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就在和珏儿相识并逐渐坠入爱河的过程中，“他”竟然与房东夏家的女佣阿香发生了充满罪恶感的肉体关系。一方面，“他”非常清楚，自己与阿香之间不仅有着巨大的阶层鸿沟，而且自己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不可能喜欢上这个阿香，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又特别贪恋阿香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肉体，迫切地想要占有这具青春的躯体。对此，叙述者曾经从下意识的角度展开过分析：“他下意识里知道答案：阿香在他眼里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只是两团肉和一段腰肢，一个看来唾手可得的肉体，一个成熟了的，接近凋谢边缘的肉体，像路边树上结的果子，就是他不去摘采也会陨落。一个地位低贱的女佣人，一个屈从惯了的灵魂，任何人都可以予取予求，而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而且，阿香应该明白他们之间巨大的差距，有了什么事，也会知难而退，而不是纠缠不休的。”然而，揆诸事实，叙述者的精神分析并未完全穷尽“他”如此一种行为背后的下意识动机。最起码，还有另外两种潜在的行为动机不容忽略。其一，经济后援被中断后处于极度生存困境中的“他”，其实一直被一种莫名的焦虑情绪而困扰。用叙述者的话语来说，就是：“他是有心事，只是他自己也理不清这心事究竟是什么，只是一股无名无状的焦躁在身体里盘旋，冲撞，想找出口而不得。”我们都知道，茅盾曾经因为在长篇小说《子夜》中设置了资本家吴荪甫股市严重受挫之后强奸女佣王妈这一细节而备受研究界的诟病。如果说吴荪甫的行为的确有其不合人物性格逻辑之处，那么，范迁为了充分凸显“他”的精神焦虑而特别设定出的这一细节，其内在的合理性自然无可置疑。“身底下的女人无面目，无身份，柔软驯服如同一片被征服的土地，等待王者的君临。”只要我们再留心一下范迁所特别设定的这样一个阿香被“他”占有时的细节，作家那样一种意欲凸显男主人公精神焦虑的写作意图，自然也就溢于言表了。其二，我们注意到，就在“他”与阿香之间唯一一次性交行为完成之后，阿香曾经向“他”提出过一个问题：“弟弟，你刚才一直叫的‘珏儿’是啥人？”虽然“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却可以明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阿香其实是“他”心上人珏儿的一种替代品。在1948年的时候，“他”只是一位穷困潦倒到寄人篱下程度的落魄书生，而珏儿，却是一位早已身有所属的富贵家庭的少奶奶，他们之间的距离之遥远，绝不能以道里计。一方面，“他”内心里狂热地爱上了珏儿，另一方面，“他”又绝对够不着珏儿，万般无奈之下，阿香之成为珏儿的替代品，也就是一种顺乎逻辑的结果了。
另一种，当然也是更严重的一种后果，就是“他”的被迫卷入社会政治运动。作为一位一心一意地专注于学业的沪上名校高材生，对于其实无所不在的政治，“他”一向不感兴趣，所持有的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他是对政治视为畏途的，中国的局面，自从他懂事以来，一直是强权的更替，北洋政府，军阀，国民政府，然后日本人，汪氏南京政府，再是国民政府。暴力，腐败，傲慢，高压。没有一个政府给他留下好感。他深知中国是个庞大的黑暗洞窟，内藏无数的千年污垢，没有一个政府能清理干净，所谓的执政宣传，俱是表面文章。他听说过共产党，晓得是激进派，背后是有俄国人撑腰的，却没有多少深入了解，想来是不会有多大区别的。至于偶然传来的交战消息，他也未放在心上，不过是一些遥远的战争而已，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断过，跟他没关系。”然而，尽管醉心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他”对社会政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但在一个大历史转折时期，社会政治却根本就不会放过“他”。与艾茉莉的接触，一方面使“他”不仅莫名其妙地参加了一次学生的游行活动，而且还让“他”成为了敢于和警察对抗的“学生英雄”，另一方面，则使“他”得以结识了不仅思想左倾激进，而且本身就是中共地下党成员的大学生褚近山。这里，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个细节就是，在大家都恭维“他”在游行时的英雄行为时，“他”自己的心理反应：“他心里太晓得了，自己绝不是什么英雄，他绝没有英雄的勇气和胆略。他怕警棍，他怕包打听，也怕提篮桥。游行是被拉了去的，上了报纸只是阴差阳错罢了。”与在社会政治的潮流中做弄潮儿相比较，“他更属意在繁华世界里做一个旁观者，做个过客。”