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与公安三袁
韩福东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年)，李贽离开龙湖芝佛院，来到湖北公安县，止于村落野庙，其间常提一篮，醉游市上，语多颠狂。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俱寓家中，乃共访之，知其为大奇人也。
袁宗道问：“学道必须要做豪杰否?”李贽答：“这等便是死路，不是活路。人人各有一段精彩，学既成章，自然是豪杰矣。岂定有豪杰可学耶?”
问及六经，李贽曰：“《易经》算是圣贤学脉，《书经》则史官文饰之书，《春秋》则一时褒贬之案。”
问李贽于释迦、仲尼、老子三人何居?曰：“释迦不论智愚贤否，只要化了生死。老子则有无为之学问矣。释迦不可及矣，吾庶几者其老子乎!”以老子自况。
又一曰，李贽令诸人闲评其最似何人，袁宗道说：“李耳。”李贽却又推却道：“何可当也!”袁中道笑曰：“公即盗跖。”李贽亦笑曰：“盗跖也不容易。”袁宏道曰：“公似李膺。”
此是公安三袁与李贽之初相识。眼空一切的袁中道作《柞林纪谭》，详记与李贽论学始末。其间“嬉笑怒骂，壁立万仞之机锋，如写生照”，读来痛快淋漓；尤其李贽论古今人物，见从己出，不落前人窠臼，最为精彩。此时李贽64岁，而袁宗道31岁，袁宏道23岁，袁中道21岁；四人是名副其实的忘年交。
早在公安晤会前一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袁宗道与焦?、瞿汝稷诸人即在京城共引顿悟之旨，而长期服侍李贽的无谂和尚〔袁中道称其为“龙潭(李贽)高足”〕也于这一年入京，无谂：
“数以见性之说启公(袁宗道)，公乃遍阅大慧、中峰诸录，得参求之诀，久之稍有所豁。先生于是精研性命，不复谭长生事矣。”(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三《石浦先生传》)
宗道由道而入释。是年夏，袁宗道以册封楚府归里，新科状元焦?“漫出数言，以志别绪：亭州(麻城)有卓吾先生(李贽)在焉，试一往讯之，其以开予也夫!”(焦?《书袁太史卷》)希望袁宗道能去参拜李贽。这一年，宗道未得参拜李贽，而归楚后，宏道与中道却在宗道开示下，皆知向学心性之说，互相商证，亦各有省。
行文至此，有必要将李贽作一简介。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人、龙湖叟等。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生于福建省晋江县(今泉州市)，二十六岁中举，官至姚安太守，在太守任内，“政令清简，公座或与禅衲俱，薄书之间，时与参论。又辄至伽蓝，判了公事。逾年入鸡足山，阅藏不出。”(钱谦益《列朝诗集》闰二《卓吾先生李贽》)，刘维奇御史奇其书，疏令致仕(退休)以归。时为万历八年(1580年)，李贽54岁。此前李贽连丧二子、二女三女饿死辉县(可见其为官之廉)，父亦亡。万历九年(1581年)李贽寄居好友黄安耿定理家，三年后耿定理逝。其兄著名的理学家耿定向与李贽有隙，遂发生论战。李贽视耿定向为“假道学”，而耿定向目李贽为“异端”。李贽遂离湖北黄安，居湖北麻城维摩庵。万历十六年(1588年)，落发。又迁居麻城三十里外之龙(潭)湖芝佛上院。李贽虽弃家落发，但并未受戒，日不茹素，故时人后人多以“居士”目李贽，如清彭绍升编撰《居士传》即列“李卓吾”于其中。而在正统的理学家眼中，“剃落娘生发”这一行为本身即是大逆不道，叛祖背教的，更何况李贽在芝佛院讲学传道时，又“竟然敢”和女子往来，不独收女弟子，还接受寡妇的供养。于是谣言蜂起，李贽遂陷“宣淫败俗”之名，再加上李贽著书立说，抨击官方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遂为其后罹祸埋下伏笔。此为后话，容下文叙。李贽“聪明盖代，议论间有过奇，然快读雄辨，益人意智不少。”(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二大教主》)，在当时影响极大，与紫柏禅师并称“二大教主”。“二大教主”均狷性如铁，善谈机锋，身边皆有一班宰官居士众星拱月般环绕，又都以弘法而先后遇难一叹!
