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员分头查访，耗时二十天， 除去海外的两个，其他的全部找到了。这些老板提供了大部分舞女的配偶情况，经筛选，发现其中三个舞女的配偶似有跟河下谷清相似的嫌疑！
对三个舞女的调查
这三个舞女的姓名是：时春萍、王巧玲、贾贤珠，她们的情况分别如下——
时春萍，34岁，浙江宁波人氏，原是上海“逍遥厅”舞女，1941年1月与一北方来沪经商的李姓男子在跳舞时相识，不久即坠入情网而正式结婚，生有一子一 女。
侦查员访问“逍遥厅”老板时询问李姓男子的容貌长相，老板说他没有见过此人，只听说是一个个子不高但模样英俊、处世相当机灵的生意人，据说婚后仍旧去 北方经商，只有逢年过节时才回沪跟时春萍同居。
时春萍1948年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就不当舞女了，老板让她在“逍遥厅”帮忙接待接待舞客，拿一份薪水。解放 后“逍遥厅”关门歇业，她去卢湾区的一所小学当校工了。
王巧玲，32岁，浙江象山人氏，15岁来沪学跳舞，从此开始一直到1952年一直是职业舞女，先后在“皆乐堂”、“百乐门”、“群喜厅”待过。
17岁开始 曾和一不明身份的男子同居过两年多，后来该男子抛弃了她。1942年又和另一在跳舞时结识的陈姓男子先同居后结婚，生有一对双胞胎。1954年原“群喜 厅”老板之妻在马路上遇见她时，闲卿中得知她已与陈姓男子离婚。
贾贤珠，34岁，浙江江山人氏，8岁即已来沪，上过初中，曾经拍过电影，一度曾是“新世界舞厅”的台柱子，后来转到“皆乐堂”当了持股舞女，解放前夕又当 了该舞厅领班，1951年“皆乐堂”关门歇业后她改行开了一家烟纸店，后来情况不详。1942年开始与一不明姓氏的神秘男子同居，至1945年初结婚，是 否生育不清楚。
侦查员兵分三路，同时对时春萍、王巧玲、贾贤珠三人进行外围调查，获得以下情况：
时春萍的丈夫李某，来自北方，省份不明，对外称是经营西药生意的，可是邻居孩子曾经看到他身上带着手枪。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某长期居住上海，不再去北方。解放后，李某不知去向。
王巧玲的丈夫陈某，解放前行踪飘忽不定，没有人知道此人是以什么职业谋生的。1953年，王巧玲与其离婚，至今未嫁，陈某不知去向。
贾贤珠的丈夫据说姓曾，籍贯不清楚，此人精通俄语、日语，1945年初与贾举行婚礼时，有多名日本军官出席。解放后，贾贤珠与其分手。可是，贾在去年曾经怀孕，在广慈医院堕胎。
吴一竹对上述情况予以充分考虑后，认为李某、陈某、曾某三人中，以李某最为可疑，于是决定首先对李某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是直接跟时春萍打交道，吴一竹亲自出马，和另外三名侦查员去了卢湾区，通过派出所把时春萍悄悄传唤过来进行询问。 询问是从李某的去向开始的，因为李某的姓名还挂在时春萍的户口本上，与户主的关系是“夫妻”，可是，在派出所民警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居民，因此， 有必要问一问他的去向。询问之下，时春萍流泪了。为什么流泪？因为她说丈夫早在1951年就已经被人民政府捉进去吃官司了。
侦查员暗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派出所怎么没有掌握这一情况？
原来，李某在解放前当过汉奸，在南京汪伪政府任过伪职。尽管他在抗战结束后逃回上海定居，可南京方面还记得他，解放后不久就派人把他抓走了。因为当时没有跟上海警方联系过，所以派出所方面毫不知情。
时春萍随即带侦查员去其住所，拿出了一些李某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写来的信件给侦查员看。吴一竹等人有点懵了，寻思李某如果就是河下谷清的话，前些日子徐永卿 怎么会在上海见到他提着篮子买菜呢？要么这家伙已经越狱逃出来了？这个问题自然得马上弄清楚，于是当即决定去南京当面讯问李某。
当天晚上，吴一竹等人抵达南京，下榻后即与老虎桥监狱联系，要求次日上午去提审李某，监狱方面自无二话。次日，侦查员前往老虎桥监狱，先向监狱方面了解李 某是否越狱过，被否定了。然后又去提审室讯问李某。
李某已经坐在提审室的小板凳上恭候了，吴一竹定睛一看，这人不是河下谷清！因为李某的相貌和徐永卿所说 的河下谷清的相貌没有相像之处。讯问了李某的经历，也跟河下谷清的情况完全不同。