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一个急剧动荡的大历史转折时期，要想做一个置身事外隔岸观火的旁观者，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正如同“他”的参加游行是无意中“被拉了”去，“他”的上报纸也只是“阴差阳错”造化弄人一样，本来志不在社会政治的“他”的被迫参加社会政治运动，在意味着知识分子主体性丧失的同时，却也意味着“他”在人生过程中的那样一种总是会被历史大潮裹挟而去的被动姿态。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通过艾茉莉而结识了激进的革命者褚近山，所以，等到“他”在东山乡下意欲与珏儿偷情事败而无处容身以至于走投无路的时候，褚近山的专门来访，便给“他”提供了一个改变自身尴尬生存处境的契机。对于如此一种人生选择，“他”自己其实满心地不情愿：“他一路走回家去，心思几番活动：决不定是否真的要去苏北，他本能地感到不安，在中国，政治这物事，永远是昨是今非，混沌不清的。贸贸然地搅和进去，对一般小民说来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他本人一贯抱着‘君子不党’的守则，对各种政治派别都敬而远之。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互相称‘匪’，攻讦起对方来都极尽能事，都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突然，并无一丝思想准备，就跟了一个泛泛之交一起去‘匪区’，前景不明还不说，万一坏了事，是要以‘通匪’论罪的。在他下意识里，还是偏向政府的，毕竟是正统。”本来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一个知识分子，却偏偏走投无路，偏偏要介入到社会政治的大漩涡之中。如此一种人生选择对于“他”的关键性，的确就如同“TO BE OR NOT TO BE?”这一问题对于哈姆莱特一样重要。也因此，“他”才会为此而不断地犹豫徘徊：“实在是难以抉择：他太晓得自己了，决计不是个对政治有抱负的人。首先，他对目前的政局一丝热情也无。读过的书，报上的时事新闻，日常的观察，都告诉他历来中国政治的肮脏与黑暗。像他这样一个书生，不掂清自己的斤两，贸然卷入政治漩涡中去，只会是飞蛾扑火。”此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就充分证明着“他”自己此种预感的正确性。但不管怎么说，在即将彻底改朝换代的1949年前夕，置身于极度严重的生存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他”，除了接受褚近山的建议去苏北参加革命之外，其实并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唯其因为这次人生选择对“他”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范迁才会借助于叙述者之口大发人生感慨：“许多年后，他常会想道，如果没有褚近山的来扬州探访，他的人生会如何度过？也许他托人求情，最终谋到一个县城中学的教职？做个孩子头，一辈子吃粉笔灰。或者做个什么小作坊的低等职员，为了工资袋里可怜的几张钞票，跟每个人陪笑脸，窝窝囊囊过一辈子？以他孤傲不合群的个性，更有可能的是什么事也做不成，东碰西撞，每况愈下地落入底层，最终贫病交加，了此残生。”“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如果’的，在茫茫人世之上，不可知的‘天意’主宰着一切。天意蕴含在事情运转的内核之中，天意呈现在蛛网般错综迷乱之中，天意不会顾到人的意愿或向往，天意把人驱赶入某个时世运行之中，或茂盛，或干枯，或顺畅，或窒塞。”毫无疑问，在这里，只有借助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事后回忆的那样一种典型的句式，范迁才能够把漫长的时间变迁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那样一种无奈与被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在一篇关于方方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的文章中，我曾经特别强调所谓命运感的生发与传达对于一部长篇小说的重要性：“在我们看来，衡量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大中型文学作品优劣与否的一种重要标准，就是要充分地考量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是否成功有效地传达出了某种浑厚深沉的命运感。说实在话，笔者近年来每年都要阅读大量的长篇小说，然而，这些作品中能够具有某种命运感，能够让读者自觉地联想起命运这一语词来的，却是相当罕见的。更不要说对于一种浑厚深沉的命运感的艺术性表达了，那样的作品简直就真的是凤毛麟角了。只要粗略地回顾一下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我们即不难发现，那些真正杰出的大中型文学作品中，其实都有一种格外浑厚深沉的命运感的成功表达。