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午节的几个问题
农历五月五,又是一年端午。自上古开始,先民们就对这个节日非常重视,节庆系统中,其地位仅次于元旦(春节)、冬至。元宵、清明、中秋和它比起来,都只能算弟弟辈。
单就普及性来说,端午无节能及:不仅是汉族,千年前的契丹、女真,现在的苗族、土家族、白族、傣族、侗族、布依族、彝族等许多民族都过端午节。
这些民族一起,为端午节注入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汉晋,经唐宋,到明清直至今天,相关传统数千年延绵不绝,使端午节迸发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
传统意义上,要过好一个端午节,要准备的事情很多很多,但到了今天,大家似乎就只记得“吃粽子”这一件事了。
今天,阿信就准备了关于端午节的6个核心问题,来唤醒你DNA里的文化记忆,看看能全对吗? “端午”“端五”还是“端阳”?
“端午”之名,与中国中国先秦就已经成熟的天文历法体系密切相关。
据说早在夏朝时,历法制定者就将北斗星斗柄上经常指向北极星的第七颗星,称为“招摇”,按招摇的逐月推移而测定月次,由于招摇走到第五个月时指向“午”,便将这个月称为“午月”。
由于一年中白天最长的那一天——“夏至”,刚好出现在“午月”,阳气到这一天走到了一个“端点”,盛极而衰,阴气即将回升,所谓“阴阳生,死生分”,古人便将夏至叫做“端阳”。
“午月”也就很自然地被认为是“恶月”,而午月午日午时,三“午”相重,更是一年中的恶中之恶,值得专门为它再另外取个名字——“端午”。
但问题是,“午日”这个概念,采用的是干支法,对应到农历中,每年都不固定,还非常不好记,咋办?
比如今年“午月”的第一个“午日”,就出现在农历四月三十(公历6月17日)。
大约魏晋以后,就形成了以日历中的数字取代的趋势。
由于“午月”大多数时间对应在农历五月,便将“端午”定在五月五日,“端五”也大约从此时开始替代更为古老的“端午”。
简单点说就是,直到这个时候,端午=端五≠端阳(夏至),端午节和夏至节并行于世。
但由于这两大大节相隔时间太近,而且大家在这段时间用来过节的食物都差不了太多,渐渐地,人们把本来意义上的端午节和夏至意义上的端阳节合成一个系列。
五月初五定为小端午(或小端阳),五月十五(或五月二十五)定为大端午(或大端阳),各地、各户根据情况选定一个端阳安排节俗活动
直到现在,长江流域还有不少地方延续了这一传统,比如湖北长阳,初五称为头端阳,十五称为大端阳,二十五称为末端阳。 端午到底是为谁而设?
端午节是古代天文历法和古人朴素的自然观交融的结果。
屈原的加入,则是很晚很晚的事情,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东汉末年,是的,你没有看错,“端午源于屈原”的说法,可能只是后人的附会。
宋代《太平御览》引用东汉末应劭《风俗通》这本书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瘟),亦因屈原。”
再略微往后一点,南朝吴均《续齐谐记》提到粽子起源于屈原的传说时也写道:“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泪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但事实上,屈原也并不是端午祭祀说的唯一起源,还有曹娥、伍子胥等等一大批传说。
其中,伍子骨的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至今他仍是苏州地区端午习俗中的重要祭祀人物。
曹娥,东汉时期著名孝女,为寻找父亲尸体投江而亡。
但无论是屈原、曹娥还是伍子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非正常死亡。
一方面,这种不正常死亡的情况在民间信仰中,是一种恶死,势必有冤屈,会在活人生存的世界生出许多怨气和阴气,这就需要人们用祭祀去消除。
另一方面,他们事迹又具有感天动地的情感能量,从而在实用的中国民间信仰中能寄托一方百姓的祈求安康的宿愿。
综合比较起来,屈原以楚辞体的《离骚》等浪漫主义诗篇闻名于世,其人品、文品都备受后世文人推崇,再加上诸如贾谊、司马迁等顶级大咖撰文推荐,久而久之,屈原传说逐渐地扩展为中国端午节的主要传说。
抗日战争期间,经由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阐释,屈原更是成为了“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在端午节中的地位再难撼动。可以说,在民间对端午节起源的解释中,是历史和民众选择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今时今日,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日风俗的一部分。 端午节的真正主题是啥?
