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洛夫还价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168次 “假若克雷洛夫不慎丢了房子的钥匙，那就必须赔偿房东15000卢布。”克雷洛夫看着这张契约，一言不发。看完后他拿出笔，在“15000”后面添加上两个“0”。
“怎么，150万卢布？你确定这样写？”房东的语气里带着赤裸裸的惊喜。
“是的。”克雷洛夫平心静气地回答，“这样，对你来说要好得多，你可以得到更多的赔偿金。而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多也好，少也好，反正都是赔不起。”
房东傻了眼，刚才的高兴劲儿一扫而空，但他马上缓过了神，急切地说道：
“还是少点好，少点好啊，这样你就能赔得起了！”
随后，房东拿过克雷洛夫手中的契约和笔，把“15”后面所有的“0”都划去了。
回去，是为了过去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85次 胡适第一次从美国回国，一到故乡，母亲就对他说：“你种的毛竹现在已经成林了。你去菜园看看。”
胡适说：“妈，我没有种过竹，菜园里哪有我种的竹？”
母亲说：“你去看。”
胡适进了菜园一看，果然长满了毛竹，总有成千根了。
母亲后来告诉他，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房族里的春富叔用棒柱挑着一大捆竹子走过，他看见胡适站在路旁，便递了一根竹给他，说是给他做烟管。
胡适拿了竹子回家对母亲说：“春富叔给我做烟管，我又不会吸烟，把它种在花坛里吧。”
漫漫十多年，那根竹子在花坛里生长得很快，发旺起来，花坛太小了，母亲就叫人把它移到菜园里去，真的旺满了菜园，还向别人的园子里发展了去，连胡适自己都记不起、认不出了！
国不破，故乡才是故乡，可以随时回去追寻旧梦，讨个意外的惊喜。
1万块钱一碗的牛肉面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84次 到田村不能错过的一件事，就是去吃牛肉面。我在台湾吃过几十种牛肉面，但是最有意思、最有话题性的，要数“牛爸爸牛肉面”这一家。
这家店位于忠孝东路（现位于权东路），已经有24年的历史，面馆不大，经营面积也就100多平方米，除了两张桌子较大以外，其余几乎都是四人台。地面很干净，四壁也很干净，墙上挂满了各种剪报，当然都是报道面馆的，其中还包括面馆在某年荣获台北牛肉面大赛第一的报道。
据说，老板王聪源曾经问光临本店的那些VIP食客——其中有台湾本地的名人，有米其林三星餐厅的大厨，还有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你们愿意为本店最好的牛肉面掏多少钱？最普遍的回答是：1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026元）一碗。
如今，许多美食迷都已经知道，这家只有40个座位的小餐馆供应着世界上最昂贵的牛肉面。牛爸爸餐馆还有一种比较便宜的牛肉面，菜单上的名称是“普通牛肉面”，价钱比较容易承受，只是200新台币（约合人民币40。5元）一碗。不过，几乎每一天，都会有客人向王聪源预订最昂贵的牛肉面。
牛爸爸花了15年时间来改进牛肉面的配方，其中包括120克面条、5块4英寸见方的牛肉和一块牛筋，当然，还包括一碗汤。
牛爸爸的一碗面比一顿六道菜的正餐还要贵，原因何在？他家的牛肉来自4个国家：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巴西（巴西提供的是牛筋）。主厨会把每一块牛肉切成牛肉与牛筋连接方式最吻合的特定形状。举例来说，日本牛肉切之前要稍微冻一下，以便切出比较整齐的形状；澳大利亚牛肉则要先炖好，然后从骨头上剔下来。
牛爸爸的顾客定位也经过了几个时期。最初只有夫妇两人，几张桌子，凭着一份执着，做出味道不比别人差、价格比别家稍微便宜的牛肉面。结果宾客盈门，桌子越加越多。这样到了第五、第六年的时候老板开始茫然了，他一天到晚在忙，店内总是人声鼎沸，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难道就这样做下去吗？于是老板开始琢磨如何改变，最后他决定要做世界上最好的牛肉面。从牛肉的选择到烹制手法，再到烹制的餐具，一切都在不停地改进。
在此过程中，牛爸爸又发现，如果做最好的牛肉面，成本会提高，因此不能服务于大量的食客，只能服务少部分的人。在牛肉面馆做到第15年的时候，牛爸爸推出了价格从1000块到1万块一碗的牛肉面，每天服务的顾客数量减少到30至100人，结果却使面馆声名远扬，不断有人慕名而来。
