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剖析秘书“权力场”
在人们的印象中,秘书应该是敬业,热情而本分的,如中国著名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张玉凤等,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从不越雷池一步;又如陈布雷,虽然为蒋介石当秘书,但是他也能遵守职业道德,不专权,不弄权;但是,像陈伯达这类人,曾经是毛泽东的秘书,但是他弄权专权,成了林彪,“四人帮”的核心人物,成了历史的罪人;近年来,随着一大批贪官的暴露,一批“腐败秘书”也被公开曝光,如近期著名的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李真,在不长的时间内,一路官运亨通,38岁时就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贪污受贿一千多万元,曾不自量力地叫嚣要当国务院副总理;而陈健,被人称为“端王”身边的“高俅”,他是陈希同的秘书,拉大旗作虎皮,为虎作伥,大肆捞取非法利益.秘书职业和腐败,在今天成了一个敏感问题引人深思.
从官方分开的通报材料来看,在“秘书”这个位置上,自诩“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其能量显然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比数年前几起“秘书腐败案”中的涉案金额有了惊人的增长,而且他有“二书记”之称,以前是他让谁上台谁就能上台,后来是他让谁下台谁就要下台.
而“李真案”更直接的意义在於,它让“中国秘书权力部落”这一权力场中的晦暗现象,以及“秘书弄权”的运作方式和游戏规则被更加广泛地在权力场中发挥作用,被引起全社会的充分注意.
人们发现,在秘书的政治生涯中,38岁的确是个槛,要么仕途扶摇直上,要么就栽了. 陈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的年纪是38岁;而4年后,李真被双规,也是38岁. ”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是,秘书与他上司的政治生命是捆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败俱败. 我们在谈59岁现象是,往往忽视了把这二者相提并论,对照着看,那样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 中国的权力活动在官员与秘书之间表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
陈希同就是秘书出身,而陈的垮台同样牵出了他的秘书陈健. 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来看,代表了公共意志的公共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兩部分,决策权在政府官员,而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亊务工作的角色,充当着执行权的角色,拥有执行权,特别是拥有“传声”权和“传音”权,领导的话和决策,意见等都是通过秘书传达下去. 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实际上,他们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
实质上,目前的体制赋予了秘书兩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於秘书处於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受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 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易为人看见,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是看不见而又确实存在的权力. 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所看好. 与此相对应的是,秘书在行政体制内的人亊选拔越来越公开化. 由於在目前的干部选拔体制下,在少数人中选人,由少数人选人,秘书容易被提升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 於是有更多的秘书善於接近并讨好领导,而领导也更喜欢提拔自己的秘书. 所以,现在不少领导班子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个“圈”那个“圈”,这条“线”那条“线”,这个“帮”那个“帮”的权势分布状况. 有的领导升迁了,调走了,临走前,忘不了要把自己的秘书提拔一下,在原地留下自己的影响延伸自己的权力,人去虎威还在,人走茶不凉;有的甚至还要带上自己的秘书一起去履新职,美其名曰好开展工作. “秘书腐败”的实质,是决策权和执行权亙动亙用的“链式腐败”. 从程维高腐败案看秘书李真的腐败;从1996年的“陈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马案”,“丛福奎案”,“张二江案”等,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间,二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而且领导的腐败往往是由秘书操纵的.
分析这些均有秘书参与其中的腐败要案时,不难发现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既使他们容易得到重用,同时往往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 因为“假借名义,盗用权力”很可能成为“舍卒保帅”的最好借口,这是秘书弄权的“风险”. 不过,由於秘书深知自己权力的来源,即使遇到“风险”,他们也比较心甘情愿地承担,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愁今后没柴烧;只要主子不倒,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秘书在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其实不惟中国,国外也是如此. 因为在政治机器的运行中,政治人物面对的公众是不特定的,工作对象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直接决定要更好地行使公务人员的服务职能,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於秘书这样一个角色. 美国秘书的政治地位同样非常高. 像汉密尔顿?乔丹,没有多少人敢去冒犯这位美国前总统秘书,在白宫人物排列表上,他的名字甚至排在前国务卿万斯和前国防部长布朗的前面. 区别在於,你是作为一种公共权力角色,还是一种个人权力角色?
