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颐浩：经略有才干，国危荷重担

登高的温石

　　南宋草创之初，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叛贼侵凌，百事危难，步履维艰。立国君主赵构屡遭厄运，九死一生，所以安全感极其缺乏，疑心非常深重。高宗朝前期宰相中，赵构最信赖和倚重的，当属济南人吕颐浩。
　　新旧融合，利则存弊则废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吕颐浩出生于济南府一户普通的官宦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均未仕宦，父亲也仅任过八品小官。
　　这一年，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朝内新旧两党的明争暗斗也日趋激烈。14年后，神宗驾崩，8岁的哲宗于幼冲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笃信司马光的旧法学说，陆续贬黜支持新法的大臣，新法措施也大多被废止。年轻的吕颐浩，第一次感受到朝政的残酷与无常。
　　8年之后，太皇太后去世，哲宗开始亲政。他随即起用变法官员，并改元为“绍圣”，表明自己要继承神宗的变法事业。当年的进士考试，皇帝亲出策论题，表达对旧法的不满：“朕之临御近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商贾之路不通，吏员猥多，兵备松弛，饥馑频仍，此其故何也……”哲宗对过往朝政很不满意，要“绌元祐之政”，复神宗“新法”。士子录取也体现了哲宗的意图，“考官初取，多主元祐（旧党）；覆考专取熙宁、元丰（新党）”。
　　23岁的吕颐浩，对新法“存废”态度谨慎。他认为“常平法不宜废，如免役、坊场两法亦可行，惟青苗、市易当罢去”，“旧法新法，利则存弊则废”，凡利于民者，可存而行，凡病于民者，可废而止。新旧融合的吕颐浩，参与廷试并一举中第。
　　吕颐浩被任命为大名府成安县尉。尽管只是微贱的小官，俸禄也很微薄，但他非常满足。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吕颐浩因丁忧返乡。吕家本不富裕，如今更陷入困境，吕颐浩只能“躬耕以赡老幼”，刚起步的仕宦生涯也被打断。虽然遇到挫折，但吕颐浩对未来依旧憧憬满满，鼓励自己“要须激昂壮志，修宦业以绍复先人之意”。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吕颐浩服阙，出任密州司户参军。随着阅历日丰，吕颐浩逐渐意识到仕途艰辛，高昂的情绪转而有些消沉。在给友人的诗中，他就流露出沮丧情绪：“宦途忽忽六周星，万事于今一未成。但著青衫趋冉冉，不知华发欲茎茎……”并表示希望回归田园，躬耕形隐。
　　吕颐浩的悲观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就迎来了仕途的春天。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吕颐浩受举荐为大名府国子监教授，8年后出任皇子博士。由于为官勤恳，吕颐浩官职不断升迁。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吕颐浩任徽猷阁待制、河北路都转运使。
　　仕途相对顺利，使吕颐浩感到较为惬意。但这种愉悦的心情，很快又被苦恼所替代。看到同僚纷纷进入朝廷中枢，吕颐浩难掩自卑之情：“扁舟隐隐马骎骎，重到燕山感念深……青山岂乏归耕路，白发难忘报国心……”
　　按照北宋制度，身为转运使的吕颐浩，完全有机会入朝为官。但北宋与辽、金的战争，彻底打乱了他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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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心国事，阶下囚识康王
　　宣和四年，辽为金兵所败，辽天祚帝出逃。宋徽宗认为这是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好机会，就令内侍童贯为宣抚使，“举诸路之兵欲图燕、蓟”。
　　骄横的宋军很快遭遇挫败，辽兵以奇兵断其粮道，宋军损失惨重，一溃千里。混乱中，吕颐浩坠马失道，迷失方向。他记述道：“望北斗南走，徒步六十里，赖幽人张兰僧引路，间关至涿州，仅能入城，而契丹之兵已围合涿州。被围凡十五日，郭药师以兵来解围。千余人乘雪夜行一百二十里至安肃军，又两日至雄州。”吕颐浩这才暂时脱离险境。
　　宋军的惨败，彻底暴露了虚弱本质。金军趁着宋军南溃，顺势占领了燕山。北宋不得不用重金从金军手中赎取。宋廷置燕山府，令吕颐浩任河北路都转运使，兼经制燕山。