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自不必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无需多言，其他的诸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巨制，诸如鲁迅的小说，诸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其中的命运感都是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即使是在已有三十年历史的所谓新时期文学中，诸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中，也同样有着对于命运感的突出表现。这样看来，举凡优秀的文学作品，大约都会有一种浑厚深沉的命运感的体现与表达。其中，不仅仅有作家自己对于人类命运问题的索解与思考，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通过作家自身的思考还能够激发起广大读者对于命运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强烈兴趣来。”①关键在于，倘若舍却了时间的足够长度，那么，所谓命运感的表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很多时候，正是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漫长时间长河中，个人的命运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发生着堪称惊心动魄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说，所谓的命运，其实也正是时间。离开了“逝者如斯夫”的时间，命运感的生发与传达绝无可能。
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范迁的这部《锦瑟》中，叙述者跳身而出，对于这样一种可谓是神秘莫测带有突出吊诡色彩的命运感的议论性文字，可以说并不少见。比如，就在“他”1949年后再次回到上海，即将以征收房产的干部身份出现在汤姆和珏儿夫妇之前的时候，叙述者写到：“而今，他再一次回到上海，以一个身负征收房产的干部身份。本来，他以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经过大起伏大波折，一切美好和痛楚的记忆都已经远去，他可以从容地面对人生了。直到此时此刻，他才晓得，关于这幢房子，关于住在这幢房子的人，在他的人生中刻下多么深的痕迹，记忆没有消失，只是被封闭了起来，在黑暗的河道里涌动。他知道潮水般涌出的记忆将会具有巨大的摧毁力量，因此，他一直害怕去启动那扇闸门。”细细品味这段叙事话语，其中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吊诡命运变迁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再比如，在“他”与恽姐开始逐渐接近的时候，“他不做声，心里想：男人女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身不由己的。命运给你安排了一条路，你也只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前面有啥转折，变化，也是不可知的。他一个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专门研究凯恩斯经济学的，如今在苏北的‘共匪’军部里当差，当初是万万料想不到的。”细究这段文字，其中一种造化弄人的意味，可以说表现得非常突出。
说到《锦瑟》对于命运感的传达与表现，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细节，就是当年“他”在东山乡下小住的时候，在紫金庵里偶遇一老道时的测字算命。在当时，面对着“他”报出的一个“珏”字，老道给出的说法是：“玉属其主，其主为王，其王无首，其象危厄，其厄难解。”紧接着，老道又说：“恕我直言，客官求缘如是问一女子的话，必是诸多烦难，情伤不已。”到最后，老道又给出了一段充满神秘色彩的偈语来：“青灯黄卷紫金庵，牛鼻道人说玉缘。／太虚幻境常寂寞，色空之地多迷情。／三生石上前世定，蓦然回首曾相识。／红尘几世堪不破，半为孽债半为心。／改换门庭求达意，身心两端不由己。／芳魂已逝月才圆，蓝田种玉收成难。／火到炽时燃己身，情到深处情也损。／世人哪识其中谛，飞蛾扑火犹痴迷。”只要将老道的这些说法、偈语与《锦瑟》中“他”、珏儿、汤姆等人的人生轨迹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其实有着很多对人物无论命运走向的一种暗示性表达。比如，老道的第一种说法，很显然是在预言汤姆未来的悲剧命运。前两句，毫无疑问是在“珏”字上做文章。后边的三句，就是在前边两句的基础上所进一步的发挥了。尤其“其王无首”一句，表面上是说“王”字上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却是在暗示汤姆一种逃无可逃的非正常死亡命运。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中间“情伤不已”的那段话，所预言表达的，乃是“他”和珏儿之间那段非常令人伤感的情缘纠葛的话，那么，最后的一段偈语所暗示表达的，很显然更多是以“他”为核心的若干主要人物未来的情感与命运走向。