但是，作为办案调查，侦查员还是当场给李某拍摄了各种姿势的照片，包括带 有身高标记尺度的赤足站立照片。返沪后，立刻冲印，将其中一份通过铁路公安急送福州请徐永卿辨认。
徐永卿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当即赶到福州车站，列车一抵达，马上找乘警辨认照片。一看就摇头，然后直接给吴一竹打电话，说这人不是河下谷清。
这样，第一个嫌疑对象就排除了。调查小组随即对第二、第三个嫌疑对象陈某、曾某的妻子王巧玲、贾贤珠同时进行调查。
对于王巧玲的调查比较简单，因为她听说侦查员是来了解她的前夫陈某的情况的，便拿出了1953年办理的离婚证书给侦查员过目，然后说明了情况：陈某原是国 民党中统特务，南京解放后，他决定逃往台湾，原先是准备全家一起过去的，可是因为当时她正患着伤寒病，不能和其他人同船而去，所以陈某就一个人过去了。临 走时说好过一阵来上海接她，可是这一去就没有音讯了。
解放后，王巧玲接受了新社会的教育，意识到丈夫是人民的敌人，于是就决定单方面办理离婚手续。因为对 这方面的政策一时不清楚，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及时给她办理，一直到1953年才办成。在这之前，她已经把跟陈某相关的所有物品全部归拢后交给区公安分局了， 其中有陈某的照片。
于是，侦查员就去公安分局找出了陈某的照片，那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大高个儿，一看便知跟河下谷清完全是两个人。这样，这条线索也就此打住了。
与此同时，对于贾贤珠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贾贤珠不做舞女之后，在一个亲戚开的工厂搞管理工作，后来公私合营时就作为正式员工留了下来，做后勤总务方面的 工作。这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说话声音透着一股甜美。侦查员考虑到，如果直接去单位找她可能会使她感到难堪，所以就请派出所户籍警陪同，在一个雨夜悄然 登门访问。
这一次是吴一竹带了两个侦查员去的，他先向派出所了解贾贤珠那个已经分手的丈夫是否确实姓曾，派出所民警对此表示遗憾，因为贾贤珠是不久前刚从卢湾区打浦 桥那里搬过来居住的，她的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个人，打浦桥派出所转过来的户籍资料上也只有她一个人，因此无从了解。这样，吴一竹就只好当面问贾贤珠了。 贾贤珠见几个民警雨夜突然登门，显得有点吃惊，吴一竹甚至还捕捉到她眼睛里飞掠而过的一丝惊慌，心中不禁一动，难道这真应了“苍天不负苦心人”这句老话 了？这时，贾贤珠已经恢复了镇定，向侦查员说明了她那已经分手的丈夫的简况。虽然是简况，但还是使侦查员的精神为之一振：
那人名叫曾福山，出生于日本福 冈，其父是清朝派赴日本的留学生，留学后就定居在日本，娶了一个日本妻子，生下的儿子有两个名字，中国名字叫曾福山，日本名字叫山田太郎。曾福山17岁来 到中国，在北平读过大学，后来就做生意了。
由于他在日本待了那么些年头，颇有些日本同学和朋友，还有日本妈妈方面的许多亲友，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参加了侵略 中国的罪恶战争，占领上海后，他跟其中一些军人就有了来往，以方便他做生意。这中间曾福山是否参与过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那就不清楚了。
抗战胜利后，曾福山还是留在上海做生意，一直到上海解放，他感到在共产党统治下有点不自由，于是决定去日本定居。因为曾福山具有中国和日本的双重国籍，所 以人民政府也就同意他出境了。当时贾贤珠还在当舞女，要跟曾福山一起去日本，遭到了拒绝，于是跟他大吵了一场，最后愤而离婚。当时也没有办理什么手续，就 找了个律师，写了一份协议书算是离婚了。贾贤珠离婚后，没有再找对象，单身过日子一直到现在。
侦查员听完这一番陈述，正要开口询问贾贤珠是否还保存着曾福山的照片，她自己已经起身从五斗橱里取出一本照相簿给侦查员看了。侦查员一看之下，暗自窃喜：曾福山的外形看上去活脱是一个日本人的样子，而且跟徐永卿所说的河下谷清颇有些相似！
接着，贾贤珠又取出当初律师作为见证人所写的那份离婚协议书给侦查员过目。对于侦查员来说，由于对照片已经有了那份印象，所以离婚协议书的作用自然要打折 扣了。再加上先前进门时贾贤珠所表现出的那一丝没来由的惊慌，侦查员就决定把贾贤珠带往派出所进行进一步审查。临走时，吴一竹把照相簿也带上了。
