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让直播电商告别“擦边”歧途
近日，电商平台上，一款多功能趴睡枕因“擦边带货”而销量暴增，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吐槽，有时公共场合都不敢点开手机，一些产品的宣传语极具暗示性，令人十分尴尬。
近年来，电商直播蓬勃发展，不仅带动消费、激活传统行业潜力，还吸引大量主播投身其中。数据显示，职业网络主播的数量已突破3800万人。庞大的市场规模背后，监管难题日益凸显。
尽管已有不少直播“擦边”账号被封禁，但治理效果始终有限。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擦边”行为界定模糊。此类行为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量化标准，现实中也很难具体定义，例如裙子多短算“擦边”，它更多是一种主观感觉，这时判断权就交到平台手中。其次是有利可图，部分网络主播信奉“吸睛就是吸金”，不惜违背公序良俗追求流量，甚至催生出教人“擦边”的黑灰产业链。最后是有漏洞可钻，直播实时性导致证据留存困难，尤其在深夜审核人力不足时段，“擦边”行为更易滋生。部分平台为获取流量和广告收益，甚至默许“擦边”内容“先火后封”。
“擦边”乱象违背公序良俗，污染网络环境，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心理舒适度。从商业上看，“擦边”本身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任由一些直播间继续“擦边”，流量注入低俗之地，健康的直播带货反而受到挤压，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
流量并非万能，低俗的流量更不可取。平台要算好“得失账”，把好审核关，还要加大技术投入，及时发现并处理“擦边”内容。立法层面需加快完善法规，细化“擦边”内容认定标准，以制度刚性保障市场秩序。消费者也应提升审美判断力，主动抵制低俗直播，以“用脚投票”倒逼行业规范发展。
一个小小直播间里，既有经济利益，也有社会价值。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唯有各方协同治理，才能让直播电商告别“擦边”歧途，依靠品质和诚信赢得市场。（武晓娟）
原标题：期待文山会海再减减
“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一度是不少基层干部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文山会海，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资源，更消磨着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持续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着力纠治文山会海问题。然而，仍有个别地方搞变通，反弹回潮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有的地方搞“套娃会议”，安全生产部署会里嵌套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会，再打包秸秆禁烧动员会，以会议时间的延长弥补会议数量的压减；有的单位砍掉七成纸质文件，却在微信工作群搞起“接龙汇报”……这样的做法反映出少数党员干部仍存在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思维惯性和工作作风，反映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长期性、复杂性，必须紧盯不放、坚决纠治。
在改进作风的问题上，我们不能退，也退不得，要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如今，有的地方出台规章制度，既明确了发文、办会的量化标准，又作出“不得”“禁止”等一系列限制性规定。有的地方通过不定期开展监督调查、搭建智能化监督平台等方式，进一步构建事先审核把关、事后效果评估机制，督促相关部门从严控制发文、办会。只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建立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久久为功，才能打赢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
纠治文山会海，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找出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有的党员干部认为会开了，文件传达了，事情就做完了。说到底，这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因此，改作风必须往深里改、往实处干，要进一步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强化宗旨意识，牢牢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大兴务实之风，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用实干担当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一次采访中，一位茶乡的驻村干部说：“以前每周三天在县城开会，现在每月集中开一次调度会，省下来的时间帮茶农跑销路，多卖不少茶叶。”朴素的话语、喜人的变化，传递出一个道理：高质量发展的答卷是在田间地头“深耕”出来的。少一些“纸上谈”，多一些“实地干”，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就会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吴储岐）
