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课堂
父亲的课堂父亲是一个文化人，至少小时候的我还有村里很多的乡邻是这么认为。由于家境不错，父亲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能读到初中毕业的人不多，村里就安排父亲到村里的小学任教。村子很小，估计全村也就100余口人，适合学龄的孩子就更少了。为此，一个废旧的土坯房、五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寥寥不足十人的孩子、再加上一个共同的老师,这就是父亲的课堂。
那时候，物资匮乏，农村的孩子没有什么所谓的玩具，每天不是玩土、和泥、就是爬树掏鸟、河边抓小鱼儿。尤其是夏季收麦子时，村里男女老少倾巢出动，早出晚归的抢收庄稼，孩子们放学后无人管束，吃点父母煨在炉火旁的剩饭，就漫山遍野的玩去了，所以村里常常有小孩溺水、摔伤或被蛇虫叮咬事情发生。为孩子们安全着想，父亲就把放学后家里无人照管的孩子带回家，在院子里的歪脖子梨树下督促他们完成作业，照看他们不要到危险的地方玩耍，甚至有时候还得管上一顿晚饭。时间久了，家里有人照管的孩子也来了，石头铺就的小小院落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也成了父亲第二个课堂。
1982年，我出生了。由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缴纳超生罚金、锁房子，没收田地，家里彻底颠覆了原来的生活。父亲被迫走下讲台，冷清的院子只剩下那颗歪着脖子的老梨树和沉默不语的父亲。
也许是父亲太喜欢教书育人这种感觉，在消沉不久后，他便自行建立课堂，将未到学龄的我和姐姐强编入列。从最初的一撇一捺的写人字开始，到后来的为人处世，父亲无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我们。
父亲常说，骗人的事咱不做。故乡盛产黄梨，每家每户都按人口分几颗梨树。为了尽快还清“饥荒”，父亲便用手腕粗的木棍櫈起两只荆条编制的梨筐架在自行车上，开始了走街串户的卖梨之路。为了多卖点钱，很多梨贩经常是把个小的梨垫在筐底，把有虫眼、腐伤的、有丁的、黑斑的梨子都掺进去，上面再盖些大个的、品相好的梨。而父亲却是大的装大的，小的装小的，各卖各的价钱。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爱买父亲的梨，因为他手松、称足，而且梨子大小匀实、不蜜不烂。
父亲常教育我们，做事要不怕麻烦。我家地处山区，那里的田地一条条、一垄垄，零碎散乱。为了多种点粮食，村里人把玉米地的地塄上撒满瓜种子，待一场春雨过后，瓜苗冲破坚硬的外壳，瓜秧子便迎着风顺着塄伸展开来，你家的瓜秧扯到他家地里，他家的又蔓到下一家地里。一到秋天，上下几家的瓜秧扭缠在一起，老南瓜、春皮瓜、金瓜……大大小小的瓜儿滚满地边、地旮旯，不仔细查看根本分不清是谁家的瓜儿。父亲摘瓜的时候，总会把底上两家地邻叫上，顺着瓜秧子一条一条的摆扯清楚，该是谁家的瓜就叫谁摘去，不是自己家的瓜，从来都不摘。村里人都说父亲认死理，和他做地邻太麻烦，他却笑着说麻烦点好，摘错了可就不好了。
父亲还特别爱管闲事。要是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总是跑在头里。有一次，一个村民烧玉米秸秆时不小心就把松山烎着了。那赤红的火焰冲天而起，像发了疯似的随风乱窜,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一切。那天父亲刚进城回来，看到满山弥漫的青烟，撂下碗、操起锹、跟上村民们就上山扑火去了。火扑灭了，他瞅瞅自己那一张黑烟呛花的脸，满手的水泡和被树枝挂破的衣服，嘿嘿地笑着说可惜了这身衣服。
随着父亲年过花甲，我们也早成家生子，虽然事业上没有太大的成就。但也算有了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当我们暗自欣喜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们的行事做法进行说教时，才发现他已将教育重心又悄然转移到了我们的下一代身上。
现在刚上二年级的女儿放学后会自己温习功课，经常帮着我做点小家务，在我生病时也会倒水递药，照顾我；她会唱着“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儿歌，将捡到的东西交给老师；逛街时看到街边的乞讨者总会祈求我给他们一点零钱，有时还会将自己刚买的好吃的送给他们……每每想起这些，我就非常感谢父亲，感谢他给予我们的正能量，教会我们诚信做人、诚恳待人。真希望我也能成为他这样的人！
（包装公司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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