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之间
老徒弟归天了，享年86岁，他60余岁儿子给我报丧时，悲伤的国字脸上，一对木然而深邃的小眼睛里，依然闪烁老徒弟那苍凉而又迷离的眸光。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他在食堂做他最不喜欢白案工作，每天早晨5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
我们单位108个职工，只有8个男人，其中5个都是干部，我一个人管设备修理，忙不过来，他经常抽时间给我帮忙。
相处了一段时间，他请我想办法把他调到机修，于是，找医院同学，以肝炎病人的名义，开了张一斤白糖的处方，加上一包三毛九的金丝猴香烟，送给领导并说了一些好话，以肝炎病人不能干食堂为由，调到机修班。
他是河南人，大我二十余岁，不识字，抗战时，和父母逃难到我们这里，尽管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但还是一口地道的河南话。上班第一天，给我送了一瓶酒，非常虔诚的双手作揖，用纯正的河南话，真挚而尊重的喊我“师傅”，从此，我们就以师徒相称。巨大的年龄差距，以及他鞍前马后的风尘仆仆，成了单位里女人们茶余饭后靡靡之音的素材。
一个忠厚而勤奋的人，手艺不是难事，尽管他笨拙，但做事却非常认真。
70年代，以农为纲，基本买不到茶叶，他老丈人在山沟偷偷种了一点茶树，每天早晨，他沏好茶，恭敬的给我端来，开始我非常不习惯，可看他虔诚谨慎的样子，日子长了，也就习惯了。我喝茶习惯由此开始，到现在，一个月要喝近三斤茶叶。
80年代初，他退休了。我送给他一套钳工和水暖工具，并让他在五金商店自由支取了100元的货物，月底结账时，发现他拿的全部都是自行车配件。当然是单位报销，因为那时候我还有一点小权力。
退休以后，他在自己家门口开了一家修理店，开始时是水电和自行车修理，由于技术问题，以后只修理自行车，一直到他死去的前几个月。
随后我也下岗了，开了一家机电家电修理门市部。我给他介绍了几家有公用自行车的机关单位，并给他帮忙开了几年发票，看样子生意还不错。
时间和老徒弟一起流逝了，过去的单位也改制拆迁了。繁华的城市的角落里，零零星星的家电修理店，依旧冷酷的剖析着市民华丽下的寒酸。老徒弟的一生，沉淀着他飘泊的苦难和辛酸，灵堂下一双干枯龟裂的手，仿佛握着着天堂里的幸福和宁静，他浓浓的河南乡音：“师傅，中不中……”依然梦绕在我的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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