原标题：交友软件里的“桃色陷阱”，该谁来填
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一批语聊交友软件的乱象。平台公然纵容色情语聊、撮合卖淫嫖娼，甚至通过差异化规则将女性用户物化为“资源”，诱导男性用户充值消费。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平台面对举报无动于衷，而应用商店也未能及时拦截，导致此类软件长期泛滥。
这类并不算隐蔽的灰色软件，为什么能长期泛滥？从其运营模式，或许可见端倪。这类软件普遍的运营模式，是把男性用户定义成消费者，他们去和异性社交，不管文字、语音、视频，都需要花钱。而女性用户非但不用花钱，还可以通过提供聊天等服务挣钱。简单说就是，男用户花钱买到了服务，女用户挣到了钱，都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除了部分对服务不满而维权的用户外，大多用户觉得各取所需，也就纵容了此类软件的“繁荣”。
表面看没有“受害者”，但从社会生态的角度说，这类软件显然不该被纵容。暗藏“桃色陷阱”的交友软件，实际上是把互联网社交异化为“线上夜总会”，刺激出人性里丑恶的部分，把交友异化成一种交易。这种灰色交易，对于健康的社会价值观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毒害。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种交易是常态，那会对社会风气产生直接的影响。更不用说，灰色生意壮大的同时，这些违规的线上社交会进一步演化为线下违法的色情交易。
要填平交友软件里的“桃色陷阱”，首先还是要倒逼相关平台的责任。比如APP上线的应用商店，不能只是做简单的流程性的审核，把锅都甩给APP运营方和用户。当然，考虑到这类APP表面只是提供了网友互动的渠道，确实难以事先评估其是否可能演变出涉黄交易，但应用商店可以通过抽查和畅通举报等方式，强化后续的核查，这也是分内之事。很难想象，如果现实世界中的商场内，有店铺存在大量非法交易，商场可以完全不用承担责任。
其次，对于软件的具体运营商，也要强化其法律责任。一个灰色现象是否蔓延，关键看其违法风险是否高于违法收益。如果提供类似色情交易服务的平台，即便被举报也只需下架即可了事，甚至还能用“技术中立”等借口为自己辩护，自然会有更多人铤而走险。相反，运营方一旦被发现，不仅要退还经济收益还要承担法律责任，那在运营此类软件时，他们就会三思后行。
可以说，“桃色陷阱”或涉黄服务，是伴随社交软件诞生而持续存在的问题。每一轮的媒体曝光和监管集中整治之后，过不了多久又会有新的平台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这暴露的最大问题是，对责任划定还不够清晰，对违法者的追责远远不到位。若不能在制度以及执法环节加强打击，这个灰色产业链就很难杜绝。（守一）
原标题：整治电商长账期，为中小企业释放经营活力
修订后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发布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条例》直面中小企业应收账款规模增长、账期拉长等现象，对中小企业来说，是重大利好。《条例》将于2025年6月1日起施行，必将提升中小企业账款回款效率，缓解部分企业现金流困难。
线下直接面向个体消费者的小实体，一般是即售即收，回款速度只取决于销售速度。当前，借助电商平台、网络直播、网红带货等提升拓展网络销售能力,已成为广大中小企业营销的重要方式。商家通过平台销售出去了产品，消费者的钱进了电商平台的账户。因此，电商平台账期的长短决定着商家回笼资金的周期。《条例》的修订，旨在强化支付责任，完善保障支付各项措施，为切实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了制度保障。
目前业内平台对商家的账期从3天到近60天不等，有的平台可以做到7天到账，有的自营电商平台却是卡在50多天的极限操作。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账期越短，资金回笼越快，越能降低中小企业经营压力。但我们要看到：一方面是中小企业需要依赖甚至依附平台生存，处于弱势地位，缺少话语权；另一方面，在长账期这种模式下，电商平台积压的销售款溢出效益显著，因此在约定账期时会强调己方利益最大化。《条例》规定，“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应当按照行业规范、交易习惯合理约定付款期限并及时支付款项。”
在平台生态中，其实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过长的账期，让中小企业面临巨大的现金压力，已然成为影响商家经营和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明白，只有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平台才能拥有丰富优质的商品资源，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实现可持续发展。现金流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处于强势地位的行业龙头，要将心比心，共同呵护行业健康发展生态。