且说自湖北公安晤别后，袁宏道又于次年奔赴麻城，向李问学，并将自己所作《金屑》呈与李贽看：
“李子大相契合，赐以诗，中有云：‘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盖龙湖以老年无明，作书曰《老苦》故也。仍为之序以传，留三月余，殷殷不舍，送之武昌而别。”(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可惜这部记中郎早年悟处的《金屑》及李卓吾序，均已佚。在武昌，李贽与袁宏道同游黄鹄矶，“尚未眺睛川，游九峰也，即蒙忧世者有‘左道惑众’之逐。”(李贽《焚书》卷二《与周友山书》)遭遇理学家及其帮闲面对面的围攻驱逐后，李贽也作了一些妥协，他当天即“加冠蓄发”，以表示“服善从教”。
李贽武昌被逐后，声名反而大增，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听说此事，遂将栖托于武昌城外二十里处洪山寺的李贽迎回武昌，与之朝夕相处，深恨相识之晚。而袁宏道：
“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句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激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
在李贽的启发锤炼下对禅学的领悟有了新的飞跃。袁宏道对此也自视甚高，自称：
“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劲敌，唯李宏甫一人，其余精炼衲子，久参禅伯，败于中郎(宏道)之手者，注注而是。”(《与王幼于》)
袁中郎自谓“诗文一字不通”自是过于谦卑，因为很快他就成了晚明新文学运动的主帅。他对“禅宗一事”的担当，绝非轻狂小子的即兴漫语，就连被后世尊为净宗九祖的?益大师也承认：
“袁中郎少年颖悟，坐断一时禅宿舌头，不知者以为慧业文人也……或疑佛祖教宗，名衲老宿，未易遍通，何少年科第，五欲未除，乃克臻此?不知多生薰习，非偶然也……佛门居士，唐梁肃，宋陈?、明袁宏道，盖未可轩轾也……中郎少年风流洒落，亦为缁素所忽……呜呼!今人不具看书眼，何怪乎以耳为目也哉?”(《净土十要》)
其实被不具看书眼之人所忽视的又岂止袁中郎一人呢!仅以晚明而论，可载诸佛史的居士大有其人，而我们注目了几个?
万历二十年(1592年)，李贽病，去信袁宗道云：
“弟(古德自谦，对晚辈亦自称弟)今秋一疾几废，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所以孜孜学道，虽百般富贵，至于上登转轮圣王之位，终不足以易其一盼者，以为此分段之身祸患甚大，虽转轮圣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穷苦极劳以求之。不然，佛乃是世间一个极拙极痴人矣，舍此富贵好日子不会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麦，坐令乌鹊巢其顶乎?想必有至富至贵，世间无一物可比尚者，故竭尽此生性命以图之。在世间顾目前者视之，似极痴拙，佛不痴拙也。”(《续焚书》卷二)
这一年，袁宏道考中进士。
在此前后，袁氏三兄弟多次与李贽晤会，袁宗道还以自己所作《海蠡篇》一文向李贽请教。该《海蠡篇》以禅诠儒，以证二家合一之旨，甚为精辟。李贽为《海蠡篇》书后，中云：
“夫学道之人不患不放手，患放手太早耳。聪锐者易放，鲁钝者难入，岂诚有聪锐鲁钝之人哉?无真志耳，不怕死耳。好学而能入，既入而不放，则其放也，敦能御之!”(转引自袁中道《游居沛录》卷一)
袁中道说李贽此论“为千古已悟人发药”，“读此数过，参求之念愈切!”(同上)
李贽非常赏识三袁，认为宗道稳实，宏道英特，中道任侠，皆天下名士。“然至于入微一路，则谆谆望之先生(宏道)，盖谓其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汉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袁宏道受李贽影响如前叙，袁宗道“见李卓吾后”，则“自谓大彻”(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四)，以豪杰自任的袁中道亦因“学于李龙湖”而“有志出世”(钱谦益《列朝诗集》丁十二《袁仪制中道》)袁宏道还曾作《余凡两度阻雨冲霄观，俱为访龙湖师，戏题壁上》(二首)，其二云：“我从观里拜春牛，忽忆龙湖老比丘。李贽便为今李耳，两陵还似古西周。”又将李贽比作老子。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二月，袁宏道任吴县县令，吴中无可与谈道者，惟床头李贽《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皆可以醒眼，甚得力。”(袁宏道《与李宏甫》)