未来，王聪源希望能将“牛爸爸”做成百年老店，将牛肉面事业传给儿子。现在，王聪源的儿子正在大学读食品专业。除了进一步在食品品质上提升外，王聪源也开始做CRM（客户关系管理）。由于客人少，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记录客人的喜好与脾气，希望当客人下次光顾的时候能以最快的方式提供他喜欢的口味。这种模式真是不同一般。
吃着牛爸爸家的面，我在思索，可能正是因为它坚持独特的定位，并且长期坚持下来，才会形成今天的广告效应，同时也促生了经济效益。在我吃面的时候，进来了3个浙江人，他们点了一碗普通牛肉面和一碗最贵的牛肉面，我问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吃。他们说：“就想知道到底贵在哪儿。”正是这种独特性，吸引了很多人来验证这件事情：这1万块钱到底值不值？由于人的好奇心，让小店1万块钱的牛肉面得以卖出去。当然，这样的一碗牛肉面味道也确实不错。
真正高贵的女人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240次 大小姐是旧时对大户人家闺秀的尊称。
郭婉莹就是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创办人家的大小姐，自幼喝牛奶、咖啡，说英语，在伦敦生长，回国就读于基督教会中学、燕京大学。无论是做富商的千金、尊贵的少奶奶，还是在“文革”中家里所有的东西悉数充公，连结婚礼服都不剩下的时候，她都永远不变地保持优雅。
她可以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穿着皮鞋站在菜场里卖咸蛋。当她独自从劳改农场回家，听法院的人来宣读对她冤屈去世的丈夫的判决书时，她平静地听着，不闹也不号啕，泪水只在心中流淌。
在她晚年时，有外国记者问起她在那劳改岁月为何能好好地活下来？她优雅地挺直背：“那些劳动，有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
在她86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外出。她们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女子感到，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严幼韵，第一个将小轿车开进复旦大学校园的校花，嫁给了驻菲律宾马尼拉领事馆的杨总领事。日寇侵华，满目疮痍，杨总领事因拒绝为日军筹集物资，与七名外交官一起被枪杀在异乡的稻田里。
已有三个孩子的严大小姐，偕领事馆另几位遇害人员的遗孀、子女，在小岛上顽强生存。她卖掉了珠宝首饰，在花园里种菜，学会了做酱油与肥皂，学会了养鸡养鸭……唯一没有变卖的是钢琴。晨曦晓露，夕阳西下，她会“叮叮咚咚”敲响琴键。
日本投降后，她携儿带女到了纽约，应聘联合国礼宾司礼宾官。她以流利纯正的英语、优雅大方的气质从几百人中胜出，工作到65岁退休。1958年，严幼韵与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结婚。
在她百岁生日的派对上，她身着宝蓝底、红玫瑰花的旗袍，与孙子翩翩起舞。主持人曹可凡问：“严先生，你穿着高跟鞋累吗？”她嫣然一笑：“我一辈子穿高跟鞋，习惯了。”
大小姐沉静内敛、心若明镜。社会跌宕起伏，尘世间灯红酒绿，大小姐志若磐坚，胸中千沟万壑。
外婆不都属于厨房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170次 名厨和美食家在被问到最爱吃的食物和做菜灵感的时候，常常提到妈妈、奶奶和祖母。总是甚至仅是在厨房忙上忙下的女人们，是构成温暖家庭的一个符号。
但是，外婆可不都属于厨房。
周末到朋友家做客，我向她的外婆打招呼：“你好，我是Ruby的同学BE。”她是一位满头银发、梳着一丝不苟及肩波波头、肌肤晒成浅棕色的优雅女士。她将翘起的脚尖轻轻晃了一下，似笑非笑地向我点一点头：“你好，我叫安娜。”这是第一次有朋友的外婆告诉我她的名字，感觉真的蛮奇怪的。我把同学拖到一边：“我怎么称呼你外婆比较合适？”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怀疑我忽然脑子坏了：“她刚才告诉你了，她叫安娜。”
安娜请我吃饭。一共两个菜：煮速冻蔬菜丁和汉堡包。汉堡包虽然不是从麦当劳买的，但也差不多，是超市买的面包夹着超市买的肉饼。这哪是外婆家的饭？说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背包旅行时吃的东西还差不多。我惊呆了，小伙伴倒是很淡定——她往汉堡包上挤了一大堆番茄酱，猛夸好吃。