贾贤珠听说民警要把她带往派出所，颇有些惊慌失措，她跟户籍警有些熟，便用那种娇滴滴的声音可怜巴巴地询问这是为什么。户籍警自然不会告诉她这是怎么回 事，倒是吴一竹和颜悦色地对她说，这是为了弄清楚一桩事情，只要她能够予以配合，她应该是不会牵连进来的，这点请她放心。这样一说，贾贤珠这才稍稍松了一 口气。但接着她又问要不要带东西，显然是指是否会被留置在派出所，吴一竹摇头说不必。
到了派出所，贾贤珠用看上去很老实很配合的那副模样回答着侦查员的提问。侦查员的问题当然是围绕着曾福山展开的，问得很细，她回答得也很详细。这样一直进 行到下半夜三四点钟，侦查员竟然没有找到任何突破口。
这样，就只好把她放走了。不过，那本照相簿没有还给她。吴一竹等人进行了讨论，对于照片的怀疑自是难 以放弃，还有侦查员登门时对方的惊慌神色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于是决定先对照片进行辨认后再说，同时，让户籍警立刻通知居委会治保干部对贾贤珠进行秘密监 控。
几小时后，吴一竹带着一名侦查员登上了开往福州的列车，他们的公文包里放着贾贤珠的那本照相簿。只要徐永卿确认曾福山即是河下谷清，那就立刻电话通知上海方面对贾贤珠重新进行审查。
吴一竹等人经过三十来小时的长途旅行抵达福州时，徐永卿已经在站台上等候了。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徐永卿对侦查员带去的曾福山的照片作了辨认，起初也认为很像河下谷清，但是在对多张不同角度的照片反复进行仔细辨认后，终于摇头：“这不是河下谷清！”
吴一竹失望而返。尽管徐永卿已经作了否定，可是贾贤珠所表现出的那份反常惊慌还是牢牢地留在侦查员的头脑中，吴一竹认为需要往下追查。这样，贾贤珠第二次 被请至派出所 这个漂亮女人不知是否经过了哪个高人指点，在侦查员还没有正式涉及这一话题时，就已经对先前的反常表现作了说明：原来，贾贤珠在跟曾福山分 手后，曾经和一个被人称为“刘小开”的富家子弟厮混过一阵，并且在去年还怀孕打过胎。
本来，她是准备嫁给刘小开的，可是，就在她打胎后，刘小开却卷入了一 桩现行反革命案件被逮捕了。那是大约八九个月前的事情了，当时承办那个案子的警察三天两头来找她调查情况，回答稍有迟疑，就说是“包庇”，使她受惊不小。
如此一段时间后总算平静下来了。于是赶紧搬家，想开始过一种新日子。此番突然见户籍警又领着几个警察登门，心里马上下意识地寻思那件事又来了，当时就露出 了怯相。
贾贤珠这样一说，侦查员自然又得去调查。一打听，刘小开那案件就是市局办理的，现在已经侦查结束，一应材料都已经送往检察院了，刘小开和他的七八个同伙现 关押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到看守所去提审，回答得跟贾贤珠一模一样。吴一竹想想还觉得不踏实，又去广慈医院查看了贾贤珠去年打胎的原始医疗记录，这才确认 无疑。
这样，一番调查就全部泡汤了，全部线索都排除了，调查工作还原到零！
这中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询问过几次，吴一竹感到简直难以向领导交代，但又不得不写一份报告。报告送上去后的第四天，黄赤波局长拨冗召见吴一竹。吴 一竹原以为要挨一番严词批评，因为黄赤波是以严厉出名的，在上海公安系统人称“黄老虎”。但这次却有些意外，黄赤波找他是询问对继续进行调查的想法的。
这次谈话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对下辖的分局、派出所发了一份内部通告，这份通告发出之后，离河下谷清显露真身的日子就不远了。
三位老工人的举报信
上海市公安局所发的这份内部通告的内容就是布置寻查河下谷清其人。这份通告发出后的第四十三天，市公安局就收到了一封寄自上海铁路局的举报信。
这封举报信是一个名叫樊纯方的铁路机务工人写的。樊纯方当时已经五十五六岁了，在铁路系统干了三十多年，上海沦陷时期因技术出色，曾跟着日本工程师前往日 伪外地铁路局提供技术帮助，其中多次去过日伪济南铁路局，在济南所待的时间加起来大约有将近两年。在此期间，樊纯方经常和日伪济南铁路局的一个名叫河下谷 清的职员接触，因为此人所娶的是居住于上海的中国妻子，自称家居上海，所以两人还能够谈谈。