　　燕山的防御力量，是投诚的三万契丹降军。但他们骄横难制，勒索不断，不仅拖累北宋财政，也引发诸多民怨。吕颐浩上书徽宗，认为“燕山一路费用如此。虽穷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必无以善其后”。
　　没想到，苦口婆心的劝说，竟然惹恼了沉浸于开疆拓土迷梦中的宋徽宗。朝廷“怒沮坏边事”，下发极严厉的圣旨：“吕颐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贷。先免去他徽猷阁待制职务。如果军粮因此阙误，让宣抚使给他戴上大枷……”一个月后，宋徽宗余怒未消，甚至愈想愈气，再降御笔说：“吕颐浩辈乃何人，敢怀奸兴讹，造讪诲诋恢复大政。自从获罪，更加桀骜不逊……分朋植党，援引奸人，对众毁谤朝廷，肆为轻侮……为臣如此，深骇所闻！”宋廷责令宣抚使警告吕颐浩：“此后边防的每件事，如果有阙误稽违，或者无事生非，当以军法处置，永为臣子之戒！”
　　吕颐浩的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宋廷的雷霆万钧。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极具前瞻性。降将郭药师日渐跋扈，契丹降军渐成尾大不掉。随着宋金摩擦日益加剧，宋徽宗“感悟吕颐浩前日之言”，恢复了他的官职，并进职徽猷阁直学士。宣和六年，吕颐浩丁太夫人忧，丧事还没有料理完，就“有旨起复，催促还任，文移沓至，不许辞免”。他重新回到危机四伏的燕山。
　　宋金战争爆发了。宣和七年，金军兵分两路，直逼燕山前线。宣抚使与吕颐浩一面加强守备，一面上奏朝廷。当时朝中大臣昏聩无能，竟然以“郊祀在近”，藏匿他们的奏章，致使皇帝无从知晓。等待郊祀完成，事态已经无法挽回了。
　　在金兵压境下，郭药师统领的契丹降军成了保卫燕山的重要力量。但被寄予厚望的他却很快叛变，并胁持宣抚使和吕颐浩等人投降金兵。
　　在此之前，吕颐浩清醒认识到郭药师不可靠，曾力劝宣抚使弃城而逃。但许多人盲目乐观，不了解敌我形势，坚决反对吕颐浩的意见。
　　金军将被俘宋朝官员扣押军营。为摧毁降臣的心理防线，金兵每次攻击宋国城池时，都是“鸣鼓而攻，令吕颐浩等亲自立观”。
　　吕颐浩看到“不需几时，城池即陷”，了解了金军的强大，加深对金兵的了解。这为他日后制定对金策略提供了来源。
　　金兵迅猛南下，北宋举朝震骇。宋徽宗急忙传位太子，带领亲信逃往南方。刚即位的宋钦宗对“和战”举棋不定，抗金形势时好时坏，令人忧心。宋钦宗曾派康王赵构前往金营，却被金人扣押。吕颐浩和赵构，一个是阶下之囚，一个是屈辱人质，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惺惺相惜。后来经过宋廷斡旋，赵构和吕颐浩回到首都。共同的苦难记忆，令两人彼此充满好感。
　　金兵暂时撤退后，抗金形势依然紧张。朝廷考虑吕颐浩久任河北，经验丰富，再任命他任河北都转运使，随军赶赴河北。但由于被俘期间天气寒冷，又“饮冷致疾”，吕颐浩患上恶疾，身体每况愈下，未能成行。他被改任到河南嵩山崇福宫担任闲职。清闲后的吕颐浩，“自开德府来南京寻访家属”。是年十一月，他挈家寄居于扬州，买小圃闲居，无仕宦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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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理财，时危方见能臣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东京，北宋灭亡。当年五月，赵构在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当时北方惨遭兵燹蹂躏，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甚至宫廷和官僚机构的运行，也难以为继。
　　如何开源，既能满足政府开支，又不引发百姓反抗，成了南宋面临的难题。宋高宗将希望寄托在理财多年的吕颐浩身上。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吕颐浩任户部尚书。吕颐浩上任后，立即开始整顿紊乱的经济秩序，恢复社会生产。他收回征收酒税的权力，禁止地方随意增添，减轻百姓负担。而对于征收来的税赋，吕颐浩将它们分地放置，降低安全风险。
　　吕颐浩还改革盐场制度，增加盐场产量，为国家增加收入。他还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常平法。吕颐浩认为，除青苗、市易法外，“常平法不宜废”。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财政危机得到有效缓解，南宋政府获得了大量金钱，及时补充了财政亏空，为南宋抗金准备了物质基础。
