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张欠条的诚信实验时间:2014-06-28 作者:未详 点击:159次 这是刘美松做过的最疯狂的事：一个人，不带一分钱，开车上路，用100天时间周游全国。要用钱怎么办？打欠条。
100天里，他北至漠河，南至三亚天涯海角，东抵山海关，西经嘉峪关，足迹遍布31个省（市、自治区），总行程28510公里，共打下欠条222张，金额约5万元。他说：“我愿意用我所谓的冒险之旅，来证明我们的社会诚信仍在。”
支持，但很难相信你
“您好，打扰您，我是刘美松，深圳来的，正在做一项个人活动，叫一人一车，身无分文，100天游遍中国。我想通过不带一分钱走遍中国的形式，呼吁全社会关注诚信，尊重诚信。今天到了您这里，您看能不能给我加些油。当然这油不是白加，我会给您打一张欠条，上面有我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博客网址等，三天后我就把钱打到您的账上。不知道您是否能够支持我？”
“恕我无能为力，我们这里不允许打欠条。”
“这个欠条不是要打给公司，您看您个人或别的员工愿意支持我的话……”
“还是恕我爱莫能助。”
“既然您不能支持我，也无所谓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你做的事情我表示支持，但我还是很难相信你。”
刘美松今年45岁，脸微圆，三七分的头发浓密，皮肤白净，笑起来很和善。在深圳，他是个诗人，也是一个印刷商人。
决定做这个诚信实验完全出于偶然。一次，他一身短衣短裤的休闲打扮从家里去印刷厂，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自己分文未带。经过收费站时，他讲明了情况，并承诺回程的时候把钱补上，没想到，对方很开通地放行了。
这次“突发事件”给了刘美松灵感，他说：“我忽然想到，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互相怀疑、互不信任，有了这次成功，是不是可以试试不带一分钱走遍全国呢？”回忆起当时的想法，刘美松仍然一脸兴奋。
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实验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还有如何让陌生人相信自己——“全社会的观念都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而我还要向陌生人借钱。”
为了表示诚意，他特意设计了自己的欠条：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卡片上，他把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祖籍、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印在右侧。
为了不让借钱给他的人等太久，刘美松计划，每天将借钱给他的人的信息发给在深圳的妻子，由妻子在三天后代他偿还。
几件衣服，一车方便面，几百张特制欠条，刘美松就这样出发了。
尝试
佛开高速的共和收费站，是刘美松遇到的第一个收费站。见到距离两公里的标牌时，他就开始准备录音工具，自言自语地为自己打气，并反复练习开场白。
要求打欠条过收费站，既是刘美松此行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收费站第一次遇到的情况。在岗工作人员找来值班班长，班长又给上级领导打电话，最后都是“不能支持”。
沟通过程中，一直有个穿治安工作服的小伙子站在旁边看着。大概是因为听刘美松说自己在陕西出生，或者仅仅是看刘美松比较面善，这个小伙子最终出来打了圆场：“我替你交过路费吧。”他帮刘美松交了115元钱，并签下了编号001的欠条。刘美松看了下时间，沟通过程耗时46分钟。
从内蒙古去往山西的路上，一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和刘美松“较上了劲”，不单扣了他的身份证和驾驶证，还狠狠地“教育”了他：“你这活动有意义吗？不过就是给马路增添废气。社会问题多了去了，你能解决得了？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不信任的环境中，这是事实，你就得承认这个事实。我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没有钱，什么都别谈，不可能放过你！”
刘美松脸上挂不住，转头出门。但天色将晚，行程总还要走下去，无奈，他又去找收费站的其他工作人员。几乎每个人都不愿承担后果，拒绝、“教育”之后，再把他推给另外一个人。大概是实在拿刘美松没有办法，终于，第四个工作人员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欠条，又要求他留下了QQ号、博客地址，终于放行。