后来，大约在1943年夏天以后，樊纯方再去济南时，就不见河下谷清了，据说是回国了。之后，大约在抗战胜利伊始，樊纯方遇到在济南时结交的铁路系统来上 海的工人师傅，闲聊中方知此人大概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
本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哪知去年樊纯方去虬江路电器旧货市场淘旧货时，无意间看见一个酷似当年河 下谷清的男子在那里开着一家前店后作坊的电器修理铺子。他假装没有认出来，上前借选购旧电器跟对方搭讪，可是交谈下来又觉得似乎与当年的河下谷清有别，主 要是语言不像，眼前的这个人说一口纯熟的上海话，不像当年的河下谷清那样说一口带着明显日本口音的中国北方话。
交谈之下，对方自称姓尤，名志远，上海本地 人，祖籍江苏昆山。这样，樊纯方也就吃不准此人跟当年的河下谷清是不是同一人了，寻思不能乱说人家，否则会给人家带来麻烦的。这件事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这次，樊纯方从在派出所工作的儿子嘴里得知上海市公安局正在查找一个曾在日伪济南铁路局以职员身份待过的日本男子，顿时想起了去年在虬江路遇到过的那个尤志远，便决定写信向公安局反映此事。写信前，樊纯方特地又去了一趟虬江路，看见尤志远还在那里经营着电器铺子。 当时，查找河下谷清下落的调查小组已经解散，只留吴一竹一人负责跟各分局、派出所联络。市局领导收到樊纯方的这封举报信后，次日就转到了吴一竹这里。吴一 竹抑制不住兴奋，当即悄然前往虬江路那家旧电器铺子，观察之下，那个名叫尤志远的老板果然跟徐永卿所说的河下谷清非常相似！
无独有偶，吴一竹刚返回办公室，从杨浦分局又转来一封举报信件。这是一个名叫洪志勇的纺织厂工人师傅写的，他并不知道警方发了内部通报寻查河下谷清一事。 他也是去虬江路旧货市场淘电器旧货时认出那个自称姓尤的电器铺子老板的。
洪志勇跟这位尤老板的交往就比樊纯方浅得多了，据他说，这个尤老板是日本人，身份 不明，抗战时期曾到上海他当时打工的日本老板所开设的袜厂收购织袜机。洪志勇听日本老板说，这是济南来的大山冈先生，从上海搞了织袜机去济南开织袜工厂 的。
可是，洪志勇不相信此人是一个纯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因为一则做派不像商人，二则他亲眼看到这个大山冈腰间佩着手枪。因此，洪志勇认为此人可疑，就给公 安局写了举报信。
接着，第三封举报信件又来了，那是南市区的一个姓黄的印刷工人写的。他是业余电器爱好者，也是去虬江路旧货市场淘电器旧货时发现那个尤老板的。
但他举报的 事情却跟上述二位有所不同，他没有说尤志远是日本人，只是说此人在抗战时期曾来过上海，请他所在的日本人控制的印刷厂印制了一批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控制下 的抗日根据地流通的纸质钞票“北海币”。
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种旨在破坏我抗日根据地金融系统的严重罪行，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向人民政府举报。
这三封举报信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已经解散的调查小组随即恢复，还是由吴一竹担任组长。吴一竹决定对“尤志远”进行秘密监视，同时根据举报信提供的线索赴外地调查这个尤志远的底细。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这个化名“尤志远”、真名河下谷清的日本特务分子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河下谷清的间谍史
河下谷清，1915年出生于日本岛根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8月，日本政府因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而急征兵员，22岁的河下谷清收到了 “战时召集令状”，应召入伍，以陆军上等兵的身份参加了侵华战争。
两年后，河下谷清被上司看中，作为优秀人才选送到北平“北支那派遣军宪兵司令部教习队” 接受宪兵训练，学习中国语文、历史、地理、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国民党史以及执行特殊使命的技能。
