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名家的高考记忆
又到一年高考季。每当此时，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谈论起这个话题。当代名家都经历过怎样的高考？一起读读他们笔下独具魅力的高考故事吧。
余华
作家余华参加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不过落榜了。
对于自己的高考，余华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中写道：“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另一种准备，我们都落榜了。”
后来，余华在卫生学校上了一年学，然后被分配到小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空闲的时候，余华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街，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在这一刻，他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开始写小说了，终于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后来的《兄弟》《第七天》。 作家莫言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学，他记录了女儿高考时他等候在考场外的心情：“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已经安静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名穿着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派人把它们赶走。” 梁晓声
我的名字报到团招生办的第二天。我正硬撑着和伙伴们抬大木，连长走来了，对我说复旦的一名老师要见见我，叫我立刻到招待所去。老师对我很热情，问我都读过哪些文学书籍，最感动的是哪本书。
我想了想说：“《红与黑》。”我看《红与黑》，是在初中一年级。记得读完这本书，我痛哭了一场。我最同情的倒不是于连，而是德·瑞那夫人。她对于连的爱，在我看来太令人伤心太不幸了。我想我要是于连，可能会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决不忍去伤害那么样热烈那么样痴情地爱过自己的女人。而且看过《红与黑》后，我常常设想另一种结局——于连越狱逃走，带着德·瑞那夫人双双逃到一个孤岛或大森林里去，有情人终成眷属，生下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白头到老。我就把这些想法讲了。
我本来认为这等好事哪能落在我头上？我上鹤岗市邮电学校，已是板上钉钉了。第二天，那复旦的老师到师里去了。隔了三天，他从师里回到了我们团，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见面就对我说：“你的档案，我从团里带到师里了，如今已从师里寄往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你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迟子建
作家迟子建在《人生就是悲凉与欢欣》一文中，坦言自己的高考作文只得了5分，她写道：“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的一所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这使我眼界大开。”那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优美。迟子建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她最早的文学训练了。
后来迟子建开始尝试写小说，从而走上文坛。迟子建早期的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创作的。后来迟子建说：“我觉得图书和大自然对我的帮助很大。” 蒋方舟
对高三所有美好的传说，都赋予不信任。
“我不信任半天踢足球，半天上课，晚自习还睡觉的学生，会考上北京大学；我不信任平时交白卷的学生，高考忽然灵光乍现，考了满分；我不信任左手吉他，右手美眉的人，能考过专心致志的学生；我不信任翻围墙去上网的，学功课最灵光；我不信任家长从不过问的学生，心理最健康；我不信任今天经某位名师点穴，明天就逃出生天；我不信任高考会提供作弊的空间；我不信任高考会给予超常发挥的机会；我不信任脑白金脑黄金......高三的老师说过很多好话，但我只相信三句：一、排名比分数重要；二、补弱科；三、不喜欢做题的学生，不是爱学习的学生。” 当代名家经历过的高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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