饭后，我们喝咖啡聊天。咖啡很讲究，不是速溶的。安娜边煮咖啡边顺手点了烟，说她爱旅游，1996年还跟团去过新疆。她说自己是个作家，写的都是自己波澜起伏的人生。
外婆二号的名字叫Izzy。她是个人见人爱的外婆，年轻时是个护士。因为喜欢滑雪和徒步，退休后她在滑雪场附近打理一家小旅社。她非常利落，爱照顾人，常常穿一条发白的牛仔裤，走路带风。
Izzy每天早上起来，看看天气预报，保养滑雪和徒步的鞋子、器材，和旅社的人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喝酒看电视。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但她有一个男朋友，是个比她小两岁的南美人。这个南美人旅行到这里，为了她留下已经两年。
这天来了十几个滑雪的中学生，Izzy给他们包餐。我和同学给她打下手。桌子上摆着几个番茄、洋葱之类的蔬菜，其他全是罐头。小到500毫升的高汤罐头，大到4升装的黄桃罐头，从头到尾都是罐头。
学生们的主食是米饭。这种米饭非常可怕，将煮好的饭装在一个透明包装袋里，在微波炉里转一分钟就能吃，味道像是喷了米饭味香水的塑料粒。菜是牛肉末炖豆子，洋葱和牛肉末炒炒，再加上豆子罐头、高汤罐头、番茄罐头煮成。
孩子们吃得非常开心，连说太好吃了，连饭后的黄桃罐头淋蛋奶酱罐头都被吃得干干净净。
有了几次经验，我还是不死心。新西兰肯定也有隐藏得很深的厨神外婆！我不厌其烦地与朋友的外婆搭讪，除了罐头菜，终于得到了一份烤土豆、煮土豆、土豆泥、炖土豆的菜谱。我终于明白，好多好多的新西兰外婆，分给厨房的时间很少。
这些外婆不是符号，我记得她们每个人的名字。在母亲和外婆之外，她们是女人、旅行爱好者、爱猫的人、登山家、中国功夫迷……虽然她们做的菜不好吃，但我还是很爱这些外婆。
没有身份证的大国治理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190次 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从来没有发过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三个证件不同程度地起到了身份证的作用：一是驾驶证，二是护照，三是社会安全卡。
罗斯福新政期间，他为了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提出为每一个有工作的人员建立一个社会安全账号。设想一出，立刻遭到了强烈反对。最后，罗斯福向国会妥协并保证：这个号码仅仅用于社会保险，一定不会用于身份标识的领域，并且会被保密。这个提案最终在国会通过。
严格地说，社会安全卡还算不上统一的身份证件。因为它只记录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照片等基本信息都没有，公民也不需要随身携带，该号码被明确规定为个人隐私。1974年的《隐私法》，甚至还有专门的条文写明：“要控制社会安全号对个人隐私造成的威胁。”
因为没有统一的身份证，美国各种信息系统中用来标识、区分公民个体的方法五花八门，最核心的方法还是人的姓名。但不同的人可以拥有相同的名字，还容易出现拼写错误。毫无疑问，按照姓名来查询个体信息的方法，检索效率和准确率都很低。当把不同系统的数据库连接、整合到一起的时候，要确定“谁”是“谁”，就变得非常困难。
美国法律认为“户口登记”可能侵犯隐私，因此没有明确的户口制度，只进行公民出生、死亡登记，并不实行如同中国、日本以及泰国等国家那样的“户口登记”制度。在美国，各州登记制度具体执行并不相同，但这不影响这些资料成为证明个人身份最准确、最原始的资料。人口出生、死亡资料由医院等机构报往州政府，并存入计算机系统中，以供备案和查询。出生登记的材料都会被有关部门存入电脑系统，成为证明个人身份最准确和最具法律效力的原始材料，随时可以在各地查找和调用。
我们国家没有采用社会安全号制度来管理公民，而是采用了身份证制度，16岁以上的公民都要办理身份证，而且出行要随身携带，很多地方都需要你填写身份证号码。因为存在同时出生的情况，所以第一代身份证号相同的人很多，也因为身份证会暴露个人年龄、地址等个人隐私，与税收、收入，等等也没有挂钩，还容易做假身份证。第二代身份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有改进。
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制度有很多好处。简单地说：一是没有重号，一人一个；二是便于配套管理，如与收入、保险、缴税、医疗、开户等联系起来，可以在社会安全号下建立很多链接，可以预防腐败；三是没有地域限制，没有城乡、大中城市差别，去哪里工作、生活、学习都是一样的，不像北京那样，限制外地人购房、购车、高考。