当下，一些平台已经在推行短账期模式，支持企业降低经营成本。这无疑为行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充分证明了缩短账期对于商家经营的积极促进作用。希望更多的电商平台，特别是自营电商平台，能够充分意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积极改进账期模式，推动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解决账期问题对于中小企业及时收回货款，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提高抗风险能力、更有力应对复杂挑战意义重大。中小企业数量大、分布广、触达深,是吸纳就业的生力军，它们的生存发展，关联着就业、民生大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高度重视。
解决长账期问题，相关部门也要主动作为。一方面，加强对大零售平台的监管力度，定期检查账期执行情况，对于违规延长账期的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罚；另一方面，搭建沟通协调平台，促进中小企业与平台之间的平等对话，推动双方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合作关系。
惟有各方共同努力，以法律为依据，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同理心为纽带，才能切实扫除长账期这一阻碍，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龙海南）
原标题：智能驾驶不是无人驾驶
昨天（4月2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关于规范驾驶辅助宣传与应用的倡议书，倡导车企要规范营销宣传行为。倡议书提出：“企业应严格依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GB/T 40429—2021），杜绝虚假宣传与过度营销，避免使用模糊或误导性表述，确保功能命名科学严谨，防止驾驶员误用、滥用风险。”
上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召开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及软件在线升级管理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汽车生产企业要“充分开展组合驾驶辅助测试验证，明确系统功能边界和安全响应措施，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切实担负起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切实提升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安全水平”。
上述两则行业动态，与近期新能源汽车发生的不安全事件不无关系。除了针对辅助驾驶功能，工信部还修改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国标，要求电池短路后，不得起火和爆炸。结合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我们能依此判断，汽车工业国家主管部门正下大力气去提升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杜绝各种可能导致不安全事件发生的潜在因素。从全球新能源车市场发展趋势看，相关举措十分有必要，也有的放矢。
当前，新能源汽车销量逐步攀升，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接触到这一智能网联产品。也正因为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网联”属性，为了抢占市场吸引消费者，汽车企业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家产品的辅助驾驶能力。早年间，在车企的日常推广销售中，辅助驾驶基本都被宣介为自动驾驶，过分夸大了辅助驾驶的能力；在近两年，车企修改了宣传策略，以智能驾驶的名义继续夸大宣传辅助驾驶。
车企的过度营销举动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于辅助驾驶功能的认知，进而导致了个别消费者盲目信任辅助驾驶功能。在各社交平台上，总能看到有消费者不当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替代有人驾驶的行为发生。这些行为的社交传播也会形成错误示范，让相关新能源车的驾驶员跟风在错误场景下错误应用辅助驾驶。
可以明确的是，根据我国《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国标，目前市场上的新能源车产品，最高只达到L2级别的自动驾驶能力，该级别及以下级别的自动驾驶都是辅助驾驶，与真正的自动驾驶乃至企业所宣传的智能驾驶，仍有极大的技术差距。辅助驾驶并不允许有行车电脑接管驾驶，驾驶员是行车安全的唯一责任人。但也正是因为车企的大力营销，相关知识概念就不断被模糊淡化。