1940年夏，河下谷清以全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随即 被选送宪兵队特高课，直接受日军驻济南部队第十二军参谋长兼特务机关长河野悦次郎少将、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山田少佐和宪兵队长葛西寿大尉三人的个别领导，对 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
河下谷清为了忠实执行上司的意图，主动献计，让日军第十二军司令部发布公开布告，宣称他已被开除出日本宪兵队，同时也被开除了军籍。然后，河下谷清就进了 日伪济南铁路局，以普通职员的身份上班。同时，河下谷清又化名大山冈，以经商为掩护从事其秘密活动。从1940年夏至1945年夏，河下谷清主要从事了以 下秘密活动—— 组建“中日反战青年联盟”，诱骗同情中国人民抗日的日本侨民和中国进步青年参加，又以设法与中共联系为名，将这些被蒙在鼓里的青年派往抗日根据地收集情报。当认为其中一些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通知日本宪兵队予以捕杀。
接受日军第十二军指令，前往海阳策反中国国民党少将陈毓堂获得成功，陈毓堂后来率部公开投降日军，前往济南接受伪职，充当汉奸。
开设“亚蒙袜厂”，从专门关押八路军、抗日游击队战俘的“救国训练所”中挑选被认为可能容易“感化”的人员移押袜厂，边劳动边接受“感化教育”。将其中的变节者作为间谍使用，派遣去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大部分坚决不肯变节的人，就被秘密处死。
负责伪造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北海币”数百万元，一部分交日军第十二军军部使用，另一部分由河下谷清负责购买我解放区土产物资，破坏解放区金融。事后，河下谷清通过日本宪兵队将受其诱骗参与此事的中国商人李嘉武秘密处死。
1943年夏，日本军方高层已经意识到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必败，于是开始考虑战争失败后的应变策略，决定选择一批优秀特工作为潜伏人员长期定居中国，以便日 后“东山再起”时发挥作用。鉴于河下谷清上述的这些活动，并且他正好娶了中国老婆，于是决定对其进行进一步训练，使其成为一名适合潜伏的高级特工。
1943年8月中旬，河下谷清突然在其活动数年的济南失踪，返回日本，进入位于东京中野区的日本陆军宪兵学校特工训练班。同期受训的特务学员一共有137 名，接受了谍报、谋略、侦察、柔道、拳术、剑术、国际法、司法学、刑侦学、气象学、摄影技术、电器修理、机械修理等训练。
1944年初夏，河下谷清从日本陆军宪兵学校特工训练班毕业，他深知此次再赴中国，就不可能返回日本了，于是就回了趟岛根县老家，向父母作永久告别。之 后，河下谷清从东京飞赴上海，让他那以舞女为业的中国妻子出面替其向日伪上海特别市第二警察局购买了一张化名“尤志远”的身份证，正式取得了中国国籍，然 后搬迁住址，以中国居民的身份通过正常渠道向日伪上海警方报了户口。
河下谷清将上海事宜安排妥当后，遵照命令前往北平，向日本华北派遣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情报课报到。华北派遣军将河下谷清等特工作为宝贝一般隐藏起来，即使 在形势紧急人手特别短缺的关头，也决不让他们出来活动。
这样，河下谷清等特工一直隐藏到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后，方才接受指令分别前往预定的地区潜 伏。当时，日军高层对于形势的估计竟然是那么乐观，认为三年后他们就能重新以占领者的身份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所以，给河下谷清下达的指令是“潜伏三年， 等候反攻”。
