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师傅的辉煌——评武歆工业题材小说《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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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小说月报
铆工组似乎是武歆的“精神原乡”，他写《师傅》是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襟怀敞露，妙明其心。作家的文字在自己的土地上最容易开花结果，作者笔力疏爽，用词亲切，不只是描摹工业时代，更是引领读者认识工业时代。

——蒋子龙


师傅的辉煌
——评武歆工业题材故事集《师傅》

蒋子龙

人们都熟知，古老的铁匠打铁离不开大锤和小锤。小锤是灵魂，是指挥，小锤敲到哪儿，大锤砸到哪儿。在繁重而精细的劳作中，小锤引领着大锤敲击出美妙的节奏，这是对锻造过程的一种享受，也是对大锤的鼓励和赞赏。

至今还有一个行当离不开大小锤，甚至把大小锤抡得出神入化，这便是“铆工”。在武歆的新著《师傅》中，有这样的描写：人称“大锤王”的杨伟东和外号“小锤李”的老师傅合作，用大小锤能敲击出《喜洋洋》乐曲。“小锤李”更绝，闲暇时一手执小锤，一手拿吃饭的铜勺儿，在大茶缸子上演奏京剧曲牌。喜欢京剧的老贾师傅，随即就有板有眼地跟着唱起来……

这确乎神奇。我当过七八年锻工，也抡过大锤，在我看来只能分出轻重缓急、敲打出叮叮当当两种声音的大小锤，是怎样演奏出乐曲的呢？

大小锤本是劳作的工具，人们经过长年累月的使用，竟可以玩出诸多花样。可以想见这些铆工的生产技能是如何了得，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快乐。这种热情和快乐是由技术性劳动带来的，可窥见这些铆工师傅的精神状态是何等的多姿多彩、活力四射。

多年来，自诩为“纯文学”写作的写作者和批评家，似乎对工业文学作品甚不以为然，也有人觉得工业生产既艰深难懂，又枯燥乏味，是创作的畏途。然而近年来，武歆的工业文学创作却呈“井喷”状态：前年年初出版了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三条石》，在世界现代工业发展的大背景下，讲述“天津工业摇篮”的故事；今年1月出版了近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赶路》，4月又拿出了长篇散文《师傅》，并放言“还要再写十部、二十部工业文学作品”。难怪一位了解他的文友感叹：“武歆写疯了！”

《师傅》的时代背景是中国追求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黄金时段。武歆高中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厂的铆焊车间学徒、当铆工，一干就是六年。这六年正是一个人的感悟、记忆和生命力的黄金时期，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深厚的生活根基；后又经历数十年的沉积、思辨，终于爆发。武歆才思畅达，立意遥深，用天津这座老工业城市的原生态语言，为工人立传，写工业社会中的种种工业人生，以及正在被工业化异化的社会生活。武歆利用散文情真意切、形散神聚的优势，灵气纵逸地描摹了一个个穿着相同的工作服却情致迥然的铆焊工人。

短的数千字，长的不过一两万字，分明是小传，一部部写下来，与其一系列工业文学作品组合成一体，便是工人群像、工人家庭全景、工业社会大观……堪称皇皇巨制。

没有工业，就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物质文明。工业文明是现代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工业文学展示了生活的质地和诱惑，站在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前沿。当代文学若是不敢直面现代工业社会、工业生活和技术工人，至少是不健全的，是不自信的表现。工业生活常常比任何虚构都更令人不可思议，给人以强烈的陌生感和震撼力。因此，武歆的工业文学作品更显得立意宏大、蕴含深邃。《师傅》贯通时间的识见和境界，显示了作者诚挚自信的工业情怀和驾驭这种题材的才具，以及作为当代作家不想愧对当代的勇气和力量。

在“文革”前及20世纪80年代早期，“师傅”是广为流行的也颇为稳妥的尊称。见到尊敬的人，无论男女，一律称“师傅”。对商店的售货员、剧团的演员，乃至进机关见干部，都可以称“师傅”，比称呼官衔更显亲切。

《师傅》中的师傅们，都有自己的标志，而标志代表着一个工人的尊严。工人的尊严体现在他们都是工作上的强者、技术上的能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技，在流行“没有外号不富”的年代，外号就是师傅们的特长：“剪板机白胖李”“油压机达伦”“风砂轮老朱”“钉冲王向辉”“电气焊王岳翰”，等等。在老工人中间，格外讲究“手艺道”。这是手艺人或好工匠的律条，是自己所从事的那一行的“圣训”。技术是有“道”的，耍手艺必须尊道、重道，总之，干出的活儿要对得起自己的手艺。