与身份证制度比较，采用社会安全号管理的优点显而易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不论是在哪里生哪里长哪里工作，都是一样的社会待遇，没有农民、工人、学生、干部之间的区别，更没有城乡间的歧视，公共资源为大家共享。
西方国家的反腐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68次 西方人怎么制止公款大吃大喝呢？前几年，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一项口头决议，说从此我们得整顿参议员和说客及游说集团的吃饭问题，吃饭得自己掏钱。甭管谁，只要跟游说公司吃顿饭，15天之内你得自己到网上登记说明，包括跟谁吃的、在哪里吃的、吃的什么、价格是多少、点了什么菜，等等。有人会想，美国参议院的一项口头决议就管用？真的就管用。因为只要这些信息是公开联网，并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名下可追溯，这个方法就管用。
这些参议员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吃哪一顿饭这种小破事撒一个小谎就被废掉了。比如说明上明明写着你是跟这个人在一起吃饭，过几天老百姓发现，那天在另外一个州看到这个人了，那么是你在撒谎，这一追溯起来，马上就查出来了。这就叫基础制度，它是保证其他制度在上面运行的基本操作系统。如果没有这样的操作系统，所谓的反腐，所谓的制止大吃大喝，所谓的查抄地沟油，所有这些问题无论用多么强大的严刑峻法，都不能彻底根治。
传统社会的反腐，其实就是受制于此。明代初年朱元璋惩治贪污腐败多厉害啊，贪污十两银子直接剥皮揎草。什么叫剥皮揎草？就是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塞满草，吊在公堂之上，下一任县官上任的时候，旁边就是他的前任。意思是：你看见了吗？贪污十两银子，你的皮下次就挂在这儿了。但即使这样都没有用。所以，朱元璋晚年几乎是喘着粗气写了一句话：这些贪官啊，朕一生都在杀他们，杀得朕都累了，他们还是不改啊。
反腐这件事情是在跟人性做斗争，而人性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信息公开。我们生活在一个信用制度的环境下。
当然，你可能也会说，这个东西治当官的是一方面，那我们老百姓是不是也被制住了？
我们回到一本小说吧，这本小说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叫《1984》，作者是乔治·奥威尔。他就构想了未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老大哥”的组织，通过一个叫“电目”的东西天天盯着我们。小说写道：“电目”在我们身边，任何一个房间里都有，“老大哥”天天通过“电目”看着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自由。
时光荏苒，60多年过去了，如今，在乔治·奥威尔故居周围450米的地方，安装了几十个摄像头，当年他设想的“电目”实现了。可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变得更自由还是更专制了呢？当拥有了电子眼之后，当所有人的信息都能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集纳和曝光的时候，到底是“老大哥”们更难受，还是我们老百姓更难受呢？琢磨琢磨这个，你就知道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这样的公共机制，对我们是福是祸。
“致命”的友谊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87次 12年前的那个夜晚，他在天空，他在地面，互相朝对方发起致命攻击。12年后，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流下了理解与感动的泪水。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但是只要一出城，马上就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在塞尔维亚乡村，还像多年前一样，随处可见沿着鹅卵石路向前踏行的骡马，以及带着自种果蔬去市场出售的农民。
