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午节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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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五，又是一年端午。
自上古开始，先民们就对这个节日非常重视，节庆系统中，其地位仅次于元旦（春节）、冬至。元宵、清明、中秋和它比起来，都只能算弟弟辈。
单就普及性来说，端午无节能及：不仅是汉族，千年前的契丹、女真，现在的苗族、土家族、白族、傣族、侗族、布依族、彝族等许多民族都过端午节。
这些民族一起，为端午节注入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汉晋，经唐宋，到明清直至今天，相关传统数千年延绵不绝，使端午节迸发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
传统意义上，要过好一个端午节，要准备的事情很多很多，但到了今天，大家似乎就只记得“吃粽子”这一件事了。
今天，阿信就准备了关于端午节的6个核心问题，来唤醒你DNA里的文化记忆，看看能全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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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端五”还是“端阳”？
“端午”之名，与中国中国先秦就已经成熟的天文历法体系密切相关。
据说早在夏朝时，历法制定者就将北斗星斗柄上经常指向北极星的第七颗星，称为“招摇”，按招摇的逐月推移而测定月次，由于招摇走到第五个月时指向“午”，便将这个月称为“午月”。
由于一年中白天最长的那一天——“夏至”，刚好出现在“午月”，阳气到这一天走到了一个“端点”，盛极而衰，阴气即将回升，所谓“阴阳生，死生分”，古人便将夏至叫做“端阳”。
“午月”也就很自然地被认为是“恶月”，而午月午日午时，三“午”相重，更是一年中的恶中之恶，值得专门为它再另外取个名字——“端午”。
但问题是，“午日”这个概念，采用的是干支法，对应到农历中，每年都不固定，还非常不好记，咋办？
比如今年“午月”的第一个“午日”，就出现在农历四月三十（公历6月17日）。
大约魏晋以后，就形成了以日历中的数字取代的趋势。
由于“午月”大多数时间对应在农历五月，便将“端午”定在五月五日，“端五”也大约从此时开始替代更为古老的“端午”。
简单点说就是，直到这个时候，端午=端五≠端阳（夏至），端午节和夏至节并行于世。
但由于这两大大节相隔时间太近，而且大家在这段时间用来过节的食物都差不了太多，渐渐地，人们把本来意义上的端午节和夏至意义上的端阳节合成一个系列。
五月初五定为小端午(或小端阳)，五月十五(或五月二十五)定为大端午(或大端阳)，各地、各户根据情况选定一个端阳安排节俗活动
直到现在，长江流域还有不少地方延续了这一传统，比如湖北长阳，初五称为头端阳，十五称为大端阳，二十五称为末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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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到底是为谁而设？
端午节是古代天文历法和古人朴素的自然观交融的结果。
屈原的加入，则是很晚很晚的事情，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东汉末年，是的，你没有看错，“端午源于屈原”的说法，可能只是后人的附会。
宋代《太平御览》引用东汉末应劭《风俗通》这本书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瘟)，亦因屈原。”
再略微往后一点，南朝吴均《续齐谐记》提到粽子起源于屈原的传说时也写道：“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泪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但事实上，屈原也并不是端午祭祀说的唯一起源，还有曹娥、伍子胥等等一大批传说。
其中，伍子骨的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至今他仍是苏州地区端午习俗中的重要祭祀人物。
曹娥，东汉时期著名孝女，为寻找父亲尸体投江而亡。
但无论是屈原、曹娥还是伍子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非正常死亡。
一方面，这种不正常死亡的情况在民间信仰中，是一种恶死，势必有冤屈，会在活人生存的世界生出许多怨气和阴气，这就需要人们用祭祀去消除。
另一方面，他们事迹又具有感天动地的情感能量，从而在实用的中国民间信仰中能寄托一方百姓的祈求安康的宿愿。
综合比较起来，屈原以楚辞体的《离骚》等浪漫主义诗篇闻名于世，其人品、文品都备受后世文人推崇，再加上诸如贾谊、司马迁等顶级大咖撰文推荐，久而久之，屈原传说逐渐地扩展为中国端午节的主要传说。