在权力个人化的过程中,秘书角色也随之“个人化”,公务服务的职能逐渐向生活服务倾斜. 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起步的时候只是北京市财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据説,时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的王宝森起初对其并无好感. 闫振利帮王宝森安装浴盆,买电视机,揽下了王不少的“家务亊”后,逐渐取得了王的信任. 王宝森升至副市时,辞去原秘书,点名要了闫振利. 而陈健被陈希同所赏识,除了因为其“活络的办亊能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健的乒乓球打得不错,在办公厅工作时可以经常陪陈希同打球. 秘书的服务职能一旦向生活领域倾斜,领导选拔秘书的眼光就会发生偏离,而秘书的价值取向也会发生扭曲,其工作的重点不是放在工作上,而是放在领导的生活上.
“政治生活私人化,秘书角色的含义就变得晦暗了. ”如闫振利在任王宝森秘书时,曾以私人名义从海淀区财政局拿走20万元的支票,説“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而市财政局碍於王宝森的面子,不仅没有追究,还给闫暗中圆了账.
从我国干部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衍变. 然而,我国秘书的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社会,领导包括秘书自身都把秘书视做官,而且是更实用的‘官’. 就像李真,即便担任省国税局长时,也没有放弃‘河北第一秘’的角色,而是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
观察众多的“秘书腐败案”,人们不难发现,一个能够成为上级心腹的秘书,必须很好地替上级完成个人权力的扩张和延伸. 也就是説,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的规则,帮助领导疏通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 而秘书的工作方式一般是与对方官员的秘书交往,这使得身处同一官系中的秘书往往私交很深,他们往往结成一张网,形成一个“部落”. 因此,多数情况下,一个集团性腐败案件的背后都会有一个秘书部落. 从这个角度上看,在反腐案件里‘秘书部落’案极具标本价值.
由於“官”,“职”不分,秘书的角色弹性很大,既可非官非职,又可亦官亦职,秘书的权力也就变得虚,实不分,有时看起来很虚,但用起来又很实,有时看起来很实,但细究起来又很虚. 这种职位和权力状况,使得秘书的权力场失去了监控,而且目前也难於监督.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给秘书弄权留出的空白太大了,使擅长弄权的秘书就有了用武之地,而且比起领导来,他们更适合也更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释放能量,滥用权力,从中捞取好处和非法利益.
对权力的监控,目前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对领导的监督实际上同时也要对领导的秘书进行监控和监督,因为领导权力的失控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於对秘书的失控,领导的贪污腐败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秘书来完成的.
在这种失控的秘书权力场中,秘书的作为,政治表现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治色彩. 因此,怎样把失控的秘书权力场加以监控和规范,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上. 因为只有改革,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真正的民主与法治国家,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一切问题,包括秘书问题.
常言道:吃水不忘挖井人. 李真在“吃水”的同时,会否忘记了为他挖井的“伯乐”呢?这些“伯乐”们是否反思自省的交代呢?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干部任免追究制,程维高的用人不查,放纵秘书等,也成为他倒台的原因之一,对李真的贪污腐败负有直接责任.
谁宠幸了“李真”们?又是什么使这种宠幸得以“成就”?“秘书乱政”亊件亊实上已敲响了干部任命的警钟. 干部选拔制异化为一言堂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缺乏民主与考核的公开标准,即使有所谓的考核,往往也只是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即便已“年轻化”,“知识化”了;又当如何呢?贪婪而骄横的李真不正是这种用人制度下的产物吗?
一个既没有政绩,又没有德行的普通干部,仅用了短短六七年时间,就从秘书升到厅级岗位,靠的是个别领导説话而官运亨通. 不少干部直言道:这暴露了我们选拔任用干部和监督管理干部制度的漏洞与薄弱环节:从选当领导干部秘书,到从秘书岗位调任领导实职岗位,是不是都按照党的干部标准,按规定的选拔任用程序,与选用其他人的选拔与提升一视同仁?组织考查是否形同虚设?有没有任人唯亲,以人划线,凭领导个人好恶选人的不正之风?如何限制领导个人的权力,绝不允许一个人説了算,如何让干部的任免真正公开化,让群众对干部的选拔监督真正硬起来,让领导在投票选拔干部时的一票也只能算一票?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急切,认真解决的问题.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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