　　吕颐浩整理财政的同时，也在建设稳固的后方基地，为抗金提供防守堡垒。
　　建炎元年，吕颐浩任职于扬州。他提出自己的设想，“避地于江外以为后图”。吕颐浩指出：“今日之势，讲和亦不可恃，欲战则力不逮，若非迁避，更无上策。”他要求朝廷：“先迁宗庙于江外，大驾且驻南京，若无探报，只住南京，万一有警，速驾南来。江淮地热，又马无5草，必不能久留，俟其既往，我复北去，未为失计也。兵法所谓彼入我出，彼出我入，兹诚今日备御之策。”
　　吕颐浩分析，宋对金作战失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步兵无法与骑兵对抗。在各地防御工事缺乏修缮的情况下，利用长江天险和复杂地形来化解金军优势，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高宗后来逃跑避敌，便是驻跸于扬州。为迎接高宗到来，吕颐浩作了周密的安排。高宗一到扬州，就召见了吕颐浩。吕颐浩向高宗分析“淮南两路，北距海，南阻江，土地膏腴，形势雄胜”，认为如果“顺动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矣”。高宗对他的上奏很满意，当面称赞“卿忠言甚切当朕心”。
　　随着中原形势愈发危急，高宗对下一步的战略举棋不定，遂“下诏令百官陈述己见”。吕颐浩上书提出“备御十策”，涵盖收民心、选将帅等各方面，“条分而详布之，深切当时之务”。
　　备御十策提出，标志着吕颐浩对金策略的初步成型。他对恢复的梦想，以及现实的清醒，是当时绝大多数朝臣不具备的。
　　吕颐浩的建议虽很完备，但宋高宗为了安全，只想逃跑避敌、议和求得安全，根本无心作长远打算，吕颐浩的建议随即被搁浅。
　　建炎三年，高宗逃到镇江，询问诸人去向。吕颐浩“降阶拜伏不起”，以首叩地，请求皇帝留在镇江。但其他大臣并不认同吕颐浩的建议，高宗随即决定继续南逃，留吕颐浩留守镇江。
　　吕颐浩带领几千老弱残兵，在镇江北下寨与金军隔岸对峙。为了洞悉敌军详情，他每天披甲乘舟，往来于长江，督责士兵，并舟船济渡逃亡江南的官民。他还以长江天险为依凭，募士兵趁夜渡江，以攻为守，焚烧金军营寨，制造金军恐慌。金兵见吕颐浩防守严密，无机可乘，被迫撤走，南逃的高宗终于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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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抗金，罢秦桧斥朋党
　　正在外部兵事胶着之际，南宋内部爆发了反对高宗的兵变。因平定兵乱有功，吕颐浩升任宰相。朝廷对吕颐浩理财和救驾，给予高度赞扬：“久总邦计，财资腾丰裕之称；晋长天官，铨选有澄清之誉。请帅师而北行，往防京口。深嘉忠义，悉出恳诚。”
　　吕颐浩出任宰相后，每每忧思“胡虏未灭、国步多艰”，以平定中原、尽复境土为心。
　　吕颐浩希望能和金朝达成议和，再积蓄力量，恢复国土。他四次派议和使者北上，还修书于降金的宋朝官员刘豫，向他“陈述故主之思，面陈朝廷密意”。
　　但因为金国内部强硬派当政，执意南下消灭南宋，吕颐浩的计划没有成功。但他一心为高宗和南宋安全着想，尽心尽力，苦心擘划，令高宗非常感动。所以当议和失败，群臣弹劾，吕氏罢相后，高宗仍动情地说：“颐浩功臣，无误国大罪……朕当眷遇始终不替。”所以到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60岁的吕颐浩再度拜相。
　　当时刘豫迁都汴京，意图表明自己是北宋政权的继承者。刘豫还充当金朝的马前卒，积极策反南宋士民，并在陕西发动进攻，给南宋西部防线造成巨大压力。
　　金和刘豫的咄咄进逼，让高宗极为不安。为了缓解军事压力，不再被动挨打，吕颐浩开始酝酿北伐。
　　第二年，高宗令吕颐浩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全权负责北伐事宜。在诏书中，高宗赋予他极大的权力：“尽长江表里之封，悉归经略；举宿将王侯之贵，咸听指呼。”
　　为表示对北伐的支持，高宗派人慰问吕颐浩。北伐还得到了抵抗派大臣李纲的全力支持。他频繁给吕颐浩写信，为其鼓劲加油，勉励他“惟朝廷之复兴，赖君子之经纶”。
　　然而令吕颐浩始料不及的是，自己苦心打造的北伐，尚未征战就遇到了内乱。北伐军刚出发到丹徒，“前军赵延寿反，韩世忠追至建平县杀之”。
　　叛乱虽然很快平定，但军心大挫，军队的虚弱和不稳也暴露无遗。很快力主北伐的大臣桑仲病逝，吕颐浩失去了左膀右臂，被迫引疾求罢。北伐事实上无疾而终。
　　北伐失利，除了宋金力量对比不均衡外，朝廷的因素也非常明显。高宗北伐，只是为舒缓局势，并没有真正恢复中原的雄心。而另一名宰相秦桧的掣肘，也影响了北伐进行。
