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2）与“美国之音”的不解之缘
经过文革洗礼的人都知道收听“敌台”是多么严重的罪名。文革将我从上海送到吉林插队落户，从此我与“美国之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上海时也曾听说有人收听“敌台”，中学里我酷爱装收音机，自然会想到自己装一架功率强大的短波收音机，听听“敌台”里到底说些什么东西。我看了无数有关无线电的书，收音机的配置也从最起码的五个电子管逐步升级到十个，仍无法收到“敌台”的信号。
下乡之后我地意外发现，即使是最差的收音机，哪怕没有短波，也能清晰地听到“敌台”的广播。原因很简单，我们插队的村子离长春几百里地，在大城市干扰电波的覆盖范围之外，于是“敌台”乘虚而入。当时我收听最多的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和日本的“NHK”。最使我难忘的是1971年秋天，我从“敌台”获悉林彪事件。当时的政治气氛非常紧张，后来我知道我的插兄们也早就知道了，但当时我们根本不敢谈论此事，只是静候事情的发展。
一天我们的大队书记来到集体户说：“不好啦，中央出事儿啦。”
“出什么事儿啦？”我们都装糊涂。
“出大事儿啦，不过我可不能说，”大队长做了一个刀抹脖子的手势。在我们再三追问下，他才说，“当时我听了脑袋瓜子‘嗡’地一下，你们说这事该有多大吧。”
几天后，全公社都被召集到小宽镇，会上宣布了林彪事件，此时离出事已经一个多月了。
当时我收听“敌台”极其小心、诡秘，总是在晚饭后佯装出去散步，躲进高梁地，在夜幕和青纱帐的掩护下鬼鬼祟祟地用耳机“偷听”，无怪乎当时收听“敌台”的罪名其实是“偷听敌台”。每次“偷听”完毕，我都记着将收音机拨回中波，然后调到中央台，从未敢有半点闪失。东北有句粗话，“挨操跑不出高梁地”，强奸或拦路打劫的通常都是先把受害人拖进高梁地。尽管高梁地是危险的是非之地，其危险远不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文革后恢复高考，我考入吉林大学外语系攻读英美文学。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气氛松多了，对我们学外文的来说，收听外国广播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之一。系里对我们收听“敌台”采取既不提倡，也不干预的政策。因为我们是学英语的，“美国之音”成了首选。一开始我们听力较差，只能收听“Special English”（特殊英语）节目。播音员用缓慢的语速和易懂的词汇，将一天的新闻和评论娓娓道来，同学们听了之后便聚到一起互通有无，将漏掉的只言片语凑齐，有时居然能够做到一字不漏。到了高年级，我们开始收听普通的新闻节目，每天晚自习的时候，“美国之音”的开始曲Yankee Doodle就在外语系教学楼的走廊里回旋撩绕。当然我们还收听《英语900句》的连续广播，以及《汤姆历险记》的朗颂。在大学生活中，“美国之音”几乎伴随着我度过了每一天。
1993年，我获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回国“留学”，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暑期班研读中国法律，条件是，学完之后必须交一篇论文。于是我写了一篇《中、美法律制度比较》，算是交差。此文在美国发表之后不久，我接到一个“美国之音”打来的电话。当时正值美国足球明星O. J. Simpson涉嫌杀妻一案公审，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美国之音”邀请我当嘉宾发表评论。犹豫之后，我同意了。
头天晚上我从纽约飞到华盛顿，下榻在“国会假日旅店”（Capital Holiday Inn）。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美国之音”，稍事化妆之后（无线电和电视同步播出所需），进入播音室。刚坐下，突然听到久违了多年的Yankee Doodle，当时我泪如雨下，彼时的感觉是“恍如隔世”。做梦也没想到，当年冒着被抓“现行反革命”风险“偷听敌台”的我，居然能够以嘉宾的身份坐在“美国之音”的播音室里畅所欲言。
后来“美国之音”又多次邀请我当嘉宾，发表对中美法律的看法，包括破产法，烟草管理法、经济法等专题讨论。因为不涉及政治，每次播音前我都打电话回家，先父得知后便通知亲友们收听。现在国内的政治气氛比我上大学时更为宽松，收听外国广播早已不再是罪名。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北京电台的广播也能够走入美国的寻常百姓家。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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