那是个不仅重技术，也敬工匠的年代。以《师傅》中的一个小细节为例，铆工们都有两套工作服，一套上班的时候穿，一套下班后当“逛服”，遛马路、逛商店、看电影时穿，甚至穿着国营大厂的工作服相亲，成功率都很高。那时的城市主流人群就是工人，分国营工厂和“集体性质”的街办、区办工厂，从人的表情就可分辨出这个人是在什么样的工厂上班。门卫老魏这样解释：“国营大厂的工人跟集体小厂的工人，脸上的表情不一样，装是装不出来的。”

那个年代，当工人是很值得骄傲的，铆工师傅达伦说得更精彩：“咱们这行当名字不好听，可过起日子来，坐办公室的人比不过咱们。他们手笨，两只手就是两个鸡爪子，嘛也干不了！”

《师傅》的年代也是个有规则、守良知的年代。无论是工人还是社会，没有“飞扬的物欲和膨胀的内心”，皆能务本守真，物来顺应。规则不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而是印在有良知的心上，变成每个人自觉的行为。那时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八小时。工人们却都愿意加班，干了一天的活儿，总还觉得力气没有使完。《师傅》中这样描写：“张大力好像从来不认识‘累’这个字，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上班干活儿，他愿意加班，愿意天天待在车间里。他跟我动情地说过，晚上躺在床上，感觉身上的力气才用了一多半，剩下的力气使不出去，憋在肌肉里别提多难受了。也不能总是找人摔跤去呀？张师傅叹口气说，爱摔跤的人越来越少了，男人不去摔跤了，都去‘卡拉OK’唱歌了……”

铆工们性格各异，家庭条件不同，但进了车间就是一个齐心合力的整体。铆工组有个自发的“互助会”，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每人拿出五块钱，补助一个人。铆工组十二个人，这六十块钱接近一个五级工的月工资，在当时可解决家庭的大问题。大家轮流受助，谁临时遇到困难，可以自动调换顺序。社会的核心是人的规则和良知，也正是规则和良知，凝聚人们的意志、智慧和道德，形成强大的整体力量。于是，铆焊车间一派生机，铆工组都是精兵强将。

人的德行好，气势就强。所以《师傅》让人感到真实而饱满。作者从车间写到铆工的家人和家庭，人皆社会动物，要有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下的种种精神状态。探幽知微，思绪深长，《师傅》充分发挥长篇散文的特长，各色人物姿态百出，饶有兴味。

干了一天重体力的创造性劳动，还觉得“力气没有使完”的铆工师傅们，业余生活也很丰富。有人下班后换上运动装，带着冰鞋，到冰封的河面上纵情驰骋，享受速度带来的快感，陶醉于自己创造的优美之中。有人喜欢摔跤，迷恋那种锤炼筋骨和释放力量的感觉，无论摔倒别人或是被别人摔倒，都有一种大痛快。竞技场上尊重强者，也只有在竞技场上才能找到强者的感觉。有人养信鸽，竟不断为鸽子的智慧所折服，并从中获得教益。信鸽创造了新成绩，不知信鸽本身是否有自豪感，但它的主人肯定会欣喜异常。还有的师傅手极巧，喜欢制作各种小玩意儿，有的则酷爱跳舞……总之，铆工组的师傅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彩。

文学作品不一定要完美，但要精彩。《师傅》就是这样一部书，境界明润，风格沉实质朴。唯其人物真实，感情真挚，才有震撼人的力量。这还要归功于这部书的语言。作者在语言上下了大功夫，很像是满嘴天津话的人在漫话家常，自然清新，时有妙语。其间带出了许多天津的历史掌故和民风民俗，有助于看透世间人情，让每个人物形象有了纵深感和立体感。

铆工组似乎是武歆的“精神原乡”，他写《师傅》是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襟怀敞露，妙明其心。作家的文字在自己的土地上最容易开花结果，作者笔力疏爽，用词亲切，不只是描摹工业时代，更是引领读者认识工业时代。

读罢《师傅》，浮想颇多，未及梳理便拉杂写来。借以表达对武歆工业文学创作的敬意，并祝贺留住师傅们辉煌的《师傅》一书问世。

蒋子龙，1941年生于沧州，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多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代表作有《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农民帝国》等，出版著作百余部。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