抗日战争期间，经由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阐释，屈原更是成为了“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在端午节中的地位再难撼动。可以说，在民间对端午节起源的解释中，是历史和民众选择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今时今日，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日风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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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的真正主题是啥？
1926年，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考察了从古至今有关端午节的文献，认为，端午节的真正起源，应该是上古先民们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一种需求。
并由此衍生出了端午节的种种行为，南方多水地区是“竞渡送标”，而北方少水地区则是“厌胜驱邪”。
但不管哪种方式，有两样植物，几乎无分南北，在端午节这天都会出现——艾蒿、菖蒲。
艾蒿和菖蒲在典籍中，长期以来都被认为具有巫术和药用的双重价值，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端午的核心习俗。
比如，艾篙被用来制成艾人、天师艾、艾虎等厌胜之物。
吴自牧《梦粱录》记南宋行都杭州端午时就说到，“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这里的天师，指的就是张道陵。
图片老虎头白泽旗，明 《出警入跸图》局部
而艾虎有的是用艾枝艾叶编成的，有的则是布帛剪成的老虎上粘艾叶。
而作为厌胜之物，艾制品通常与蒲制品并用的，而尤以艾虎配蒲剑最为常见。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天中中佳景图》就如实描绘了古人端午的这一习俗。
画上安设道符与钟馗，画面正中瓶插蜀葵、石榴、菖蒲等五月花卉，左侧石榴枝头并系精致香包，还有艾虎、荔枝、粽子、石榴花、小衣服等挂坠。
体现的，正是端午驱除邪祟之意。
除此之外，端午饮酒的习俗，也与药用有关。例如宋代时，饮用菖蒲酒，而到了明清，则成了药效更强烈的雄黄酒。
清代用雄黄酒涂抹小儿面颊耳鼻俗称“画额”，通常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王”字，一借雄黄以驱毒，二借猛虎以镇邪。
另外，《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写元春在宫中派夏太监送来端午节赏赐，其中给“大奶奶、二奶奶……每人……两个锭子药”，反映的正是清代宫廷端午赏赐的真实情况。
清代宫廷的锭子药是多种锭剂药品的统称，质地大都坚硬致密，宫廷常将锭子药做成各种图案形状，还可以仿照饰物做成各式紫金锭佩、手串念珠等，既可备不时之需，同时也带有驱瘟避害的吉祥寓意。
可以说，较之元宵、清明、重阳、春节等民族节日，端午节的药味儿最浓。
端午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公共卫生节日，保护身体健康是头等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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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男生和女生到底谁是主角？
五月五日，按理说是一个至阳时刻，比如日本有家家要挂鲤鱼旗的习俗，祈祷家中男孩早日成材。
但事实上，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说：“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
在端午节的习俗中，穿戴是另外一件大事，而这，就是女生们大展拳脚的舞台了。
从宋至明，渐渐发展起了一套用于时令节日以及各类吉庆场合的服饰穿戴制度，对应到端午节的服饰主题，就是“艾虎”，以及“五毒”——蜈蚣、蛇、蝎、蜥蜴（壁虎）、蟾蜍等五种毒虫。
所用端午衣饰不管是纹样还是面料都有讲究，是古代节令服的重要一类，种类上以女装居多。
明定陵出土了一件红暗花罗五毒方补方领女夹衣，是明神宗孝靖皇后在端午节穿着的吉服。
补子部分保存相对完整，居中绣一蹲卧猛虎，抬爪回首，长尾上卷，额部绣十字纹，周围饰蜀葵、艾叶、山石与五毒等。
有了应景的衣服，配饰也不能马虎。
唐宋时代，女性还时兴把一些小巧的鲜果直接挂到钗头，以此庆祝春去夏来，果实成熟。当时荔枝属于高档水果，于是荔枝上市之时，钗头挂荔枝也成了时尚。
由于荔枝谐音“利市”，又恰在端午节时上市，所以，在宋代，女性插戴垂着成双荔枝的“自制步摇”，变成了端午节的固定风俗之一。
宋人李石以《长相思》词咏“重午”即端午，便描写道，一位佳人在这一天不仅鬓边斜挑着“钗符儿”——避邪的符袋儿，同时还以“钗头双荔枝”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