即便过程如此，也算是顺利的。有的人几乎连话都不听他说，就直接把他赶了出来；有的人反复听了他的计划，还是半是狐疑半是嘲笑地告诉他“我不信”；还有的人直接冲他摆手，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位加油站站长直接告诉他：“不是我不愿意相信你，是我上的当太多了。”
这也是刘美松沿途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因为太多人根本不拿诚信当回事，透支了太多好心人的信任，所以导致这种不论真假，一律以假的来对待的心态。”
一场有关人心的赌博
刘美松将这次旅程看成是一场关于人心的赌博。他还设定了一个“三不”原则：不乞讨，不打工，不多要一分钱。
因此，有时借钱的人好意地多给他一点，他也拒绝了。为了保持活动的纯粹性，他拒绝了企业的冠名赞助，以及大部分媒体的采访。100天内，他一共经过163个收费站，挑战了156个加油站、53个酒店，成功率大约在30%。
创造沟通纪录的是山海关，从晚上8点到11点半，3个半小时里，无论是国有酒店，还是私人小店，总共11家店全都拒绝了他。刘美松最终把车子停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停车场里，第一次打开了他的睡袋，准备就在车里过夜了。
可刚睡下不久，就有保安来敲车窗，告诉他领导同意了，邀请他回酒店住。
刘美松说，针对他的“人心赌博”，大多数人其实也是以“赌博”的心态来回应的。比如，在重庆一家加油站，他本来需要加价值280元的汽油，游说半日，加油站的人最后同意给他加100元钱的油。
陕西一位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证实了这种想法：“既然他要挑战，我也想赌一把，看看他究竟是不是真能做到诚信。”他说，他同意刘美松打了110元欠条后，特意把自己银行卡的余额清空，专等汇款信息。三天后，他收到了汇款通知短信。“收到还款，感觉很欣慰……他做到了诚信，让我觉得没白信他一次。”
结果与金钱无关
频繁被拒绝，刘美松一度灰心丧气，甚至对沟通产生了畏惧，每当需要打欠条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心慌，手心冒汗。但也有被陌生人接受的感动，被信任的惊喜，以及许多意料不到的故事。
翻越唐古拉山时，一个私营加油站的姑娘仔细听了他的计划后，面带犹豫地为刘美松加了87元的汽油。刘美松最初以为这个姑娘是不太相信他，又不好意思拒绝；后来才发现，她的犹豫只是因为她身上没带钱。签下欠条后，一个小伙子给她送来了钱，刘美松看到，都是十块、二十块的，还夹杂着很多一块的零票。
在东北拉哈收费站，刘美松认识了站长霍良波。这个小眼睛、方头方脸的东北汉子，听了刘美松的想法后，二话没说就放他通行了。回程时，刘美松第二次经过这里，霍良波邀他一起坐坐。闲聊中刘美松得知，霍良波和大庆高速口一位曾帮他交过路费的警察，竟然是亲兄弟。哥俩分别从刘美松的博客中看到对方的照片，才发现，他们竟然帮了同一个人。
在川藏公路上，刘美松遇到一对车子抛锚的准新人，他热情地搭载了二人。这对新人后来在重庆举办婚礼时，特地邀请刘美松去做了证婚人。
刘美松说：“欠条欠的是金钱，但其实更多的是人情、信任和友谊。有些事情，以金钱开始，但结果却与金钱无关。”
不过，刘美松说，他没有勇气再尝试一次了。
爷爷讲的故事时间:2014-06-28 作者:未详 点击:91次 恕我总想攀高枝拿莫言说事，但因为实在太巧了，不得不说，不得不攀。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讲故事的人》中讲了许多故事，妈妈的故事、姑姑的故事、单干户“蓝脸”的故事、同学没哭的故事和自己告状的故事……最后讲的是他爷爷给他讲的故事：为逃避一场暴风雨，外出打工的八个泥瓦匠躲进一座破庙。雷声一阵紧似一阵在庙外炸响，火球一个接一个在门外滚动，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其中一个人开口说：“我们八人中，必有一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谁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既然没人出去，那么就让我们朝门口扔草帽，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谁就必须出去接受惩罚。”大家照做了，结果，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刮出门去，于是大家把不愿意出去的他扔出了庙门。而就在那一瞬间，破庙轰然倒塌。不用说，庙里的七个人死了，活下来的只有那个被扔出庙的人。
