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课--716】刘庆邦：在哪里写作（下）
在地下室和公园里写作在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时，还没有双休日，一周只休息一天，只有星期天休息。星期天对我来说是宝贵时间，我必须把它花在写小说上。除了凌晨在厨房里写一阵子，还有整整一个白天，去哪里写呢？去办公室行吗？不行。我家住在建国 门外的灵通观，而我上班的地方在安定门外的和平里，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太远了。上班的时候，我和妻子每天都是早上坐班车去，下班时坐班车回。星期天没有班车，我如果搭乘公共汽车去办公室，要转两三次车才能到达，需要自己花钱买票不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实在划不来。
只要想写，总归能找到地方。我们住的楼楼层下面有地下室，我到地下室看了看，下面空空荡荡，空间不小，什么用场都没派。别看楼上住那么多人，楼下的地下室却是无人之境。我在地下室里走了一圈儿，稍稍有些紧张。地下室里静得很，我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呼吸。这么安静的地方，不是正好可以用来写东西嘛！我对妻子说，我要到地下室写东西。妻子说：你不害怕吗？我说：那有什么可怕的！我拿上一个小凳子，背上我的黄军挎，就到地下室去了。我把一本杂志垫在双膝并拢的膝盖上，把稿纸放在杂志上，等于在膝盖上写作。在地下室里写了两个星期天，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好。地下室的地板上积有厚厚的像是水泥一样的尘土，用脚一踩就是一个白印。可能有人在地下室撒过尿，里面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尿臊味儿。加之地下室是封闭的，空气不流通，让人感觉压抑。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呼吸，呼吸不到好空气，似乎自己笔下也变得滞涩起来。不行，地下室里不能久待，还是换地方好。
我家离日坛公园不远，大约一公里的样子。我多次带孩子到公园玩过，还在公园里看过露天电影。公园不收门票，进出都很方便。又到了星期天，我就背着书包到日坛公园去了。那时的日坛公园内没什么建筑，也没怎么整理，除了一些树林子，就是大片大片长满荒草的空地。我对那时的日坛公园印象挺好的，觉得人为的因素不多，更接近自然的状态。我踏着荒草走进一片柿树林子里去了。季节到了秋天，草丛里开着星星点点的野菊花，一些植物高高举起了球状的果实。柿子黄了，柿叶红了，有的成熟的柿子落在树下的草丛里，呈现的是油画般的色彩。熟金一样的阳光普照着，林子里弥漫着暖暖的成熟的气息。我选择了一棵稍粗的柿树，背靠树干在草地上坐下开始了我的公园写作。公园里没有多少游人，环境还算安静。有偷吃柿子的喜鹊，刚在树上落下，发现树下有人，赶紧飞走了。有人大概以为我在写生、画画，绕到我背后，想看看我画的是什么。当发现我不是写生，是在写字，就离开了。
就这样，我早上在厨房里写，星期天到公园里写，用了不到半年的业余时间，第一部长篇小说《断层》就完成了。这部二十三万字的书稿，由郑万隆推荐给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文学编辑室主任顾志成，由秦万里做责任编辑，书在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书只印了九千册，每本书的定价还不到两元钱，我却得到了六千多块钱的稿费。这笔稿费对我们家来说可是一笔大钱，一下子改善了家里的经济状况，使我们可以买电视机和冰箱。说到稿费，我顺便多说两句。发第一篇短篇小说时，我得到的稿费是三十元。妻子说，这个钱不能花，要保存下来做个纪念。发第一篇中篇小说时，我得到的稿费是三百七十元。当年我们的儿子出生，我们夫妻因超生被罚款，生活相当拮据。收到这笔稿费，岳母说是我儿子有福，儿子出生了，钱就来了。还有，这本书获得了首届全国煤矿长篇小说“乌金奖”。也是因为这部书的出版，我被列入青年作家行列，参加了一九八六年底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 在办公室里写作
我家的住房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一九八五年冬天，我们家从灵通观搬到静安里，住房也由一居室变成了两居室。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新家离办公室近了，骑上自行车，用不了二十分钟，就可以从家里来到办公室。
这样，我早上起来就不必窝蜷在厨房里写作了。长时间在厨房里写作，身体重心下移，我觉得自己的肚子有些下坠，好像要出毛病似的。搬到新家以后，妻子给我买了两个书柜，把小居室布置成一间书房，让我在书房里写作。到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为了寻找比较安静的写作环境，我也不用再去公园，骑上自行车，到办公室里写作就是了。
在煤炭报工作将近二十年，每年的劳动节、国庆节和春节，在一分钱加班费都没有的情况下，在别人都不愿意值班的情况下，我都主动要求值班。值班一般来说没什么事，我利用值班时间主要是写小说。煤炭工业部是一座工字形大楼，《煤炭报》编辑部在大楼的后楼。在工作日，大楼里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有近千人上班。而一到节假日，整座大楼变得空空荡荡，寂静无声。有一年国庆节，我正在办公室里写小说，窗外下起了雨，秋雨打在窗外发黄的杨树叶子上哗哗作响。抛书人对一树秋，一时间我对自己的行为有些质疑：过节不休息，还在费神巴力地写小说，这是何苦呢！质疑之后，我对自己的解释是：没办法，也许这就是自己的命吧！还有一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写小说时，听着大街上不时传来的鞭炮声，甚至生出一种为文学事业献身的悲壮的情感。