河下谷清于1945年9月3日离开北平，前往上海，开始了他的潜伏特工生涯。河下谷清准备潜伏三年，所以一切都是按照这个时间段来进行的，他手头有着数额 不菲的活动经费，可还是靠自己挣钱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的挣钱方式是炒股票、倒腾金银，为了增加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他甚至掏钱进了英文补习学校补习英 语。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可形势的发展令河下谷清目瞪口呆：不但日本重新侵略中国没有指望，连国民党的统治也眼看要被中国共产党推翻了！河下谷清于是意识到自己 的使命得无限期延长了，凭着他以前对中共的了解，他知道如若在中共统治下靠这三年所进行的歪门邪道是混不长的，于是决定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劳动者”，遂利 用其在特工训练班学得的技能，开了一家专门修理电器的铺子，如此一直维持到1958年。
按照河下谷清原先的想法，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长期潜伏料想不成问题。哪知这时警方已经盯上他了。他最初被正好来上海出差的徐永卿在虹口区三角地菜场 门口发现，纯属偶然： 他并不住在三角地菜场，那里是他岳母的家，那天他是陪同妻子去给岳父祝寿的，因为闹得晚了，就住了下来，次日便去菜场买菜。谁知竟然 就让徐永卿看见了。当然河下谷清自己是不知晓的，所以当后来警方盯上他的时候，他竟然还在乐观地做着重整旗鼓的梦，因为他此时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函， 这封信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封信的来源是这样的：河下谷清时刻关心着日本战后的形势，最初他相信日本情报机关会想到他这个潜伏特工，可是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日本方面根本没有派人 来找过他，于是他怀疑由于政府的改组，情报机关已经失去了相关档案资料。
因此，河下谷清就想主动和日本方面取得联系。1957年，日本民间人士来中国进行 贸易、旅游、探亲访友的开始增多，上海是他们的首选口岸。河下谷清于是非常关注从日本过来的人士，他经常去日本人下榻的饭店、宾馆和活动场所找日本人搭讪。
1958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河下谷清去南京路闲逛时，在一家文具店遇到一个用英语跟营业员对话的日本人，于是便上去搭讪。对方一听河下谷清 的日语，马上对他另眼看待，两人便去咖啡馆喝咖啡聊天。
过了一天，河下谷清又去那个日本人下榻的饭店造访。通过交谈，河下谷清知道这个日本人以前是日本陆军中佐，参加过侵华战争，战后他被占领日本的美军招募进 了情报机关，这次来华并非做生意，而是奉命察看中国目前的情况的。
河下谷清于是便把对方当做自己人，遂将自己的想法及情况作了一番陈述，要求对方回国后向 有关机关报告他的情况，沟通联系。对方也大为高兴，正好向河下谷清打听中国的一些情况，好回去交差。
这个日本前中佐返回后不久，就给河下谷清来信了，说已经向有关机关报告了河下谷清的情况，获得重视云云。河下谷清收到这封信后，自是非常激动。当然他没有料到，这封信竟然在寄达前已经落入上海警方之手，拍摄了上面的内容。
这时，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河下谷清再以原先那种开店铺的方式混下去了，因为当时中国正在搞“大跃进”运动，私营业主大多参加了国营或者集体企业工作。于 是，河下谷清也就准备关闭电器铺子，另外找一份工作。
正好这时有一个机会找上门来了：那是北方一家国营小厂，因为生产技术的关系，其技术人员在赴上海采购 器材时跟河下谷清结识了。河下谷清凭着自己多年折腾电器得出的经验为他们解决过一些技术上的难题，被他们看做是一位高级师傅。
最近，这家小厂和另外几家工 厂合并成一家颇具规模的中型厂，生产的产品中部分是和军工相关的。由于缺乏技术人才，就向全国各地招工。那几个技术人员于是就想到了河下谷清，专程赴沪， 盛情相邀。
这对于河下谷清来说，好比是瞌睡碰上了枕头，自是一拍即合。于是，在一番谈判之后，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河下谷清欣然同意前往北方工作， 担任这家新厂的工程师。
这番谈判，当然没有逃脱上海警方的监控。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当即下令：收网！
