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记者会要点回顾
来源：人民网今天上午10:45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央广记者：2016下半年汇率波动较大，央行有哪些工作保障人民币汇率稳定？
周小川：2016年下半年汇率波动大一点有多种因素。简单说两个：2016下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外汇花销比较猛一点，每年下半年都会有，去年明显一些，也包括一些企业在海外收购比较热情；另一个原因，美国大选后和预期不太一样，导致美元指数上升比较猛。
我们相信，今年随着中国经济比较稳定、更加健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绩，汇率自动会有个稳定的趋势。当然外汇市场从来就比较敏感，会不断波动，因此正常的汇率波动应当被视为是常态、是正常的。
彭博新闻社记者：您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利率方面的差异，对于维持人民币的稳定重要性如何？
周小川：从外汇市场的交易层面上看，利率差异往往是导致一些短期操作方面的动因，钱是会朝着利率高的方向移动。从中期来看，各国的利率水平主要由国内经济的情况所决定的，而国内的经济情况既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对本国经济的信心以及通货膨胀率。
周小川：比如，你们看日本多少年利率都很低，跟其他货币有明显的利率差距，但不见得说就一定会导致非常明显的、持续的投机活动或者资本流动。
上海证券报记者：央行目前正在牵头统一资产管理业务的标准和规制，请问制定、出台统一监管标准的初衷是什么？将围绕哪些具体的方面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请问现在各部门之间是否还存在分歧，具体的政策将何时出台？
周小川：“一行三局”已经在许多比较大的问题上初步达成了一致。我们可能会进一步细化以后，作出一些初步规范。但是，这个规范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会把一些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一下。
周小川：现在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一是理财产品市场上有一些混乱。二是监管之间通气不够。从资产管理各种个体来说，有一些是投机性过强，忽视风险，没有一些起码的风险管理的做法。三是有一些资产管理产品或者理财产品嵌套运行。我们强调资产管理和其他金融业务一样，要着重为实体经济服务，转来转去钱没有到实体经济去。
中新社记者：从去年开始，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举动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今年中国债券市场的开放步子会更快一些，会有大的举动？
周小川：债券市场始终都是有对外开放的内容，并不是哪一年有一些突出的举动。去年有利的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迈进，人民币被纳入SDR篮子。我们也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债券是否纳入某一个具体的债券指数，但是会稳步地在这个方向推进，在对外开放方面，会逐步再取得更明显的进展。
潘功胜：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在对支持中国实体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在稳步地推动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到去年年底，“熊猫债”发了600多亿人民币。
潘功胜：近几年来，人民银行在放松、放宽市场准入，消除有关限制，丰富对冲工具、便利资金的跨境汇入汇出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现在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是400多家，大概是8000亿元人民币，去年一年增加了100多家，额度增加了1500亿人民币。
周小川：“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些年这个现象还是始终存在的，但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比例实际上每年都是在上升的。融资难的问题会逐渐有所缓解。
凤凰卫视记者：去杠杆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请问对央行来说，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去杠杆，您认为哪个更加紧迫？另外，还有那些促进去杠杆的政策？
易纲:大家都关心杠杆率，我国的杠杆率总体不是特别高。从结构看，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不是特别高，但是企业部门，就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全球比较看，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说的降杠杆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杠杆率的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在积累一定的风险。这些杠杆率、负债率的增加，积累的问题目前已经看到了。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就是总的杠杆率还是要把它稳住，或者让它每年增长少一些、慢一些，要稳住。二是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还可以有一些优化。我们国家杠杆率和国际上比有点高，这和我国金融结构有关。因为我们国家储蓄率高，形成以银行为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大家从银行借钱占的比例比较高。这样就造成了中国杠杆率偏高。因此，杠杆率偏高和储蓄率高是连在一起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易纲:但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在这个格局下怎么走出来？无疑有一条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我们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要有更多的资本金进去，这是一条。如果资本金多了，杠杆率就下来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就加强了。资本金怎么进去？我们考虑在各个行业要严格资本约束。我们要宣传一个理念：一个企业、一个投资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这个投资和这个企业，首先要有自己的资本金来承担风险，然后你去借钱，不管是借贷款还是发债融资，使你的资本金和借来的钱有一个最优的配置和比例，这样就能够激发全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同时，也能够激发投资主体承担风险，小心、认真地进行每一个项目的评估，在做决策之前，把风险控制好。这样一个思路，可以把整个杠杆率稳住，然后慢慢地实现有所下降。
周小川:我补充一点。全社会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过高，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它的微观基础就是，有很多非金融企业自身的杠杆率过高，所以加总起来太高。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关系。首先，每个企业，特别是那些杠杆率已经过高的企业，要有所控制。一方面，他们自身要进行内部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系统要考虑不能过多支持这类企业，包括易副行长刚才说的，要鼓励直接融资，也有一些企业需要进行市场化的债转股。其次，跟产能过剩有关系。有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过去占用过多的信贷资源，因此，去产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金融业要大力支持去产能。库存过多，本身就是占用流动资金，这是导致杠杆高的一个原因。去库存在微观上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业要更好地配合“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同时，金融机构在内部评级和对客户的各项指标监测方面，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改进，这样就能发现哪些企业过去贷得太多，不应该贷那么多，融资结构需要改变。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步落实这项政策。这个过程，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中期的，在短期内不会看得非常明显，因为存量非常大。谢谢。