接下来的几年里，李贽在龙湖讲学，受到许多人的攻击，据沈铁《李卓吾传》载：李贽
“卜居龙湖寺中，鸠率好义者，大修佛殿，饰如来诸祖像。日著书谈道，听说者日益伙。间有室门女流，持斋念佛，亦受业焉。虽不躬往，订于某日某时受戒，先致篚帛；甫反，侯宦女在家合掌拜，载贽(李贽原名载贽)在寺亦答受之。坐是喧阗郡邑。符卿周公弘礻龠曰：‘李先生学已入禅，行多诞，祸不旋踵矣。’”
果然，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麻城、黄安一带，有人甚至扬言欲置李贽死地，经焦?出面干旋才得平息。李贽被迫离开麻城，袁宏道对此事极为愤慨，他说：“卓吾一袈裟地，竟不能有，天下事安得复以理论哉!”(《与梅客生》)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夏，李贽与罢官的焦?(焦?因文章多“险诞语”，被给事中项应祥、曹大咸所劾)抵南京，初住焦?精舍，旋移寓白塔寺。李贽于壁间自书二联，一云：事未至，先一着；事既至，后一着。一云：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有事常如无事时镇静。可见李贽因道学先生们的屡次攻击已多了一个心眼。不久，与焦?同年考取进士的陶周望居士给焦?去了一封信云：
“世人眼珠小，不能容人，况南京尤声利之场，中间大儒老学，崇正辟异，以世教自任者尤多，恐安放卓老不下，丈需善为之计。弟意牛头，摄山诸处，去城稍远，每处住几时，意厌倦时，辄易一处，无令山神野鬼得知踪迹，则卓老自然得安，或不遂兴归思矣。”
李贽听从劝告，转栖于栖霞山。袁宏道从中道信中得知后，连寄两信，一曰：“知翁在栖霞，彼中有何人士可与语者?”并叙近日最得意事(批点欧、苏二公文集)，一曰：“闻公结庵栖霞，栖霞木石俱佳，但面西，度夏苦热耳……天界去城稍近，中多闲地，何不卜居于此?”劝李移居天界。后得知李贽结庵白下，又飞函云：“南中山水清佳，仆亦有卜居之志，俟转部当即图改。”时袁宏道正任京兆校官，忽又得知有人劝李贽回龙湖，他立即去信给杨定力(乌栖)说：
“叟(李贽)既到南，想公决来接，弟谓卓老南中既相宜，不必撺掇湖上也，亭州人虽多，有相知如弱候(焦?)老师者乎?山水有如栖霞、牛首者乎?房舍有如天界、报恩者乎?一郡巾簪，势不相容，老年人岂能堪此?愿公为此老计长久，幸勿造次。”
对李贽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了。
而李贽并未听从袁宏道的劝告，大约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夏、秋间，李贽回到龙湖，打算安心著述。这一年的九月，袁宗道逝，寿仅四十又一岁，天才限于中寿，痛悼何堪!李贽作《哭袁大春坊》怀之：“独步向中原，同胞三弟昆。奈何弃二仲，旅梓下荆门!老苦无如我，全归亦自尊。翻令思倚马，直欲往攀辕。”一失去朋友，李贽便想到“老苦”二字，正如袁中道所说：
“公(李贽)少而有朋友之癖，不论居官悬车，皆如是也。生平不以妻子为家，而以朋友为家；不以故乡为乡，而以朋友之故乡为乡；不以命为命，而以朋友之命为命；穷而遇朋友则忘穷，老而遇朋友则忘老。至于风雨之夕，病苦之际，块处之时，见故人书，则奋然起舞，愁为之破，而灾为之消也。以公之不能一日忘朋友如此。”(《代湖上疏》)
是年冬，新任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以“逐游僧，毁淫寺”为名，烧了龙湖寺，拆了藏骨塔，并逐李贽。李贽被迫流落黄蘖山。而所谓的“僧尼宣淫”，其实就是李贽收了包括梅国桢中丞之女梅澹然在内的几名妇女作弟子而已。北通州前御史马经纶后来所作的《启当事书》，为李贽辩曰：
“夫既以彼(李贽)为异为颇矣，则忌者诬之曰淫纵，便信以为真淫纵，忌者诬之曰勾引，便信以为真勾引。何也?其心诚疑之也。疑蛇则蛇，疑窃则窃，此亦情所必至，势有固然，夫以七八十岁垂尽之人，加以淫纵勾引之行，不亦可笑之甚乎?”