1926年,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考察了从古至今有关端午节的文献,认为,端午节的真正起源,应该是上古先民们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一种需求。
并由此衍生出了端午节的种种行为,南方多水地区是“竞渡送标”,而北方少水地区则是“厌胜驱邪”。
但不管哪种方式,有两样植物,几乎无分南北,在端午节这天都会出现——艾蒿、菖蒲。
艾蒿和菖蒲在典籍中,长期以来都被认为具有巫术和药用的双重价值,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端午的核心习俗。
比如,艾篙被用来制成艾人、天师艾、艾虎等厌胜之物。
吴自牧《梦粱录》记南宋行都杭州端午时就说到,“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这里的天师,指的就是张道陵。
图片老虎头白泽旗,明 《出警入跸图》局部
而艾虎有的是用艾枝艾叶编成的,有的则是布帛剪成的老虎上粘艾叶。
而作为厌胜之物,艾制品通常与蒲制品并用的,而尤以艾虎配蒲剑最为常见。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天中中佳景图》就如实描绘了古人端午的这一习俗。
画上安设道符与钟馗,画面正中瓶插蜀葵、石榴、菖蒲等五月花卉,左侧石榴枝头并系精致香包,还有艾虎、荔枝、粽子、石榴花、小衣服等挂坠。
体现的,正是端午驱除邪祟之意。
除此之外,端午饮酒的习俗,也与药用有关。例如宋代时,饮用菖蒲酒,而到了明清,则成了药效更强烈的雄黄酒。
清代用雄黄酒涂抹小儿面颊耳鼻俗称“画额”,通常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王”字,一借雄黄以驱毒,二借猛虎以镇邪。
另外,《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写元春在宫中派夏太监送来端午节赏赐,其中给“大奶奶、二奶奶……每人……两个锭子药”,反映的正是清代宫廷端午赏赐的真实情况。
清代宫廷的锭子药是多种锭剂药品的统称,质地大都坚硬致密,宫廷常将锭子药做成各种图案形状,还可以仿照饰物做成各式紫金锭佩、手串念珠等,既可备不时之需,同时也带有驱瘟避害的吉祥寓意。
可以说,较之元宵、清明、重阳、春节等民族节日,端午节的药味儿最浓。
端午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公共卫生节日,保护身体健康是头等诉求。 端午,男生和女生到底谁是主角?
五月五日,按理说是一个至阳时刻,比如日本有家家要挂鲤鱼旗的习俗,祈祷家中男孩早日成材。
但事实上,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说:“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
在端午节的习俗中,穿戴是另外一件大事,而这,就是女生们大展拳脚的舞台了。
从宋至明,渐渐发展起了一套用于时令节日以及各类吉庆场合的服饰穿戴制度,对应到端午节的服饰主题,就是“艾虎”,以及“五毒”——蜈蚣、蛇、蝎、蜥蜴(壁虎)、蟾蜍等五种毒虫。
所用端午衣饰不管是纹样还是面料都有讲究,是古代节令服的重要一类,种类上以女装居多。
明定陵出土了一件红暗花罗五毒方补方领女夹衣,是明神宗孝靖皇后在端午节穿着的吉服。
补子部分保存相对完整,居中绣一蹲卧猛虎,抬爪回首,长尾上卷,额部绣十字纹,周围饰蜀葵、艾叶、山石与五毒等。
有了应景的衣服,配饰也不能马虎。
唐宋时代,女性还时兴把一些小巧的鲜果直接挂到钗头,以此庆祝春去夏来,果实成熟。当时荔枝属于高档水果,于是荔枝上市之时,钗头挂荔枝也成了时尚。
由于荔枝谐音“利市”,又恰在端午节时上市,所以,在宋代,女性插戴垂着成双荔枝的“自制步摇”,变成了端午节的固定风俗之一。
宋人李石以《长相思》词咏“重午”即端午,便描写道,一位佳人在这一天不仅鬓边斜挑着“钗符儿”——避邪的符袋儿,同时还以“钗头双荔枝”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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