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回归：在十年“非虚构”与百年“报告文学”之间
来源：文学报 王磊光茅盾与高尔基对于报告文学的认识，几乎完全一致。他们当时所论，不仅可以帮助今人重新来认识彼时的报告文学，用它们来检验最近十年来的“非虚构”写作，也是完全成立的。
关于“非虚构”的讨论众多，且已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中一个基本认识就是：“非虚构”再现生活的能力及其传播效果，是对处于衰落状态的报告文学的一种补位乃至替代。事实上，报告文学并没有被替代，而且在“中国梦”、“乡村振兴”等具有“共名”性的重大时代主题的召唤下，还呈回暖之势。但是，不得不承认，“非虚构” 对报告文学确实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现实性、真实性是“非虚构”和报告文学能够成立的共同前提。但是，在作者处理自身与对象的关系之时，二者的叙事伦理是不同的。“非虚构”追求的是一种“个人化的真实”，即强调从作者或故事中人物的观察和感受出发，来记录个人眼中和心中的世界，因而它具有强烈的个人性。而报告文学呢？丁晓原在《国家志·文体史：新中国报告文学七十年》一文中指出：“报告文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它的意识形态特质，政治化是其基本特征，因而，有时被称为‘政治的文学’。”可以这么说，人民、政治、国家在创作的背后注视着报告文学作家，而“非虚构”则是作家在生活的现场注视着土地、人民和国家。
以上观点，如果用来检验1949年以来的报告文学和2010年以来的 “非虚构”，毫无疑问是成立的。但是，如果将其放在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史中来做考察，是否还能完全成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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