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的核心诉求是方便省心，当市面上所有新能源车都主打宣传智能驾驶，他们也就在潜移默化中认可了相关技术的可用性，从而忽视实际技术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和潜在安全隐患。
在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高阶的汽车自动驾驶技术（L3-L5）量产运用，仍是所有汽车工业科技工作者所要努力的方向。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广泛普及，但并不代表这项技术已经有能力让我们的社会如科幻电影中所演绎的那样。因此，在L2级别辅助驾驶已进入规模化应用的关键期，车企所必须要做的就是避免行业无序竞争，在日常宣传推广中，明确相关功能的风险情况，确保每一名驾驶员不误用、滥用辅助驾驶功能。
作为重要参与者，车企是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稳步有序发展的重要一环，也只有整个汽车工业一同努力，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出行体验，包括车企自身在内的中国汽车工业，才能实现长久发展。（光明网评论员）
原标题：陪诊服务“入补”，让“老有所医”更可及
王志顺
据《解放日报》报道，在近日举行的2025上海“民生访谈”中，该市民政局表示将把专业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服务内容，在9个区开展试点，对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实行兜底保障，同时鼓励各试点区、街镇结合购买服务等形式为80岁以上高龄、独居等特定对象提供低偿、普惠的助医陪诊服务，通过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一定资助。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就医难题日益凸显，独居、空巢老人面临的就医困境尤为突出。陪诊师的兴起，填补了老年人就医过程中的服务空白，折射出社会对银发群体的人文关怀。
然而，作为新兴行业，陪诊服务目前仍面临诸多发展瓶颈。职业定位不明确、服务标准不统一、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制约着行业健康发展。此外，一次陪诊服务几百元钱的支出，对一些老人来说是不小的经济压力，上海试点将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范围，这种政策引导值得肯定。上述“民生访谈”中传递出的当地将探索建立培训考核机制、规范服务合同、引入保险保障等具体措施，也是在为行业发展探索可行路径。特别是医院直接参与陪诊师培训的做法，或将推动养老服务体系与医疗资源深度融合，既能提升陪诊服务专业性，也将增强医患间的信任度。
陪诊服务是个宝，如何令其更好解决老年人就医难问题，还需持续发力：一是加快制定行业标准和服务规范，明确从业人员资质要求；二是完善培训体系，提升服务的专业性和可靠性；三是建立合理价格机制，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兼顾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四是探索医保、长护险等支付渠道的衔接，扩大服务的可及性。此外，也要提升陪诊服务申请、预约等环节的便利程度，避免因部分老年群体智能设备使用不畅而制造“数字鸿沟”。
陪诊服务的兴起，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一步，相信随着试点经验的积累和行业规范的建立，这一职业将成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力量。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等多方协同，陪诊服务能为更多老年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就医便利，让“老有所医”的愿景更可感可及。
原标题：堵上雇主责任险骗保漏洞，为劳动者权益护航
陈曦
据4月18日《工人日报》报道，一段时间以来，雇主责任险成为保险欺诈的“重灾区”。一些不法分子与用工企业、律师、鉴定机构以及医疗机构内部人员达成合谋，利用保险公司承保审核、理赔调查等环节的漏洞，采用多种手段进行骗保，使雇主责任险沦为其“摇钱树”。
作为一种商业保险，雇主责任险由雇主自愿投保，能够为其分担因雇员在工作过程中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业病而导致的经济赔偿责任。这一险种在降低企业用工风险的同时，也可与工伤保险互为补充，让劳动者及时获得赔偿，是我国职业伤害赔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现实中，雇主责任险正在偏离多赢初衷，变成一些别有用心者的“敛财工具”。从各地警方近期披露的案例来看，此类骗保行为呈现职业化、跨区域、全链条特征，保险中介、用人单位、鉴定机构、医疗机构之间互相勾结，作案手段越发隐蔽而复杂。例如，有的黑心企业用同一工伤事故向多家保险公司重复投保、多头索赔；有的不法机构夸大事故程度、伤残等级以索取超额赔付；还有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帮助企业伪造工伤事故，或将非工伤事故加以包装，从而骗取保险赔偿。三种情形兼而有之的也并不少见，性质尤为恶劣。
