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个外号叫“范二” &
我曾有个外号叫“范二”刘滢
到今年2月，距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整整40周年了！正是40年前的这封通知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也让我曾经有了一个叫“范二”的外号。
1978年2月26日，农历正月二十。那天下午，我正在生产队的场院里干活，突然看见妹妹手里举着一封信，急匆匆向我跑来。我迎上去接过信一看，发信人地址一栏是印刷的红色“兰州大学”几个毛体字。我抑制着“激动的心”，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这是一封入学通知书，称我被该校历史系录取，要我在2月26日至28日到校报到。
场院里干活的老乡和知青纷纷围了上来，这个说“你终于跳出农门了”，那个说“你月月都有麦子黄了”，还有的说“上了大学就不用下苦了”。我们生产队有插队的兰州知青，一位来看孩子的家长则说：“后天就是报到截止日，你可要按时去。过去大学都有备取生，如果正式录取生不能按时报道就不要了，让备取生替代。”如果说刚开始我有点像清代小说《儒林外史》里范进的话，这句话就像范进岳父的一耳光，让我一下子清醒了。我赶紧回到家，见同在一个村下乡的小姨已经赶了过来，和我母亲一起，正在拆洗家中最好一套被褥，准备让我带上去上学。
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对我来说，能上大学，是在当了8年农民后，终于“农转非（非农业户口）”了！1970年初，我家作为甘肃省会宁县城最后一批“被自愿”的城镇居民，来到离县城90多公里的头寨公社（现为镇）三百户生产大队（现为村）下乡落户。之后，在一所农村“戴帽初中”（原初小，文革中改为七年一贯制学习）半耕半读地上了两年初中，而后又到设在县城的“五七红专学校”高中部（以前及以后的会宁一中）住校学习了两年。到恢复高考时，我已经当了四年的“回乡知青”。四年来，无时无刻在想着能吃上“商品粮”，但招工、招干和当工农兵大中专学生的机会总是和我无缘。当我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就像在黑夜看见了曙光。
我报名后在复习准备期间，碰见一位要好的同学，他说他为了保险报了中专。我也想让保险系数大一点，就赶到县教育局，要求把志愿从大学改为中专。教育局主管老师是我高中学校的政工干事张老师，他不给我改，劝我说：“这次高考，如果成绩上线，大学录取不了，中专可以录取。你要是报中专，录取的几率就小了。”“听人劝，吃饱饭。”我是听人劝，上大学。那位同学后来上了中专。
我们大队有四个生产队，不少人参加了这届高考，最终被本科录取的有四名，还有几名考生上了中专和技校。但上重点大学的就我一人，所以我是第一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在大队和公社，都受到“关注”。第二天，我向老乡借了一辆自行车，驼了几十斤粮食，到20公里外的公社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到粮站换粮票，一路“畅通无阻”。唐人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我是“春风得意轱辘疾，上学手续一天齐”。
第三天就是28日，通知书中要求报到的最后一天。现在从三百户村到兰州，公路只有100多公里，不到两小时即可抵达。可在40年前，这条路我走了整整一天。我早上乘县内班车，快中午时赶到10公里外的郭城驿，从那里乘坐过路的县际班车，到邻近的靖远县火车站去赶到兰州的慢车。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火车到了兰州。
这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一出车站，就看见“兰州大学新生接待站”的横幅。我背着被褥拎着小木箱刚走过去，就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原来是兰大历史系七六级学生马德。马德是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我家就下乡在他家乡的公社。七六级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成果”之一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但也不乏佼佼者，马德即其一。他后来攻读了博士学位，成为著名的敦煌学家，著述甚丰。
马德上学前我们就是好友，他从系里的新生名单上发现有我，推测我一定会乘这列车到兰，就和当天白天已经报到的一位中文系新生会宁老乡一起来车站接我。有马德的带领帮忙，我的入学手续办得非常顺畅。到了八人一间的宿舍一看，我是第五个报到的，而班上外省市的同学几乎都还没来。说到曾担心的“备取生”问题，老师同学不禁莞尔。
入学后，学校按规定对新生进行了文化测试，考题中有一篇命题作文《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是这样开头的：“正在生产队场院干活的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差点成了‘范进第二’。”有老师把我的作文作为笑料，讲授隋唐史的一位老师还将其告诉了马德。马德在校期间，就一直叫我“范进第二”，或干脆叫“范二”。
Re:我曾有个外号叫“范二”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