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以后，外来人口开始出现“家庭化流动”——习惯城市生活的农村人举家搬到城市。图为1995年，深圳，的士司机朱国干和另外两家同乡合租一套房。1995年，在深圳开出租车谋生的农民工已经超过5000人。
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许多跟随父母进城的孩子不能进入城里学校读书，大量孩子失学；此后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小学解决了燃煤之急，但就地中、高考权利的缺失，使许多孩子成为“小候鸟”。图为1995年，武汉，农民工聚居区的孩子们。
从1987年开始，深圳就是一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当年农民工的人数约为60万人，而户籍人口是53万人；到2007年，深圳1500万人口中，有1300万是外来人口，其中农民工约为1000万。图为2007年，深圳某电子厂车间，离职员工的暂住证。
为数众多的外来人口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城市里扎根；如何取得上升通道。图为深圳，一辆巴士里的乘客高举证件接受检查。
图为2009年11月，广东佛山，警方与治安员封村查暂住证，一名男子因不愿花钱办理暂住证，与检查人员玩起了“躲猫猫”。
2003年，一个由暂住证引发的命案引起了关于“暂住证与收容制度合理性”的社会大讨论。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没有携带暂住证被送进广州收容遣送站,两天后“蹊跷”死亡,后经法医鉴定乃毒打致死。图为孙志刚的父母将儿子骨灰送回家乡。几年后，多名律师写联名信呼吁取消“暂住证制度”。
近年来，暂住证后面的种种不便凸显，其中不乏极端事件。2013年，为开借读证让非京籍儿子在京上公立学校，一对在京工作的夫妇好不容易办理了暂住证和无监护人证明，证件却被指不合格。情急之下，他们想到了办假证、买假章。交易当天，夫妻俩因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被刑拘。
图为北京，中央商务区一墙之隔，农民工等待回郊区宿舍的班车。外来人口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离乡背井的他们，值得拥有与其付出相对等的权利，值得居住在一个欢迎他们的城市——居住证取代暂住证，释放了这样一个强烈信号。这同时意味着，城市需要匹配更多资源，学习接纳大量新市民，而这并非一日之功。
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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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一字之差，经历了很多辛酸和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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