中国证券报记者:我的问题提问给范一飞副行长。近年来，第三方支付产业发展非常迅速，人民银行也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包括收紧牌照发放、备付金集中存管等，这些举措是否限制了这个行业的发展？目前第三方支付产业的整体状况怎样？下一步人行还会采取哪些监管措施？谢谢。
范一飞:支付产业关系到千家万户，是一个基础性的产业，近年来发展很快。随着产业规模不断做大，创新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从广义和狭义来看支付产业，广义的支付产业包括非银行支付机构和银行业，狭义的支付产业主要指非银行。我理解你刚才的问题，主要是讲非银行支付机构一块。
范一飞:这几年随着行业的发展，确实累计了一些问题和风险，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因为市场参与者众多，总体而言市场供给和需求有一些失衡，供大于求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行业也存在过度竞争的情况。第二，由于各方面原因，包括机构内部内控薄弱、风险管理放松等原因，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够。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消费者的个人隐私特别是关于支付的敏感信息被泄露，甚至一些信息公开在网上买卖。二是备付金被挪用的情况一度还比较严重，有些机构把客户的备付金拿来炒房、炒股票，甚至用于个人赌博，最后导致损失。往往一个机构出问题可能牵扯到多个地区，消费者的人数可能数以万计。
范一飞:针对这些问题，近两年主要做了几件事。首先，对前期累计的风险进行化解和处置，尽量帮助消费者挽回损失，为此央行和地方政府都做了大量工作。二是强化基础建设，把我们领域的基本规矩建起来，这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因为整个非银行支付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新兴事物，一开始我们对它作一些观察，包容它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对客观规律认识清楚了，我们再来努力加以规范。这些年我们出台了网络支付办法，推行了账户分类制度，对支付机构也实行了分类评级。刚才记者提到对备付金实施集中存管，当然制度已经出台，第一次存管马上就要进行。
范一飞:三是加强监管。又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市场上除了持证的机构以外，还有大量机构无证从事支付业务。到1月份为止，全国清理出239家无证也就是非法从事支付业务的机构，进行了整顿、清理，部分已经移送给公安部门处理。另一方面，对持证的支付机构加强监管，对违规行为敢于“亮剑”，进行处罚。
范一飞:经过几方面的努力，支付产业不但没有停滞，还在快速发展，更为健康地发展。我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些数字。从2013年到2016年，支付机构年处理业务量从371亿笔增加1855亿笔，金额从18万亿元增加到12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71%和90%。其中，网络支付业务增长更快一些，去年支付机构业务量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02%和87.6%。可以说，我国支付业务的产业规模、普惠程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都是比较好的。前不久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上一些同行跟我讲，他们也很希望了解中国在支付产业发展和监管方面的做法。下一步，我们还继续秉持五大监管理念，把支付行业的监管工作做好。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了，下一步主要是做好执行工作。谢谢。
周小川:我补充两句。一是人民银行认为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对未来的支付业造成一些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进步，因为带来很多新的手段。人民银行高度鼓励，同时也和各种业界共同合作，把金融科技的发展搞上去。特别强调一点是网络科技的发展，还有就是数字货币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区块链等新技术，这些新技术会在未来产生一些当前人们不容易完全想象或者预测到的影响。但同时，像范一飞副行长所讲的，既要鼓励发展，同时也要防范风险，健康发展。其中不健康的行为要不断规范。当然，也不是说从一开始就去束缚人家的手脚，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大家已经看到一些问题，必须进行规范，包括无证经营问题、侵犯隐私问题、支付产品安全性不够问题。
周小川: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部分支付机构的动机和心思并不是想用新的网络科技手段把支付搞好，而是眼睛盯着客户的备付金，觉得那个资金可以拿来赚利差，甚至有的打自己的主意，缺钱的时候从那里挪用一些，这就是动机不纯。我们支持支付业真正把心思都扑在通过科技手段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安全和为客户服务上，而不是瞄着人家的资金，在那个资金上打主意。我们的有关政策和激励机制也要实现这样一点，这对于将来的健康发展也是很重要的。谢谢。
路透社记者:去年新增贷款和融资总量都创记录，今年货币政策转向稳定中性，而且强调防范风险，这种情况下今年信贷的增长势头会不会得到一些遏制？另外，去年住房贷款在新增贷款接近40%的比例，今年会不会有所改变？连带问一下，利率水平会不会进一步上升？谢谢。
周小川:这个问题是一连串的问题。我记得你一开始说的是去年社会融资总量、信贷增长，这大概都是12、3%左右的速度。一方面，中国经济还是有潜力继续增长，另一方面，从整个国际情况来看，G20也在号召20国进一步努力促进经济的复苏，在原有基础上将GDP增长再提高一些。
周小川: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情况来说，我们定的数字是M2增长12%左右，这是一个预期数字，并不是任务指标。另外，在社会融资和信贷方面也大致按照这个速度进行掌握。这是根据全球经济和中国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制定的。
周小川:与此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根据经济的反馈数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微调。我们认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意见、数字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两会代表都支持这个想法。
周小川:至于结构上的问题，说起来就比较多一些。去年，房地产信贷里面增长比较快的主要是个人购房贷款。个人购房贷款的增长，一方面有助于居民买房子，同时，在一些城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住房库存比较多，有助于降库存。但是反过来说，在一二线城市又容易使住房价格上升。总体上来看，个人通过住房贷款购房以后，实际上资金就转到开发商。房地产开发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会带动一系列产业供给，所以这个贷款不能简单看作是买房子，实际上会传递到相当大的产业链上。同时，这个产业链还带动与它相平行的一些产业链，比如家用电器等。我就不多说了。总体来说，住房贷款在中国还会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是确实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产业的政策调整，估计会适当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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