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在这段偈语中，也还明显包含着一种“情海无边，回头是岸”的训诫意味。只可惜“当局者迷”，当时的“他”们一味地沉迷于对人生与情感的种种憧憬与想象中，根本就不懂得偈语中的禅意和劝诫意味。事实上，也正因为一直沉迷于其中而不得顿悟，所以，“他”和珏儿们方才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上演了一幕幕可谓是惨不忍睹的人生悲剧。细细捉摸，范迁关于老道测字算命这一故事情节的特别设定，最起码有两个方面的艺术功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其一，在强化《锦瑟》这部长篇小说命运感表达的同时，作家很显然借此而传达着一种形而上的对于人生的哲学思考。其二，从叙述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正如同曹雪芹《红楼梦》中类似于太虚幻境、石头神话以及神瑛侍者与绛株仙草的传说这样一些故事情节的设定一样，范迁关于老道测字算命情节的设定，实际上承担着某种突出的预叙功能。这就是，在未来的人生故事尚未实际发生之前，作家借助于测字算命的老道，把这些重要的故事情节提前暗示性地表达出来。从中国本土文学传统的传承与转换的角度来说，早在1981年就已经去国的范迁，其实是在以如此一种特别的方式在向曹雪芹，向中国本土文学传统致敬。
不管怎么说，在1949年前夕，已经身处人生绝境的知识分子“他”被迫远走苏北，在褚近山的指引介绍下，成为了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依照常理推断，在如此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他”能够选择参加革命队伍，不管不顾地站在了即将成为历史的胜利者一边，应该说“他”所做出的是一种“识时务”的“正确”选择。同样依照常理，既然“他”在选边站的时候，出乎本能地选择了未来的胜利者一方，那么，“他”未来的命运就理应像小说中的另一位革命者祝文南一样飞黄腾达才对。但实际的情形却是，“他”在参加革命队伍之后所走上的，依然是一条与祝文南恰好相反的充满了坎坷与曲折的人生道路。具体来说，关于“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后的人生历程，范迁又以1949年为界进行了两个不同时段的分别叙述。我们先来看1949年之前的这一个时段。这一个时段，在《锦瑟》中主要对应于第二章“忘川之水”中。在这一部分，借助于初始参加革命队伍之后的知识分子“他”的观察视角，作家范迁主要聚焦于土改和一段情感生活而对革命做出了一种足称深入透辟的批判性反思。
首先，是带有突出暴力和血腥性质的土改。具体来说，范迁主要是通过“他”所供职的文秘科的科长祝文南在盐东镇的土改工作过程来表现苏北土改的。盐东镇最富有的地主，名叫祝子规，拥有两百多亩土地。多少带有一点戏剧性巧合意味的是，这位盐东镇的大地主祝子规，竟然是科长祝文南的亲生父亲。用当地知根知底的老鸭巴的话来说，祝文南之所以会像今天这样有出息，全凭了祝子规把他送到南京求学的缘故：“祝少爷是俺看着长大的。后来上南京读洋学堂……”“祝老头五个闺女，就这一个儿子，从小金贵得不行，十几岁就送到南京读书，用去的银洋，只怕摞起来比人还高呢。”祝子规和祝文南不仅是父子关系，而且祝子规还曾经以如此一种方式特别支持过祝文南，这就让“他”不能不心生疑惑，在这样一种父子血缘亲情关系的前提下，身为科长的祝文南，究竟会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展开推进盐东镇的土改工作呢？实际的情形是，盐东镇的土改先后分两个回合进行。第一次土改斗争会上，祝子规遭到了本家一位农村二流子祝勇的尖锐挑衅。这位祝勇，可以说是“农村里典型的二流子，矮挫挫的个头，赤了膊，趿了双破鞋，最为招眼的是腮帮口角上生着杨梅大疮，溃烂一片。”面对着祝勇的无端指责，祝子规给予了猛烈的回击：“小勇子你咋地血口喷人？你常年又赌又嫖，爹妈给你气死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你那房破得不成样子，田也搁荒了好久，没人要。俺是看在本家的份上，数给你四十多块大洋，做人不好没得良心的。”被揭了短的祝勇一时恼羞成怒，大打出手，遭到祝子规的严厉斥责。会场一时乱作一团。当是时也，“这些乡干部又晓得在台上被掀耳光的是祝文南的亲老子，再怎么样，地主归地主，共产党归共产党，亲老子这一层是抹不去的。只要祝文南稍微表个态，提个头，他们也就晓得这台戏怎样往下唱了。”但谁知道，端坐在主席台上的祝文南却偏偏就是不表态，这些乡干部无奈之下，只好仓促地宣布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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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8 01:3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