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月英：苦守深山37载
来源： 中工网——《工人日报》支月英：“大山里有许多留守儿童，他们需要老师，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
苦守深山37载
中工网记者 卢翔 中工网实习生 邹娜妮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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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起伏的高山之中，像是随意撒上去的几处村落，隐藏在山坳间的平地。支月英任教的小学就坐落在这海拔1400米的大山上。
今年年初“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之后，支月英回到了江西奉新县白洋洞，继续教书。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火了”，许多的媒体、学者、作家、访问者慕名往她所在的深山里去，他们来了，他们走了。而支月英同以往的36年一样，开始了第37年的守候。
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一腔热血不惧风雨
1980年，19岁的支月英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已关闭）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来到奉新县澡下镇支教，“反正离家近，有啥关系。”她想，老家南昌进贤县距离这个教学点才200公里，可是之后的情况却让她措手不及。
“当年村里的教室破烂不堪，户外的寒风把窗户吹得嘎吱嘎吱作响，我住在学校最南边的一间房子里，半夜听到飞禽野兽的叫声，‘哇’地一声就吓哭了。那张摇晃的木板床，我到现在还记得。”支月英调侃，自己生活的每一天都有野兽“作陪”。
她没有提到进山的路需要走整整3个小时，最初都是乡村里踩出来的泥土路，一边是山体，一边是千米高的山崖。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两条腿，马路进山村已经是21世纪的事情了。
她也没有提，是留守儿童们的朴实、天真，眼里透着的求知渴望深深打动了她，她决定留下来，做孩子们的依靠。她将这些心思都藏在对孩子们的爱里。
将课本、教学工具搬上山，她一个人；去山下开会，学习培训，她一个人；给学生做饭，送他们回家，她一个人……“交通苦，生活苦，什么都苦，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坚持下来的。”支月英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作为一位把教书育人作为终身追求的女性，支月英选择了一条更难的道路，并一路前行。
为了方便搬运书籍和上下山，1991年，月收入还不到100元的她咬咬牙，买了人生中第一辆摩托车——雄狮125，这是一款马力足够爬上大山陡坡的男士摩托。“为了安全，我骑得很慢，可还是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意外。”她回忆道。
2012年，她像往常一样下山运书，在一个拐弯的死角撞上了一辆货车，对面是装满毛竹的大型车辆，一个瞬间，她被车尾突出来的一大截毛竹扫倒了，当场陷入昏迷。“那是伤得最严重的一次，摔到脑袋了，医生说是短暂性失忆，住院十几天。”支月英说。
这是她骑的最后一辆摩托车，于2015年正式退役，在此之前的20余年，她一共骑坏了6辆男士摩托，因此被乡亲们戏称“骑坏6辆摩托的女人”，而她则自封为“大山里最会骑摩托的女人”。
生性乐观要强的她把所有的苦都吃进了肚子里，她笑着，诉说着这一路走来的艰辛。而一直没变的，是“润物无声，相伴无尽”的初心。 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为谁甜
雨后漫延开来的水雾，给半山腰处的老屋又添了几分朦胧，支月英带着记者爬上了山，“这里这么美，怎么舍得走。”她掏出手机，给远处的山峦和云雾拍了张照片。
丈夫蔡江宁默默跟在我们的后面，因为工伤导致其脊椎无法伸直，可是他开面包车的技术却极好。
“在这大山里，路那么陡，车技不好怎么行？”支月英解释道。她当着记者的面，和丈夫有一句没一句地吵架，埋怨对方从不去山顶上看她。私下里又转变了性子，偷偷跟记者说：“我们都是表面凶的，其实他是最理解我的人。”原来，蔡江宁本在县林业局工作，多次劝妻子下山无果，反倒是自己上山做了护林员，只为了多照应一下妻子。
2000年以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她常常头昏眼花，患上了甲状腺功能减退、高血糖、胆总管胆囊结石、视网膜出血等疾病，如今，她的右眼已完全失明。2013年，支月英右腿严重静脉曲张，开刀治疗带来14道刀口，从此之后，她的身体极度怕冷，哪怕在40摄氏度的夏天也需要穿着长裤。
“身体越来越差了，不知道还能教书多久，也不知道第二个愿意留下来的老师什么时候来。”她在不经意间吐露着内心的苦恼。
教学点的隔壁是一处破败的土屋，住着独居老人刘丽秋，两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2011年老伴去世后，支月英就开始和老人搭伙过日子。“脑子已经有些不灵光了，一下子把我当姐妹，一下子把我当女儿，也只有我陪着她了。”夏日炎热，支月英搀着老人的手回院里乘凉去了。
白洋洞的孩子把她当“妈妈”，中年妇女把她当“姐妹”，老人把她当“女儿”，当地的百姓俨然把她当成了亲人，支月英扮演着很多角色，可这些角色的出发点都是陪伴，这是大山赋予她的责任，也是她多年的信仰。
不问花开几年 只为不负本心
李若涵的暑假伙伴是一条叫“小黑”的土狗，小黑不黑，瘸着一只后脚，每时每刻都蹭在小主人的身边。“不少同学都去爸爸妈妈那儿了。”李若涵6岁，在生人面前有些羞涩，一双大眼睛懵懂而又明亮。
白洋洞教学点有学前班、一年级到三年级，今年全校一共有9个学生，8个是留守儿童；去年15个学生，超过10个是留守儿童。李若涵是“硕果仅存”的父母在身边的那一个。
整个7月，支月英都呆在学校里给孩子们辅导功课，“不看着他们，一个个都不写暑假作业。”她拍拍李若涵的头，补充说道：“这个啊，最闹腾，爸爸妈妈在身边也管不住。”
在澡下镇，越来越多的农村小学被废弃，物质条件改善的农民工会把子女接到城里去上学，还留在镇上读书的孩子，大多数的父母都奔赴他乡打工，他们因此被迫和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相依为命，成为留守的一代。
这个双眼像水晶石一样漂亮的小姑娘的同学们就是这样，他们一年几乎只有两次见到父母的机会，一次是过春节的时候，一次是漫长的暑假。8月伊始，小候鸟们便告别“支妈妈”，飞向了父母的身边。
除却这短暂而又重大的重逢，是支月英陪伴着大山上的留守儿童们长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叫她“支妈妈”的学生如今叫她“支姐姐”，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把自己的下一代交给支月英去教。“我儿子马上读一年级了，还是在这上学。”家住白洋洞的李业美是支月英的第一代学生，她说不上来自己的小孩是第几代学生。
“许多留守儿童依然在这大山里，他们需要老师，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人家觉得我往山里面走是件傻事，可是山里需要我这样的傻子。”37年后的支月英初心不改，她掷地有声地说出这句话。
学校的围墙上写着“老师有希望，学生才有希望”，正如她反复诉说的那样：“不是因为希望才去坚守，是因为坚守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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