1958年8月6日上午，河下谷清告别家人，满心欢喜地登上了开往北方某地的列车。他不知道，与他同车厢的几位看上去也是去外地出差的干部模样的旅客，就 是对其执行逮捕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员。列车驶离上海北站，不多久就抵达了上海市郊的一个小站——安亭。列车进站前，侦查员对河下谷清实施了逮捕，随即 就把他押下火车，上了早已停在安亭车站的吉普车，押回上海。
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向最早揭发河下谷清是日本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的徐永卿书面通报了这一情况。不久，黄赤波局长又乘去南京开会的机会当面向许世友通报了侦查并逮捕河下谷清的一应情况 河下谷清被捕后，最初拒绝交代其罪行，但在我办案人员耐心教育下，最后终于表示认罪。不久，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河下谷清无期徒刑。河下谷清表示服判，放弃上诉。
河下谷清1958年被捕伊始，由于拒绝交代自己的罪行，跟公安机关预审人员整整打了三个多月的交道。在这段时间里，河下谷清从预审人员嘴里偶然得知我公安 机关伸向他的侦查触角是从许世友将军批示的一封函件上开始的。
作为一名抗日战争时期在济南地区活动的日本特工，河下谷清当然知晓当时就已经赫赫有名的八路 军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他还曾经布置手下人秘密收集过许世友的情报，却没有料到自己竟然就栽在这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将军手里，内心不禁感慨万分。
河下谷清在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的上海市监狱服刑。尽管河下谷清被捕前持有中国户籍，但法院认定这是他为执行日本政府的使命而以隐瞒、欺骗手段所获得的，因 此仍旧视其为日本人，便将其囚于专门关押外籍犯的监区进行改造。
河下谷清寻思自己被判的是无期徒刑，每每念及，总觉此生无望，万念俱灰。跟河下谷清一起关 押的是一个也被判了重刑的对于佛教颇有研究的缅甸犯人，见他如此消沉，就劝他跟着他学些佛教知识。
河下谷清实在无所事事，于是就试着开始接触佛教。监狱里 当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佛学方面的书籍，但当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所以还是不禁止平时闲谈时聊聊佛教，河下谷清就在1959年到1966年这几年间跟 着那个缅甸犯人学了些佛教知识。
此后竟然就着了迷似的一头钻了进去，一边学一边悟，最后悟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以及被捕受惩的情况，寻思这真正叫“因果报 应”，也逐渐气顺心平了。
这样，河下谷清在监狱里倒还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劳动。1977年3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裁定书，认定河下谷清在服刑期间能遵守监规， 服从管教，有认罪悔改表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裁定将河下谷清由无期徒刑改判有期徒刑三年。1977年8月 1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次下达刑事裁定书，宣布对河下谷清减去余刑，提前释放。
怀抱感恩之念
河下谷清出狱后，原本应该限期离境返回日本的。但当时他并没有日本护照，从日本的法律来看他还不是日本公民，日本方面会拒绝允许其入境。而且，他的中国籍 妻子还没有跟其离婚，于是，中国公安机关就允许河下谷清暂时居住在上海其妻子处。
当时，河下谷清在国籍问题上有两种选择，一是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加 入中国国籍，取得在上海合法居住的资格；
一是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提出申请，请求恢复日本国籍，返回日本定居。根据日本当时法律的规定，河下谷清的这种因战 争遗留下的情况，可以作为特例处理，其在中国的妻儿如有加入日本国籍意愿的，也可以提出申请。
