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平
发表于 2015-4-15 18:40:02
1801 年,靛青售价暴跌,许多代理行开始着重依靠向广州运送棉花和鸦片的生意。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的茶叶收购,因此,港脚商(即在印度得到该公司许可而由散商经营的商号)从印度运往中国的商品不得不在中国统统换为低价货如糖或者中国白铜(即锌,有时是锌与铅、铜的合金),或者只换成硬币。因此,需要大量银行业务来结算利润。有三种办法可以使东印度公司用这些巨额收益获得硬币和增殖利润,因为这时该公司在广州维持这一贸易体制迫切需要巨额费用和预付款。
王瑞平
发表于 2015-4-15 21:19:50
第一,印度管辖区之一可以向某代理行预付卢比,该代理行即购印度棉花运往广州出售以换取西班牙银元,然后从中扣除港脚商人的利润而将余款交东印度公司商馆帐房。第二,驻广州的商馆可以接受某一港脚商人的硬币而付给他可在伦敦或孟加拉兑现的汇票。最后在下列情况下信用可以在帐房中过户:(一)如果东印度公司欠行商甲一笔预付款,(二)甲可以从港脚商人乙购买棉花和鸦片,(三)因此,甲能把他的东印度公司欠款过户给乙,然后,(四)乙可利用由伦敦董事会承付的汇票将款汇往伦敦。
王瑞平
发表于 2015-4-15 21:21:47
乍一看,港脚商人很象是中国明、清时代在国家各专卖事业之间钻空子活动的那种商人。但实际上与中国那种商人不同,因为港脚商人是不可或缺的。出现港脚商人的最基本和最经常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英国人对茶叶的需要量很大,在欧洲却找不到中国人会大量消耗的与此相当的制成品。结果,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制度本身不能为这种贸易提供资金。所以除了公司直接运输茶叶外,其他一切交易都是通过其印度代办所及其驻广州代表——“英国散商”——进行的。①
王瑞平
发表于 2015-4-15 21:26:17
布拉肯先生在下院特别委员会上的证词,1832 年 3 月 24 日。引自辛哈:《欧洲人在印度的初期银行业务》。又可参考克令:《印度代办制度的起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 26 第 1 期(1966 年 11 月);特里帕西:《1793—1833 年孟加拉管辖区的贸易和金融》;巴苏:《亚洲商人和西方贸易:对 1800—1840垄断制的告终随着中、英两国越来越疏远,它们的贸易代表反而越来越近乎。
王瑞平
发表于 2015-4-15 21:28:11
到 1810年,监理委员会和公行似已结为一体,成了一个统一的英-中行会。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不关重要的。的确,它们双方都希望互相帮助以反对新来的英、美散商的侵犯;这些散商是在垄断体制之外搞经商,因为他们认为垄断制度已过时和碍手碍脚。
王瑞平
发表于 2015-4-15 21:36:35
1785 年第一只美国船到达广州。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私掠船失了业,安的列斯群岛不向它们开放,塞勒姆、波士顿和纽约的船主如饥似渴地注视着中国贸易。美国的单桅小帆船和纵帆船从努特卡先是运来了人参,1787年后又从那里运来了毛皮。1806年以后,即当美国太平洋西北沿海的海豹和海獭被灭绝时,就从夏威夷和斐济收运檀香木,到 1830 年这也被砍伐殆尽。绕道合恩角的美国人也开始在西班牙美洲诸港出售欧洲货物以换取墨西哥鹰洋,然后将鹰洋运往中国以购买茶叶、丝和瓷器。这使广州贸易一年又增加了二、三百万元的现银,从而使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额有可能激增。美国的运费与东印度公司的相比是如此便宜,以致美国人在英国可以付了茶叶关税后仍能以低于东印度公司的茶价出售。到 1820 年,广州贸易除一小部分外,全部由东印度公司、港脚商人和美国人分别经营。
王瑞平
发表于 2015-4-15 21:47:08
美国人自己并不愿步东印度公司之后尘,不愿付给行商以抬高了的价格去填充公所基金。相反,他们找的是非公行的商人,特别是寻找其行号麇集于广州各商馆周围的店主。但在 1818 年曾发现一店主试图自购生丝时,海关监督坚决主张:行商作为外国船只的保商,此后应当对非公行的经纪人作出担保。
王瑞平
发表于 2015-4-15 21:48:39
这对公行和监理委员会有利,因为大多数店主必须因此迁回城内。十年以后,有个盐商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外贸商行与美国人做生意,还得到了上述的那些店主的资助。当海关监督从该盐商得到一笔特别丰厚的贿赂后似乎正要默许时,象十七世纪的一些“特许权商人”那样,东印度公司利用总督的干预破坏了这个联合活动,监理委员会对中国官方干涉这次贸易的善意行动表示赞赏,但伦敦并不以为然。
王瑞平
发表于 2015-4-15 21:50:48
英、中两国的距离使董事会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使它的广州贸易组织中国化。例如在 1810 年,董事们发现,已将三百五十万两银子预付给行商。监理委员会总是辩解说,这些预付款至少把下一年度的茶价降低了3.5%。当印度总督不得不用 12.5%的利息借款时,伦敦询问,为什么为了得到这样微薄的收入就把那么多资金束缚在广州呢?这个逻辑是不能驳倒的,到 1818年,监理委员会最后承认,茶叶生意很稳定,已经不再需要预付款了。①
王瑞平
发表于 2015-4-15 21:54:31
英、中两国的距离使董事会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使它的广州贸易组织中国化。例如在 1810 年,董事们发现,已将三百五十万两银子预付给行商。监理委员会总是辩解说,这些预付款至少把下一年度的茶价降低了3.5%。当印度总督不得不用 12.5%的利息借款时,伦敦询问,为什么为了得到这样微薄的收入就把那么多资金束缚在广州呢?这个逻辑是不能驳倒的,到 1818年,监理委员会最后承认,茶叶生意很稳定,已经不再需要预付款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