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之春运）在民国，坐趟火车有多难
摘要：火车票购票难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民国时期就很严重。梁实秋说：“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许有性命之虞。”近几天又迎来了春运返程高峰，不少人又开始抱怨一票难求。其实火车票购票难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民国时期就很严重。当时只在开车前两小时发售，不预售且窗口少，旅客们也没有排队意识。用梁实秋的话说：“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许有性命之虞。”
车票贵 席别差距大
现在软卧和硬座虽然区别甚大，票价也差不少，但是软卧和硬卧说实话没多大区别，特别是对于春运回家的人来说，咬咬牙买张软卧，狠狠心买个站票，一句话，“怎么都能回”。可在民国不一样，那时候席别之间差距可不小。
据中国铁道博物馆专家李子明研究，民国铁路规定头等、二等车有专门的售票窗口，这些窗口人少，买票不挤。三等车的售票窗口往往是人山人海。
比如郁达夫《还乡记》里写，有一次他乘车从上海到杭州，身上只带了十块钱，打算买张三等票。他急匆匆跑到火车站，发现排队买票的人实在是多。这时他突然看到有个窗口人很少，赶紧冲过去买了张票。他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等到上车才发现，自己买到的原来是张二等车票。此外，三等车没有候车室、没有卧铺，三等车乘客不能进餐车……
待遇不一样，是因为票价相差悬殊。据史料，民国铁路客运票价一般实行两种价率，一种是“一二四制”，一种是“一二三制”。前者二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二倍，头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四倍;第二种价率，二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二倍，头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三倍。比如一份1927年的沪宁铁路客票价目表上，从南京到上海，三等车票价2.5元，二等车票价5元，头等车票价10元，这是“一二四制”。
不论实行哪种价率，头、二等车票价都比三等车贵不少。再加上头、二等车一般附带卧铺，买卧铺需要另外花钱，所以在民国，坐头、二等车，尤其是头等车，是一种较为奢侈的享受。民国有调查显示，30年代，全国教师平均月薪仅16.25元。也就是说，如果坐头等车从南京去趟上海，得花去大半个月工资。
郭沫若曾经在一篇文章提到，自己只坐过三等车，不知道头、二等车里究竟什么样。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要知道此时32岁的郭沫若，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文人了。
买票难
在民国买火车票的场景是这样的：售票窗口多较低矮，木头窗户，下面有一小孔，挺像一堵墙上凿个洞。售票口外围着一道木栅栏。栅栏外就是买票的旅客，人们争抢、叫嚷，伸长脖子盯着小洞。突然，洞开了，说明售票时间已到，大伙蜂拥而上，乱作一团。
拥挤、混乱、无序，大多数民国人对于买票的描写，都离不开这些关键词。有人感叹道：“上了火车站，若是时间匆促了些，你想挤上去买一张票，至少要抱了头破血流的大决心，方能买得到。假使你是一个孕妇，或者抱了一个襁褓婴儿，除了求哪一位仗义的好汉代你买，别无他法。”梁实秋说得更直接：“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许有性命之虞。”翻看民国报纸，售票处确实有挤伤老妪的事件。
李子明先生总结过为啥买民国买票这么无序。其中，客观原因主要有三点：人多、窗口少、售票时间紧。当时车票只在开车前两小时内发售，不预售车票。即便有的大火车站售票窗口的数目并不少，如上海北站有22个售票口，但实行的是分开售票，规定某窗口只出售某几站之间的票，某窗口只出售三等票。有的旅客不识字，有的旅客不知道自己到达的车站处于哪些车站之间，他们只能穿梭于各个窗口，来回打听，导致车站售票无序。
主观原因是买票不排队。实际上，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汉语里似乎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排队”这个词。1929年，大名鼎鼎的《生活》周刊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倡国人树立“排队”的意识。文章写道：“‘Lineup’为关于西方社会秩序中一种美谈，我国之人自海外归者常乐道之。”在这句话的后面，编辑加了句按语：“此二字似可译为‘排队’，即人多之处，依先后排成一队，鱼贯而行，或立者等候。”但从这篇文章来看，“排队”在当时不算常用词，当时的人也许不知道啥叫排队。
梁实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北京被日寇占领期间，正阳门火车站长年驻守着日本兵，看见有人不排队立即狠狠抽一鞭子。
假火车票与黄牛党
抗战后坐火车几乎天天经历“春运”。这种状况直接催生了两个新生事物，一是假火车票，二是黄牛党。
假火车票这时候刚刚出现，数目不多，影响有限。黄牛党问题却已经相当严重。当时的大城市火车站周围天天都有黄牛党。有人统计，光广九火车站就有近三百黄牛党。政府出动了大量宪兵、警察、便衣打击倒票;粤汉铁路局还出台奖励措施，规定举报一个黄牛党奖励10万元。然而，无论如何打击，黄牛党依然络绎不绝。
坐车也不咋舒服
民国的客车车厢实行等级制，一般分为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这三种车舒适度、待遇、票价等差别明显。
叶圣陶的童话《含羞草》形容头等车的舒适：“椅子是鹅绒铺的，你一坐下去，周身密贴，软绵绵地，把你托住了。”二等车装饰设备略逊于头等车，也是软垫椅，座位较为宽敞。三等车设备最简单。车座是硬板，而且极为逼仄。尤其是到了晚上，灯暗、人多，没法看书报，也没法睡觉，民国人说晚上坐三等车简直就是旅行地狱。
头等车最舒服。设备华丽，座位宽大，地下铺有地毯，化妆室、卫生间等一应俱全。
在客车排列上，三等车一般紧挨着火车头，其次是二等车，最后是头等车。原因很简单，离火车头越近，震动越厉害。如果火车发生意外，也是越靠近车头越危险;此外，离火车头越近，火车煤灰飘得越多，弄得灰头土脸。俞平伯曾说过，坐三等车到站第一件事情就是抖一抖身上的煤灰。
车上用餐与小贩
民国火车设有餐车，食品则大都是西餐。1924年周作人坐火车从北京到济南，他写道：“火车里吃的是大菜”。“大菜”就是西餐。翻看民国铁路餐车，大都是西餐,如三文鱼、沙丁鱼、牛扒、猪排、咖喱鸡饭、番茄鸡丝饭等等;酒水也是西式的，如威士忌、白兰地、啤酒、苏打水、柠檬汁等。张恨水的小说《沪平通车》里，主人公胡子云在火车上偶遇一位独行美女，对其大献殷勤，请人家到餐车吃饭。结果拿过菜单来，一个字都不认识，大煞风景。
小贩是民国铁路线上的一个独特风景。著名作家柯灵写道，每当火车停站时，“小贩紧抓住这短促的机会，托起木盘，扬起喉咙，反复高喊夸耀食品的警句，殷勤向旅客兜售，让他们在寂寞的旅途中间，尝一点异乡风味，同时听一点异乡的叫卖声。”在作家的笔下，小贩已经成了漫漫旅途中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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