读完莫言爷爷给莫言讲的这个故事，我倏然记起我爷爷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一条船在湖上航行时，突然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船剧烈地上下颠簸，左右摇晃，眼看就要沉没。众人惊慌失措之际，但见湖心出现一把壶、一只手、一个盅——壶、手、盅。于是船老大高声喊道：“船上有叫胡守忠的吗？”有人应道：“我叫胡守忠。”船老大指着湖心的壶、手、盅说：“天意如此，莫怪我等无情。”说罢让大家把胡守忠扔下水去。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大浪打上船来，船整个翻了。不用说，除了胡守忠，船上其他人全部葬身湖底。
显然，除了人物和背景，两个故事的情节和主题如出一辙，就好像两位爷爷商量过似的。莫言听他爷爷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时候大约刚上初一。上初一的我也听明白了：满船人里边，只有胡守忠一个好人，其他人全是坏蛋——天要惩罚的肯定是坏蛋。所以自己要当好人，不当坏蛋，并且要跟坏蛋做斗争！
此后不到一年，“文革”风暴刮来了。又过两年，我初中“毕业”回乡了，作为回乡知青在务农过程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的第一堂课就是参加生产队贫下中农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大会。长长的大筒屋子，南北两铺大炕，贫下中农盘腿坐在炕上，爷爷对着一个大电灯泡站在地中央，胸前挂一块木板，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毛笔字“打倒地主还乡团团长林忠显”，名字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政治队长宣布批斗大会开始，贫协主任开第一炮。有人按爷爷的头，叫他低头认罪。爷爷不肯低，按一下，挺一下；挺一下，按一下。这么着，住在我家后院的一个县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忽然举起拳头高呼，要打倒我爷爷，大家就跟着喊。我躲在大人背后，没举拳，也没喊。大家一连喊了三四遍，最后喊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由得，我想起爷爷讲的那个故事——大家要把一个人扔下水了，船要翻了不成？
爷爷当然不是“地主还乡团团长”，后来事情不了了之，爷爷除了被勒令去公社所在的小镇扫了一冬天雪，倒也没受更多的惩罚，但这件事对自尊心极强的爷爷造成了不一般的伤害。据我所知，爷爷至死都没饶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批斗过他并且欺负他的孙子，甚至不让他的孙子吹笛子的贫协主任，一个是带头喊打倒他的后院那个高中生。“前后院住着，平时一口一个林大爷，怎么就忽然喊打倒我了呢？喊得出口吗？小子忒不像话！”这意味着，于1993年去世的爷爷至死都没能理解“文革”。
话说回来，莫言的爷爷和我的爷爷对作为孙子的他和我讲这个故事倒也罢了，其用意也不难明白。可莫言为什么要在瑞典文学院那么庄严郑重的场合中讲这个故事呢？就个人而言，无论如何他都不是被扔出去的人——尽管得奖后“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相反，他是被选中穿上燕尾服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故事都是隐喻。那么，莫言借此隐喻什么呢？人性的弱点？多数人的暴政或集体无意识？天理昭昭、天意的公正？抑或以公正、公众的名义排除异己的结果？有一点可以断定，莫言作为讲故事和会讲故事的人，在那样的场合是不会随便讲故事的。
毁书记时间:2014-06-28 作者:未详 点击:165次 家有藏书的人，最怕有人借书，可借书的人还总有。多年前去朋友家，看到书架上摆了个牌子，写着：“图书概不外借，免开尊口。”茅塞顿开。后来自己也就做了个一样的牌子，放在书架上，但就这样也拦不住人借书。有时候想约人来家吃饭，电话那头说：“行，正好到你家借几本书看。”放下电话，立刻就收了请客的心。别人对此不理解：书才多少钱啊？可我就是舍不得，怎么办吧！
终于有一次，让人把书借走了，两三年没还，我也不好意思开口催。后来终于还了，却不是以前借的那几本。原来这一位习惯借书看，东家借几本，西家借几本，最后记串了，张三的书还给李四，李四的书又给了王五，全不是那么回事。再去追也没戏了，那几本书现在买都买不到，我心疼坏了。这算是毁书的一种吧。
后来看书，发现我远远不是最悲催的那一位。清末有位大学问家杨守敬，才是被坑得最惨的。这位老先生费了很大的劲，弄到本宋版的《大观本草》，孤本啊，视若珍宝。这事让个熟人知道了，这哥们叫柯逢时，是个官员。他跑来和杨守敬商量：“我帮你把这书高价卖了吧。不过，你得先借我看一眼，就一个晚上，明天早晨一定还。”
杨守敬实在拗不过，还是借了。柯逢时这边可是早准备好了，全府上上下下，书吏们全都备着笔墨纸砚，书一到，一人一本，开抄。到了天亮，全部抄完。柯逢时还书的时候说：“您这个不是孤本啊，我见过坊间的刻本。”果然，没过多长时间，这书就到处有卖的了。
