周先生没有引用这些数据，否则，我们都无法揣测他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了。
领导干部与矿工之间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这是因为，领导干部与风险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性，或者说，其风险与否，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完全由自己把握，而矿工呢？哪怕他是百分之二百地按章操作，下井之后，可能也只能是听天由命或者是听人由命了。而官员呢？完全被他人拉下水的，究竟有多少？或者是，即使是完全地被动，有多少被风险的领导干部敢说自己没有睁只眼闭只眼的经历与任何私心杂念呢？这方面，只要我们看一看那些已经被风险的官员的事后坦诚，就会发现，他们的反思之类，深刻得都可以用来当作教科书；而他们的失误，也往往失之于轻描淡写的下不为例。
仔细咀嚼这个“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的感叹，我们似乎还有一点异样的回味，这个风险太大，是官员自身造成的还是官员这一特定概念造成的？如果避开前者而只盯着后者，很明显地有推脱责任之嫌。这样的推脱，其实也存在于其他方面。一旦诸如天价烟局长与表哥等人被网络揪出之后，马上就会出现有识之士的感慨，感慨他们不知晓今天的舆情。然而，这似乎很难让我们想像，身为官员，有的甚至是高级官员，他们难道真的连网络监督的力量都不清楚吗？而这样的提醒，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就是，许多官员在面对电视采访时，手表皮带什么的，都会统统撸下，只是，这样就能够解除官员的风险了？而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记者或者是网民的镜头，也是官员风险多多的原因了。
将官员的风险与矿工的风险相提并论，这好像是一出博得观众同情的苦情戏。然而，一旦观众真的产生的毫无原则的同情与怜悯，那么，大叹可怜的，那就不是官员了。 老师出手了，辛苦了，向您致敬！ 您的论述很给力,主题突出,观点明确,文笔也很美.支持您的观点,感谢您的精彩分享 欢迎范老师参加本期事评讨论！ 我觉得是官员的特权造成的，只有限制特权，自然就会好！ 将官员的风险与矿工的风险相提并论，这好像是一出博得观众同情的苦情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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