又曰：
“且所谓麻城士女云者，盖指梅衡湘(国桢)守节之女言也……盖此事起于麻城士夫相倾，借僧尼宣淫名目，以丑诋衡湘家声，因以败坏衡湘之官，如斯而已。今麻城官京师者甚多，中间尽有是非不昧之人，可质问也。”
又刘侗，于奕正《帝都景物略》卷八《李卓吾墓》中有如是说：“先是，有与中丞(梅国桢)构者，幻语又闻，当事又逐之，至火其宅。”可见李贽此次被逐另有几分原因在麻城士夫对梅国桢的倾轧，不独针对李贽的“异端”行为。官场如战场，信不谬也。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二月，李贽与马经纶同往北通州，住于马经纶别业。是年，在马经纶家中，袁中道劝李势勿吃荤，李贽说：“尔欲我不用荤何故?”中道说：“恐阎王怪怒，别有差委，不得往生净土耳。”李贽说：“阎王吃荤者，安敢问李卓吾耶?我但禁杀不禁嘴，亦足以免矣。孟子不云七十非肉不饱?我老，又信儒教，复留须，是宜吃。”中道说：“圣人为祭祀故远庖厨亦是禁吃荤者，若言非肉不饱，特为世间乡间老耳，岂为李卓老设此言乎?愿勿作此搪塞也!”李贽道：“我一生病洁，凡世间酒色财半点污我不得，今七十有五，素行质鬼神，鬼神决不以此共见小丑，难问李老也。”中道说：“世间有志人少，好学人益少，今幸我明世界大明升天，人人皆具只眼，直思出世为学究竟大事。先生向栖止山林，弃绝人世，任在吃荤犹可；今日已埋名不得，尽知有卓吾老子弃家学道，作出世人豪矣，十目共视，十手共指，有一毫不慎，即便退心，有志者以为大恨。故我愿先生不茹荤，以兴起此一时聪明有志向之者。忍一时之嘴，而可以度一世人士，先生又何惮不为?”李贽翻然喜曰：“若说他等皆真实向道，我愿断一指，誓不吃荤!”(见李贽《书小修手卷后》)李贽此后是否吃素，未见记载，但窃度之，应即断荤矣。
在此之前，三袁即对李贽细行不检，抹杀渐修诸行为略有微词。如袁宗道生前曾对陶周望说：“老卓在城外数月，喜与一二?瞳人谈兵谈经济，不知是格外机用耶?是老来眼昏耶?”(《白苏斋类集》卷十六《答陶石篑》)袁宏道在京城与宗道、中道、陶周望、黄辉、吴本如诸人结蒲桃社后，亦“觉龙湖等听见，尚欠稳实，以为悟修，犹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伦物，犹背绳墨，纵横习气，亦是膏肓之病。”(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而袁中道《游居沛录》亦载：“与云浦(袁宗道)论学，大约顿悟必须渐修。阳明所云：‘吾人虽悟自心若不随时用渐修工夫，独骨凡胎，无所脱化。’是真实语。卓吾诸公一笔抹杀，此等即是大病痛处。”在马经伦别业与李贽晤面时，袁中道曾问李贽修行当如何作工夫，李贽说：“参话头。”袁中道说：“某子甲半生参话头，而了无消息者，何也?”李贽说：“不解起疑也。夫疑为学道者之宝，疑大则悟亦大。予近来尚有余疑，可惜不遇大作家。痛与针扎一番耳。”(见袁中道《书目公册》)在这里，李贽亦自认：“近来尚有余疑，可惜不遇大作家，痛与针扎一番耳”，不再是往昔“待有下落，我来与翁印证”(《续焚书》卷一《答陶石篑》)的豪气与担当。
万历三十年正月(1602年)，李贽卧病，自草遗言。闰二月廿二日，礼科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旨意，疏劾李贽，疏云：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毁，毋令贻乱于后，世道幸甚。”(《明神宗万历实录》卷369)
神宗批曰：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同上)
李贽当天被捕，系于狱，作《不是好汉》一首：“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三月十五日，举剃刀自刎。临川汤显祖作诗《叹卓老》悼之曰：“自是精明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紫柏禅师云：“李卓吾虽不能从容脱去，而以速死为快，竟举刀自刎，权应怒者之忿，亦奇矣。”(《紫柏老人集》卷十二《与赵乾所》)并作《忆卓老》一首：“昔年曾哭《焚书》者，今日谈经一字空。死去不须论好恶，寂光三昧许相同。”
在李贽自刎之前，即三月初三日，御史康丕扬疏劾紫柏，中云：
“昨逮问李贽，往往留都，曾与此如(紫柏)弄时倡议，而今一经被逮，一在漏网，恐无以服贽之心，并望置于法，追赃遣解，严谕厂卫五城查明党众，尽行驱逐。”(《明神宗万历实录》卷370)
次年，达观即以“妖书”事件死于狱中。当时就有人说：“贽与达观(紫柏)先生皆死诏狱，予以为朝中近来举动，唯此最快人意。”(伍袁萃《林居漫录》卷三)而礼部尚书冯琦亦上书请烧道释之书，中云：