知道事情真相后，杨守敬气坏了，立刻把家搬得远远的，终身与柯逢时再无来往。周边人说，老杨这辈子，就上过柯逢时一个大当。
还有抢着借书的，以致借得兄弟翻了脸。
南宋，宋宁宗开科试宏博之士，徐凤和刘淡然这哥俩去应试。徐凤判断，考题很可能和《山河两界历》这本书有关。这本书谁有呢？徐凤知道，有个叫鲍明的官员那里有，而鲍明又是刘淡然的老乡。于是，就撺掇刘淡然去借书。
书是借来了，可刘淡然生了私心，根本不提这茬儿，一个人偷着看。徐凤等来等去没消息，还以为没借到呢，硬着头皮直接去找鲍明，鲍明说：“那书就一个草本，已经被小刘借走好多天了啊。”
徐凤能不生气吗？考试的时候，试题果真和他判断的一样。徐凤答完题，接着写道：“论述这个问题的还有本书——《山河两界历》，但那本书不是正史，不能拿来做论据。”瞧，不是我没看过，而是我没看上。
考官先看的是刘淡然的卷子，里面大量引用《山河两界历》的内容，心里嘀咕，还有这么本书吗？等看到徐凤的卷子，瞧见这句话，恍然大悟，又找回刘淡然的卷子，批道：“不必全用《山河两界历》，显得啰唆。”最后，哥俩全没考上，两败俱伤。
看看，借书借出毛病来了，还毁前途、伤感情。
前几天在网上的旧书论坛闲逛，看到有人发帖子，说某某大学某教授去世了，没两三个月，市面上就出现了大量他的藏书，不由得心生感慨。留那么多书，可惜子孙不识货，不珍惜。
书和人是有缘分的，缘分尽了，借也好，卖也好，就会离开主人，去寻找新的主人了。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它们还在，还在被后来的人喜欢。
毁书毁得最干脆、最彻底的，就是烧书。
元朝有位藏书家，叫庄蓼塘，家住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这位庄先生当过南宋的秘书小史，家中藏书万卷，而且有大量手抄本。经史子集、稗官小说、山经地志，无所不包，光书目就分了十门。庄先生去世后，子孙没把书当回事，虫蛀鼠啮、邻居盗窃、出售换酒……毁伤散落甚多。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元朝要开修宋辽金史，派官员到处搜罗民间图书。谁献上本好书，还给官职。江南藏书大家，庄先生算一个，朝廷知道这事，立刻派官员前来取书。
庄家的反应是什么呢？害怕藏书里有朝廷忌讳的文字，干犯禁条，抢先把书全给烧了。
等到朝廷官员到来，从余烬里只抢出来点残本，装了车，带着庄先生的孙子，一起进了北京。过了很久，小小庄才“布衣而归”，可见残书已无价值。
看着就让人伤心欲绝。毁什么别毁书，王朔说过：“书招谁惹谁了？”
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时间:2014-06-28 作者:未详 点击:117次 人活着总要对得起这一天三顿饭，而我只会画画和写点东西。
对我来说，写东西是比较快活的，快活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东西。至于画画，我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让我开心。
我的每一张画都是带着遗憾完成的。画完一张画，发现问题了，告诉自己下张要注意，但到了下张画，又有其他遗憾，所以画画是一辈子在遗憾的过程。
常有人说我画风多变，因为我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画风自然不会有太多约束。就如我常讲的，我没有吃过正餐，都是地上捡一点吃一点，东南西北到处跑，到处捡，就形成了自己这么一个形式，也可以叫作风格。
但我对文学是比较认真的。我写文章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检查，有时一小段话要改好几遍。我胆子小，因为这里的前辈很多，不能不小心。过去，我很害怕表叔沈从文先生，他看我的文章一定要改很多，改的甚至比我写的还多。“文革”的时候我帮他烧书、烧稿子，里面有很多丁玲的文字，我发现他改的比丁玲写的还多。
沈从文是个很规矩的老实人，一辈子朴素地生活和工作。他不像我，我是盐，他是棉花，如果历史是雨的话，他将越来越重，而我将越来越轻。我是经不起历史淋浴的，因为我太贪玩而又不太用功。
我的创作源于复杂的生活，这里头有痛苦，有凄凉。快乐不是我的追求，复杂的生活经历才是。快乐是为人生找一条出路，一种观点，一个看法。人生应该谅解，应该快乐。
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的时候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要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胜利者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的传记里有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