2011年，我来到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斯克里诺瓦克镇，为的是拜访一位名叫左尔坦·丹尼的面包师。左尔坦的面包店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旧建筑，和他从小居住的房子相邻。一进面包店，我就看到了左尔坦，他戴着面包师帽子，系着围裙，身上沾满面粉，正在一张大桌子上擀面。他面带笑容地走向我，我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也向我还礼，然后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仿佛久别重逢的兄弟。可12年前，我们都曾试图杀死对方。
12年前，我作为美军飞行员，在科索沃战争开始的第一周，驾驶一架F-117隐形战机参加了空袭。那是1999年，我的任务是深入敌方战区，轰炸敌方最坚固、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几个军事目标。那是一次可怕的行动，我竭力想象我的目标都只是些钢铁和水泥，忽略人的痕迹。
执行任务的头三个夜晚，一切顺利，我的目标全部被命中。第四天夜里，我要轰炸的是塞尔维亚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飞行途中，我的飞机始终受着热寻导弹、雷达制导导弹和高射炮的威胁，真可谓进了龙潭虎穴。隐形技术并不能让飞机完全隐藏起来，只能让它的隐蔽性更强一些。即将飞入塞尔维亚领空时，我关了灯，收回天线，关了无线电和收发器——关闭了所有会暴露飞机位置的能发出或接收信号的装置。就要越过边境了，我抱着一线希望等待着能听到一声呼叫：“解除任务，你可以返回基地。”但我始终没收到这句无线电呼叫。
我飞进塞尔维亚，击中了目标，开始掉转机头，准备飞回位于意大利的空军基地。就在此时，两枚萨姆-3防空导弹朝我的方向飞来，直到导弹穿过了云层，我才发现它们。
导弹的飞行速度是音速的3倍，我根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枚导弹飞过来时，我闭上眼睛，等待着爆炸的冲击力。我知道爆炸会产生一个大火球，闭上眼是为了防止被火焰灼瞎。我感觉到第一枚导弹在飞机右侧一掠而过，机身随之晃了一下。随即，第二枚导弹击中了我的飞机。爆炸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力，一团巨大的闪光伴随着热浪裹住飞机，飞机左翼被炸掉，机身打了一个滚。我的身体从座位上飞起来，那一刻，我想这次是真的完了！
1。5秒后，我拉动弹射手柄并打开了降落伞，然后一边落向地面，一边看着我的那架隐形战机坠毁在一片农田里。我的落地之处离那里有一英里远，塞尔维亚士兵立刻拥向农田搜寻我。我藏在一条灌溉渠里，最近的时候他们离我只有几百米远。我在那里隐藏了8个小时，直到一架美国直升机赶到将我救出。
在等待被救援的漫长时间里，我的脑子始终想着那个在地面操纵导弹把我打下来的塞尔维亚军人。我非常想站在他面前，向他说一句：“谢谢你没炸死我。”
12年过去了，我终于有机会亲口对他说出这句话。2006年退役后，我和家人搬到新罕布什尔州，我作为平民在那里的空军基地工作。一天，我收到了来自塞尔维亚纪录片电影制片人泽利克·米尔科维奇的一封电子邮件，问我是否愿意重回一次塞尔维亚，和当年用导弹打下我的人左尔坦·丹尼见个面。
我当然愿意，并且打定主意，不是作为对手，而是作为朋友和左尔坦见面。我由衷地想要与左尔坦化敌为友，但我不确定的是，我上一次去塞尔维亚，是为了向那里投炸弹，如今我再去，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左尔坦从塞尔维亚军队中退役，学习了酥点制作技术。制作酥点用的薄面片很不好擀，可看着左尔坦的动作，擀面片也仿佛成了一种艺术。只见他把揉好的一团面摊在桌子上，擀了几下，然后将面抛起来，让其翻转再平摊在桌子上，再擀几下，一块纸一样薄的面片就做好了。
接着，左尔坦给了我一条围裙和一顶厨师帽，让我试试和他一起干。我在揉面和擀面时做得倒还不错，可是抛面时就露怯了，老是把面扯坏。那天我糟蹋了不少面粉，好在左尔坦并不介意，一直安慰我。干活时，我看见他的脸上沾上了面粉，想都没想，就伸出手把它擦了下来。
学完厨艺，我告诉左尔坦，我想看看当年藏身的那块农田。左尔坦开车，泽利克的摄制组跟在我们身后。我很幸运，不仅找到了曾经藏身8小时的那条灌溉渠，还见到了在地里干活的几位农民。我心里所有怕被当作敌人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们把我也当成了一位英雄。我驾驶的隐形战机曾经坠落在这里，让这个地方从此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