尽管我只是业余时间在办公室里写小说，有人还是对我写小说有意见，认为新闻才是我的正业，写小说是不务正业。有时我在办公室里愣一会儿神，有人就以开玩笑的口气问我，是不是又在构思小说呢？不管别人对我写小说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对文学创作的信念没有改变。有一年报社改革，所有编辑部主任要通过发表演说进行竞聘，才有可能继续上岗当主任。我在竞聘副刊部主任时明确表态：文学创作是我的立身之本，不管在什么情況下，我都不会放弃文学创作。这个部主任我可以不当，要是让我从此不写小说，我做不到。听到我这样的表态，有的想当主任的人就散布舆论，说刘庆邦既然热衷于写小说，主任就让别人当呗！我已经做好了当普通编辑的准备，当不当主任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好在当时报社的主要领导比较开明，他在会上说，办报需要文化，报社需要作家，作家当副刊部主任更有说服力，也更有影响力。竞聘的结果，让我继续当副刊部主任。 在国外写作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我曾先后去过马来西亚、泰国、日本、埃及、希腊、意大利、丹麦、瑞典、冰岛、加拿大、肯尼亚、南非等二三十个国家。去了，也就是浮光掠影地走一走，看一看，回头顶多写上一两篇散文，或什么都不写，就翻过去了。我从没有想过在外国住下来写作。可到了二○○九年春天，美国一家以诗人埃斯比命名的文学基金会，邀请中国作家去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写作，中国作家协会派我和内蒙古的作家肖亦农一同前往。
我们来到位于西雅图奥斯特拉维村的写作基地一看，觉得那里的环境太优美了，空气太纯净了。我们住的地方在海边的原始森林里，漫山遍野都是高大的古树。大尾巴的松鼠在树枝上跳跃，红肚皮的小鸟在树间飞行。树林下面是草地，一两只野鹿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那里的气候是海洋性的，阴一阵，晴一阵；风一阵，云一阵；雪一阵，雨一阵，空气一直很湿润。粉红的桃花开满一树，树叶还没长出来，长在树枝上的是因潮湿而生的丝状的青苔。我们住的是一座木结构两层楼别墅，我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房间的窗户很大，却不挂窗帘，我躺在床上即可望见窗外的一切。窗外是草地，草地里有一堆堆像是土拨鼠翻出的新土，每个土堆上都戴着一顶雪帽。再往远处看，是大海。海的对岸是山，山上有积雪，一切都像图画一样。
然而，我们不是单纯去看风景的，也不是专门去呼吸清新空气的，我们担负的使命是写作。于是，我尽快调整时差，跟着美国的时间走，还是一大早起来写东西。除了通过写日记，把每天的所见所闻记下来，我还着手写短篇小说和散文。每天写一段时间，看到外面天色微明，我就到室外的小路上去跑步。跑步期间，小路上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我未免有些紧张。因为树林边有标示牌提醒，此地有熊出没，我害怕突然从密林里冲出一只熊来，把我拖走。还好，我没有遇到过熊。只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穿着头帽衫遛狗的男人，他的巨型狗看见我，不声不响向我走来。狗要干什么，难道要咬我吗？我吓得赶紧立定，大气都不敢出。狗只是嗅了嗅我的手，就被它的主人唤走了。
我们在美国写作遇到的困难是，美国朋友把我们两个往别墅里一放，只发给我们一些生活费，就不管了，没人给我们做饭吃。两个大老爷们儿，一时面面相觑，这可怎么办？肖亦农说，他在家里从来没做过饭，我说我做饭水平也一般。人以食为天，总归要吃饭，我只好动手做起来。我蒸米饭，做烩面，烧红薯粥，还摸索着学会了烤鸡和烤鱼，总算把肚子对付住了。利用那段时间，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西风芦花》，还写了两篇散文。其中一篇散文《漫山遍野的古树》，写的就是奥斯特维拉的原始自然生态。
有了在美国写作的经历，以后再出国，我都会带上未写完的作品，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我一般不参加夜生活，朋友晚上拉我外出喝酒我也不去，我得保证睡眠，以免影响写作。从文后所记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可以看出，我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莫斯科都完成过短篇小说。 在宾馆里写作
写作几十年，多多少少积累了一些名声。有外地的朋友愿意在吃住行等方面提供便利，让我到他们那里写作。我感谢朋友们的美意，同时也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邀请。
有一种说法是，现在有的作家住在宾馆里写作，吃饭有美食，出门有轿车，生活安逸得几乎贵族化了。说这样的作家因脱离了劳苦大众，不了解人民的疾苦，很难再写出有悲悯情怀、与大众心连心的作品。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并不认同。托尔斯泰郊区有庄园，城里有楼房，服务有仆人，本身就是一位贵族，但他的作品始终葆有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充满宗教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看来问题不在于在什么条件下写作，而在于有没有一颗对平民的爱心。