“今目尊二氏(佛、老)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程朱，惟《南华》，西竺语是宗是竞……取佛书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窜入圣言，取圣经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语道既为?驳，论文又不成章，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莽。臣请坊间一切新说曲议，令地方官杂烧之。生员有引用佛书一句者，廪生停廪一月，增附不许帮补，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书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许会试，多者黜革。伏乞天语申饬，断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圣学必不明，世运必不盛，即能实诣其极，亦与国家无益，何况袭咳唾之余以自盖其名利之迹乎?……”(《明神宗实录》卷370)
神宗批曰：“……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可开列条款奏来。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科场禁约》)
一时京城宰官居士人人自危，陶周望、黄辉、王大行、赵太常等相约携手而去，远离京华。若再将此前的憨山遭谴、雪浪被逐诸事联系起来看，则知晚明虽为佛教的一大中兴，而学佛者的遭际并非乐观。在“人治”的社会里，宗教信仰的自由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好恶。
历史上可能没有一个人像李贽这样集万千毁誉于一身，誉者如焦?所言：“卓吾先生秉千秋之独见，悟一性之孤明。其书满架，非师心而实以通古；传之纸贵，未破俗而先以惊愚。”(《追荐疏》)钱谦益称其“真可与紫柏老人相上下。”(《列朝诗集》)毁者如王夫之所云：“若近世李贽，钟惺之流，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船山遗书·读通鉴论》)谢肇膌说他：“此亦近乎人妖者矣。”(《五杂俎》)一般而言，信向禅学者皆推崇卓吾，而以佛、老为异端的道学先生们皆贬斥卓吾。但也非一定，如明末管东溟既是理学家，又是与憨山过从甚密的佛教徒，他对李贽与紫柏均甚不屑，认为紫柏狂妄，而“今观公(李贽)为此言，则达观(紫柏)之我慢，亦未必如此之甚。”(《续问辨牍》卷一《答李居士卓吾叟书》)被推为净宗十三祖的近代印光法师，对李贽尤深恶痛绝。净宗八祖莲池和尚的看法算是比较折中的：“卓吾超越之才、豪雄之气吾重之，然可重在此，可惜亦在此。”“苏子瞻讥评范增，而许以人杰，予于卓吾亦云。”(《竹窗三笔·李卓吾》)
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宏道于密云县三教寺发现李贽所辑《枕中十书》，“不觉大叫惊起”，在为之所作的序文中，袁谓：“人有言曰：胸中无万卷书，不得雌黄人物。然书至万卷，不几三十乘乎?除张司空外更几人哉?吾于汉刘向、唐王仆射、宋王介甫、苏子瞻见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岁矣，吾于杨升庵、李卓吾见之。”中道在为李贽遗墨作序时，将李贽比作苏东坡：“龙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其性无忮害处，大约与子瞻等也，而得祸亦依稀相似。”(《珂雪斋近集》卷三《龙湖遗墨小序》)中道并将李贽与袁宏道推为本朝两大异人：
“本朝数百年来，出两异人，识力胆力，迥超世外，龙湖、中郎非欤?然龙湖之后，不能复有龙湖，亦不可复有龙湖也；中郎之后，不能复有中郎，亦不可复有中郎也。”(《答须水部日华》)
李贽逝后，彭中道、汪可爱、钱谦益、袁绍升、吴虞诸人均为其作过传(墓碑)，而其中以袁中道的《李温陵传》最为精彩传神，传中称李贽：
“自有所契，超于语言文字之表，诸执筌蹄者了不能及……参求乘理，极其超悟，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为议论，皆为刀剑上事，狮子迸乳，香象绝流，发咏孤高，少有酬其机者。”
又表明自己对李贽的态度是：“虽好之，不学之也。”传中称李贽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
“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鸾刀狼藉，不愿学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学者，将终身不能学；而其所不愿学者，断断乎其不学之矣。故曰虽好之，不学之也。”
最末，对造谣中伤李贽者出手一击：“老夫幻人之谈，谓其既已髡发，仍冠进贤，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谓蟾蜍掷粪，自其口出者也。”
万历三十八年(1601)，袁宏道卒，寿四十三。
天启六年(1626年)，袁中道逝，寿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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