雇主责任险成为骗保“重灾区”，不仅扰乱了保险市场秩序，也有损劳动者权益。其一，在骗保时，很多保险中介与企业合谋诱骗劳动者签署空白协议、作伪证，却在赔偿款到账后极力压榨受伤劳动者，大肆侵占、截留理赔金，让劳动者无力支付治疗费用；其二，赔付率的异常会倒逼保险公司提高保费费率，进而导致用人单位购买保险的意愿降低，这意味着劳动者少了一重保障；其三，当企业在工伤事故中“有利可图”，一定程度上将诱使经营者漠视生产安全，这对劳动者非常不利。
骗保行为屡屡得逞，暴露出一些保险公司存在机制漏洞。从承保环节看，激烈市场竞争下，很多保险公司为揽客而降低投保门槛，且在核保过程中未能充分核实投保企业的真实情况；此外，各公司间尚未建立起数据共享机制，难以有效识别重复投保行为。从理赔环节看，随着保险公司纷纷开通线上业务，异地投保雇主责任险成为趋势，而当保险事故发生后，异地保险公司无法及时展开现场勘查。这些都给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推动雇主运费险良性发展，是为合法经营的企业兜底，也是为劳动者权益保驾护航。打击遏制保险欺诈，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形成威慑，更需要保险行业自查自纠，从源头上堵住规则漏洞。此外，劳动者也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增强对相关保险知识的了解，防止自身成为黑产链上的“工具人”，沦为保险诈骗的“帮凶”。
雇主责任险被“玩坏”，也传递出更深层信息：当劳动权益保障“工具箱”日益丰富，如何让每件工具物尽其用、不被滥用，是相关方面须直面的问题。
原标题：提升高校课堂“抬头率”，从师生主动改变开始
罗筱晓
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期，有西北政法大学学生反映，本学期开学以来，学校推行学生学风建设工作，其中包括“无手机示范课堂”“手机入袋”等措施。实施过程中，部分学院存在将学生课前是否上交手机与综合素质测评分数挂钩、要求多次违规者提交检查或给予通报批评等现象。对此，该校党政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只是倡导学生课前“手机入袋”，学生可自行决定是否携带手机进课堂。随后，此前反映情况的学生称所在学院已不再强制课前交手机。
由此来看，“课前必须交出手机”是少数学院对学校倡导自行“加码”的结果。不过，类似将课堂手机使用问题作为校级工作来推动的情况，在高校中并不少见，目的是避免学生在上课时被手机等电子产品分散注意力，降低知识吸收效率。
课堂，是高校教育最前线，也是教学流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客观而言，近年来，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已成为高校课堂上与教师争夺学生精力的“劲敌”，学生抬头率低、师生互动少的现象屡见不鲜。长此以往，教与学的质量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在此背景下，高校为加强学风建设推出“无手机课堂”等举措是有益尝试，从既有报道看，有学生表示参与“手机入袋”行动后，自己不仅能在课上更专注听讲，课下的“手机依赖症”也明显减轻了。然而，需注意的是，大学生已是成年人，有自主行为的能力和权利。在课堂手机使用问题上，高校应在充分了解学生、教师需求和意见的基础上，以自愿为前提制定合理的规则。如果简单粗暴地采取“一禁了之”的方式，难免会引起学生的逆反、抵抗情绪，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进一步说，让高校课堂与手机彻底脱钩并不现实。如今的高校学生主力已是00后，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电子产品和互联网早已深度参与了其成长经历。随着越来越多新技术融入高校课堂，手机、笔记本电脑等设备更是学生学习和获取信息的必要工具。如果说“手机入袋”是治标，那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课堂“抬头率低”的问题，还得从课堂参与者入手。
对学生而言，一来要加强自我管理能力，合理分配使用电子产品进行学习和娱乐的时间；二来要明确学习仍是自身主业，任何专业要学好学通，都须耐得住个中枯燥、繁琐，也要抵挡得住“玩手机”的诱惑。
对老师来说，让学生的心长时间停留在课堂上，好的教学质量至关重要。前不久，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老师手写的八屏板书在网上走红，板书工整清晰，中英文、算式、图标都包含其中。有网友说，在这样的课堂上，就算为了欣赏板书也不愿走神一秒钟。
在当今社会，信息随手可得。如果老师只是照本宣科，自然难以吸引学生注意力，而如果能在课前做好充分准备，在实践中不断磨炼教学技巧和艺术，给予学生比单纯的“信息”更宝贵的启发和收获，那么即使不是“无手机课堂”，大部分学生可能也会因沉浸于课堂而无暇翻看手机了。
学习非易事。事实上，不同时代的学生在学习中都会面临相应“诱惑”，只是时下这一“诱惑”成了电子产品。时代在发展，教育方式和内容在与时俱进，对高校来说，如果能让好的教与学的风气成为校园主流，那小小的一只手机，就不会成为问题。
【现场·我在我思】
原标题：平凡人的良心与脊梁，社会最坚固的承重墙
张嫱