河下谷清经过一番考虑，又跟妻子儿女进行了充分沟通，最后决定全家都去日本。中国方面尊重河下谷清全家的选择，当即予以批准。
1977年11月12日，河下谷清和他的中国籍妻子及四个子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经过中国监狱的思想改造，河下谷清这时已由一个具有狂热反华思想的侵华日军特务转化为一个热爱和平、笃信佛教的良民。他抵达日本伊始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第 一句话就是：“我——河下谷清庄重宣告：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第二句话是：“我喜爱中国！”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记者目瞪口呆，无机可乘。 河下谷清回国后的遭遇，是他和全家人绝对想不到的，河下谷清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他改恶从善了，所以就善有善报了。他的父母当时均已病殁，留下由当地政府代管着的一些房产。他正动着变卖房产的脑筋时，两件谁也意想不到的大喜事从天而降。
先是东京一家着名律师事务所从媒体获悉河下谷清还活着，并且已返回日本，便派员前来找他，告知说他的一位在欧洲的嫡亲伯父七年前去世时，在遗嘱上为他的弟 弟、河下谷清的父亲留下了120万美元的遗产。
由于当时河下谷清的父母均已过世，这笔遗产根据法律规定就应当属于河下谷清，因不知他的下落，根据法律规定 这笔遗产就一直封存着，现在是到了交还继承人的时候了。惊险的是，如果河下谷清再晚回国三个月，这笔遗产就要被日本政府依法没收了。
这件事刚过去，遗产还没有正式到手的时候，河下谷清那已经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妻子在东京街头看到有买彩票的。当时中国没有彩票一说，她觉得好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了一注。不曾想到，竟然一下子就中了1000万日元！
河下谷清接连发了两大笔对于他来说几近是天文数字的财，高兴过后冷静下来一想，认为这好运的获得归根结底还是缘于二十多年前许世友将军对那封检举函件的重 视和批示。
因为如果许世友将军不批转那封信，他就不会落网，这样，他就不过是一个连自己的祖国也不敢回甚至连说也不敢说的潜伏特务，这一潜伏也许就是一辈 子了。而日本方面肯定认为世上已经没有他这个人了，遗产没收，中头等彩票那就更是没谱的事。
因此，河下谷清认定许世友将军批转的那封信是救了他，给他带来 了好运，他要感谢许世友将军。
河下谷清由此而萌生了给许世友将军写信的念头，但他一说，却遭到了子女们的反对。在中国长大的四个子女认为父亲的想法并无不妥，但是许世友将军其时正处于 指挥针对某国的自卫反击战中，日理万机，写信过去肯定不可能看到，又何必去分将军的心神呢？
倒不如等日后老爸有机会去中国旅游时，看是否有缘能够拜见许世 友将军一次。河下谷清想想也对，于是就压下了这个念头。
河下谷清是特务出身，智商甚高，他花了一年时间熟悉和研究了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后，就开始用他的那些资产进行投资。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腾飞得起泡沫的阶段，河下谷清投资股票、房地产，投资家电产业，投资一样赚一样，不到五年，他的资产已经突破了亿万。
不幸的是，河下谷清不久被发现患上了严重的肾病，治疗一段时间后又转为尿毒症。他是个聪明人，料想自己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便想挣扎着去一趟中国，看看 他的再生之地，看看是否有缘拜见许世友将军一次。
不料，就在这当儿，传来了许世友将军病逝的消息，河下谷清不禁潸然泪下。为表示他对许世友将军的敬意，同 时也是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决定召集全家在医院的花园里举行一个遥祭仪式。
1986年4月，河下谷清平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71岁。 真是曲折！
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