我自己之所以不愿到外地宾馆写作，在向朋友们解释时，上面这些话我都不会说，我只是说，我习惯在家里写作，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臊窝。只有在自己家里，闻着自己房间的气味，守着自己的妻子，写起来才踏实，自在。
无奈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我有时必须到宾馆里去住。比如说，作为北京市的一名政协委员，十五年了，每年的年初我都会去宾馆参加开会，头五年住京西宾馆，后十年住五洲大酒店，每次一住就是六七天。在宾馆里住这么长时间怎么办？还要不要写东西呢？去開会之前，我手上一般都会有正在写的作品，如果不带到宾馆接着写，我就会中断写作。三天不写手生，倘若中断了写作，回头还得重新找感觉。为了不中断写作，我只好把未完成的作品带到宾馆继续写。因为我的习惯是一大早起来写作，所以并不影响按时参加会议和写提案履职。加上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洗澡，休息，喝茶，吃水果，都很方便，不会影响别人休息。算起来，我在宾馆里写的作品也有好几篇了。例如我手上正写的这篇比较长的散文，在家里写了开头，就带到五洲大酒店去写。在酒店里仍没写完，拿回家接着写。
此外，我在西安、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宾馆，也写过小说和散文。
总之，一支笔闯天下，我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我说了那么多写作的地方，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我还没说到，那就是我的心，我一直在自己的心里写作。不管写作的环境怎么变来变去，在心里写作是不变的。心里有，笔下才会有。只要心里有，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能写出来。我尊敬的老兄史铁生说得好，我们的写作是源自心灵，是内在生活，写作的过程，也是塑造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 在宾馆里写作
写作几十年，多多少少积累了一些名声。有外地的朋友愿意在吃住行等方面提供便利，让我到他们那里写作。我感谢朋友们的美意，同时也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邀请。
有一种说法是，现在有的作家住在宾馆里写作，吃饭有美食，出门有轿车，生活安逸得几乎贵 族化了。说这样的作家因脱离了劳苦大众，不了解人民的疾苦，很难再写出有悲悯情怀、与大众心连心的作品。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并不认同。托尔斯泰郊区有庄园，城里有楼房，服务有仆人，本身就是一位贵 族，但他的作品始终葆有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充满宗教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看来问题不在于在什么条件下写作，而在于有没有一颗对平民的爱心。
我自己之所以不愿到外地宾馆写作，在向朋友们解释时，上面这些话我都不会说，我只是说，我习惯在家里写作，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臊窝。只有在自己家里，闻着自己房间的气味，守着自己的妻子，写起来才踏实，自在。
无奈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我有时必须到宾馆里去住。比如说，作为北京市的一名政协委员，十五年了，每年的年初我都会去宾馆参加开会，头五年住京西宾馆，后十年住五洲大酒店，每次一住就是六七天。在宾馆里住这么长时间怎么办？还要不要写东西呢？去開会之前，我手上一般都会有正在写的作品，如果不带到宾馆接着写，我就会中断写作。三天不写手生，倘若中断了写作，回头还得重新找感觉。为了不中断写作，我只好把未完成的作品带到宾馆继续写。因为我的习惯是一大早起来写作，所以并不影响按时参加会议和写提案履职。加上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洗澡，休息，喝茶，吃水果，都很方便，不会影响别人休息。算起来，我在宾馆里写的作品也有好几篇了。例如我手上正写的这篇比较长的散文，在家里写了开头，就带到五洲大酒店去写。在酒店里仍没写完，拿回家接着写。
此外，我在西安、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宾馆，也写过小说和散文。
总之，一支笔闯天下，我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我说了那么多写作的地方，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我还没说到，那就是我的心，我一直在自己的心里写作。不管写作的环境怎么变来变去，在心里写作是不变的。心里有，笔下才会有。只要心里有，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能写出来。我尊敬的老兄史铁生说得好，我们的写作是源自心灵，是内在生活，写作的过程，也是塑造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
刘庆邦：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四十余部。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俄、德、意等外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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