2004年，山东省胶州市铺集镇张家屯村村民姜恩兰的丈夫因病离世，留下做生意欠下的220多万元欠款。这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没有选择不认账或是一走了之，而是靠着一家小饭馆，用了整整20年时间将所有欠款还清，兑现了当初许下的承诺——近日，我采访报道了这一事迹，文章刊出后引发热议，人们感动于姜恩兰坚韧的品格，也重新思考诚信之于当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故事的主人公用她20年的还债路，诠释着平凡人最朴素的诚信守则，向社会传递了“人无信不立”的价值信念，而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诚信亦是备受推崇的宝贵品质。春秋时期，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将诚信作为商业活动的根本准则；孔子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将诚信视为立身处世之本。
放眼当下，姜恩兰的故事也非特例，诚信精神同样在一个个平凡的劳动者身上闪着光——在浙江丽水，“诚信奶奶”陈金英创业欠下2000万元债款，已80岁的她拒绝申请破产，而是选择摆摊卖羽绒服十年还债；在湖北黄陂，“信义兄弟”孙水林连夜驱车只为赶在年前给农民工发薪，中途却遭遇车祸身亡，弟弟孙东林含泪继续送钱；在河北保定，“油条哥”刘洪安每天倒掉旧油，哪怕成本涨3成也坚持用新油炸油条……
不可否认，现实社会也不时经历背弃诚信的阵痛——有人利用网贷漏洞当“老赖”，有人在直播间卖假货“割韭菜”，更有人把“精致利己主义”当作生存哲学。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案例也比比皆是——1985年，海尔集团张瑞敏抡起大锤砸毁76台问题冰箱，以“质量诚信”开启品牌崛起之路；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凭借“货真价实”的口碑，从马路集市发展为全球商贸中心。这些故事诠释了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只有守信重诺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傻一点”的执着和坚守。
其实，近年来国家层面对诚信体系建设日益重视，努力构建全方位的信用激励政策环境，在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的同时，也不断探索为守信主体在公共服务中提供便利或优惠的现实路径——诸如“诚信之星”可享行政审批绿色通道，设立“诚信贷”银行产品，凭信用积分可享先诊疗后付费等创新举措无不表明，当诚信既能安顿心灵又能创造价值时，便会从道德标准转化为可量化的社会资本，成为社会运行的润滑剂。
2024年，还完最后一笔欠款后，姜恩兰老人只说了简短的几个字：“我又是个‘人’了。”经历20年风雨，当账本上的数字归零，老人家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这让人想起《平凡的世界》里的那句话：“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可能渺小如蚁，但精神却可以巍峨如山。”
当外卖骑手在暴雨中护住餐盒，当电焊工拒绝在焊缝上偷减一道工序，当无数的普通人在各自工作与生活的日常中守护着“看不见的诚信”，我们便知道：这个社会最坚固的承重墙，正是这些平凡人的良心与脊梁。
原标题：用“小快灵”服务扭转托育“供需错配”
木须虫
承担“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托育服务，事关千家万户，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配套支持措施，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等也屡被提及。然而，《半月谈》记者近期采访发现，当前多地普惠托育发展遭遇尴尬：一方面，许多家长有强烈的送托需求，却找不到合适托位；另一方面，不少建好的托育机构乏人问津，面临招生难题。
普惠托育服务“冰火两重天”，折射出托育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迫切性。这种供需错配，根源是供给难接“地气”。时下，托育服务仍以标准化、集中化的机构模式为主，有的价格远超普通家庭承受能力，动辄占去家长一半工资；有的选址偏离人口密集区，与上班族通勤路线也鲜有交集；更有甚者，盲目追求硬件达标却忽视师资培育、安全管理等软实力，让家长不敢放心将孩子托付其中。
托育是实实在在的民生需求，不同家庭有不同的实际，需综合考量经济性、便利性、安全性，把服务办在群众身边，构建起“小快灵”的托育服务生态。
一方面，要打破资源壁垒，以灵活方式织密服务网络。依托幼儿园、社区闲置空间、企业园区等现有资源，设立更多“嵌入式”托育点，将服务半径压缩至“家门口”；探索“园区托育”“楼宇托育”等创新模式，精准对接双职工家庭需求。另一方面，不妨以政策杠杆撬动市场活力，通过差异化补贴机制，既对入托家庭实施阶梯式补助，降低经济门槛，又对机构给予房租减免、人才培训等支持，形成“政府补一点、市场让一点、家庭出一点” 的成本分担机制。
此外，还需兼顾普惠与质量的双重目标。完善托育人才培养体系，通过职校合作、技能认证等方式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强化动态监管，建立涵盖安全、卫生、师资等维度的评价标准，倒逼机构提升服务质量，消除家长“不敢托”的顾虑。
总之，托育服务不是简单的学位供给，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系统工程，需要更大程度激活基层治理智慧，摒弃“重建设轻运营”的惯性思维，以用户思维重构服务模式，让托育服务更接“地气”，让“幼有所育”更快更好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