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风险高起来，矿工风险降下去
12月18日，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在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对比了两组数据：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2011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当年矿难死亡人数1973人。周感慨：“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12月19日《北京青年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周文彰的发言本是针对官员权力的，却被断章取义当成和矿工比风险了。其实，周文彰在此处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县处级以上干部被处分人数超过遇难矿工人数；第二，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双刃剑，领导干部运行权力时常伤及自身。显而易见，周文彰并没对比两者的风险。
公众似乎没有注意到是否误会周文彰，而将矛头直指现实生活中的部分官员，这也可以理解。我们经历的，我们听过的，我们看到的，官员就像国家和社会的蛀虫，无时无刻不在蚕食社会资源，如此绝望的体会几乎每个人都有。所以，舆论借助做官风险和矿工风险这个突破口，喷涌而出，飞流直下，不曾停止。
做官可以掌握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想给甲给甲，想给乙给乙，因此有了权钱交易的机会，还有处于法律边缘的灰色领域，不少官员成为了不折不扣的黑领。问题在于，官员拥有选择的自由，他可选择不参与腐败，这样就会减少甚至消灭做官的风险。与其相比，矿工面对的是未卜的生活，用生命换取短暂的未来，任何一次风险都是最后一次。官员面对的腐败风险和矿工面对的生存风险，二者不具备任何可比性。
其实，周文彰提出的权力风险，正好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因为官员是公众人物和政府代表，他们的一言一行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所以不能出现丝毫偏差。可反观我们逼仄的现实，去办事门难进脸难看，摆摊位会被暴力执法，城市规划也是朝三暮四，民生服务只会空喊口号，政府请客往往社会埋单，雾霾拥堵医疗教育住房，每一个领域都存在问题，却没有具体官员对此负责。所以，必须通过制度和法律，不但要将权力赶进笼子，更要让权力伴随巨大风险，官员如果打自己的小算盘，就会被国法党纪追究责任。
矿工的工作则是个人权利，他面对的风险无法避免，但必须想方设法降到最低。而降低矿工风险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提高做官的风险系数，让其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为包括矿工在内的公众提供社会保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增加矿工的权利，让其通过发现自身的力量，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结果。
权力多了，做官风险就小；权利多了，矿工风险就小。我们要做的就是减少权力、增加权利，良好的法律和现实的基础，才能让社会正常运转。 欢迎赵老师参加本期事评讨论！ 我也觉得周领导不会那么弱智，只是自己的言语很容易让人误解！ 欢迎赵老师参加本期事评讨论！您辛苦了,向您致敬! 您的观点有些与众不同,您的论述很给力,主题突出,观点明确,文笔也很美.支持您的观点,感谢您的精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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