　　秦桧自被金国放回后，很快取得了高宗的信任，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他常常向皇帝和群臣暗示，自己有解决宋金战争的妙法。这让希望苟安的高宗非常满意，决定重用他处理宋金关系。而秦、吕二人对金的态度颇为不同。秦桧对金一味议和，吕颐浩则主张以守为主，攻守结合，并倡议在适当时机北伐。
　　秦桧趁吕颐浩主持北伐不在朝中之机，排斥异己独揽朝政，势力越来越大。
　　吕颐浩感受到秦桧咄咄逼人的攻势。他回朝后，开始打击与秦桧结党的官员，一大批秦党遭到贬黜。绍兴二年八月，秦桧被罢相，吕颐浩取得这场斗争的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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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志未酬，心念故土恢复
　　强敌环伺，内部不稳，吕颐浩虽然驱逐了秦桧，但仍旧感到压力重重。他向高宗陈述，切不可一味求安，“忘战必危”，“今天下之势，可谓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南而已。这些地方也多糟焚毁，非常残破”。他建议朝廷定都应选择利于北伐之地，可“据都会之要，使号令易通于四方，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致于艰阻，然后策发大兵”。这样可以收得人心，使沦亡地区百姓“知王师有收复中原之意，则中兴之业可觊也”。如果一味求安，到时“金人他日再来，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后之患不可胜言矣”。吕颐浩力陈利弊，言辞恳切，但高宗却只从安全考虑，将都城定在临安府。
　　吕颐浩的对外政策，往往从现实着手，刚柔相济，讲究变通，却不改恢复之志。他鉴于南宋初期国力疲弱，建议对伪齐采取守势，“此处为叛臣所据……且留以蔽敌。等到内部先定，他时并力图之”。吕颐浩还主张与伪齐通商贸易，不仅可以增加南宋收入，还能加强南北联系，用经济手段加强它的回归心理。
　　吕颐浩的务实和清醒，得到李纲的赞同和支持。他说：“伪齐有不可讨之理……为今之计，莫如自治”。
　　吕颐浩与秦桧，虽都主张求和，但本质全然不同。高宗起先赞同吕颐浩，但不久在惶恐中只求苟安。绍兴二年，赴金求和的使者王伦回到临安。他带来金人打算议和的消息，高宗非常欣喜，立即派人前往谈判，并告知他们苛刻的条件也可接受。
　　高宗对议和的极度热心，令吕颐浩担心秦桧将卷土重来，非常不安。他建议在议和之外，也要训练士卒，加强战备，不可一切希望都在议和上。但此时的高宗仿佛抓住了金人伸出的救命稻草，对吕颐浩的进取政策并不热心，反问道：“此与今来欲讲和事相妨否？”
　　失去了高宗的支持，吕颐浩越想努力改变局势，就越感受到阻力。他常年疾病日渐老迈，感到朝政不可为，自己又力不从心，多次以身体不适请辞宰相。绍兴三年，吕颐浩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予自苦寒起家及宦，赴公尽瘁，不敢辞难，致仕将相。”他告诫家人：“勤廉为仕宦，勤则上位必见喜，廉则吏人自是差服。”
　　同年，京湖地震，御使弹劾吕颐浩，有十罪。高宗也顺势同意吕颐浩辞去宰相。赋闲的吕颐浩住在浙江台州，建退老堂，自号退老居士。
　　第二年，金、刘豫联合南犯。韩世忠率军迅速破敌，吕颐浩意识到宋金力量正在改变，再次上书：“京东之民，企望王师日久，乞命诸将分道进兵。”
　　绍兴五年，吕颐浩被任命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当时荆湖发生旱灾，吕颐浩积极调拨粮食，救济大批灾民，为此受到朝廷的奖谕。
　　吕颐浩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尽管如此，吕颐浩还是强撑病体赶赴临安。
　　吕颐浩对国事的关心，让高宗很高兴，“上亲笔褒美，令陈利害”。他即条具，析为十论，有“用兵之策，彼此形势，粮草供应”等。这是吕颐浩最后一次详细阐发自己的抗金思想。他痛心疾首地说：“不用兵则二圣必不得还，中原之地必不可复，伪齐资粮必不可焚。”更为可贵的是，吕颐浩既主张对金用兵，又建议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他指出目前宋金力量正处于彼消此长之际，“察贼之势如彼，度我之势如此，若不用兵恢复中原，则必有后时之悔”。
　　高宗并未采纳吕颐浩的建议，但仍对他眷顾有加，“抚谕久之”。
　　正当吕颐浩陈述恢复中原意见之时，抵抗派大臣张浚因军士哗变罢相。而伪齐刘豫政权被废，扫清了宋金议和障碍。绍兴八年，主持议和的秦桧复相，不久又独相，与高宗一起对金议和。吕颐浩考虑到秦桧上位，议和已板上钉钉，决定相机而退。
　　绍兴九年，吕颐浩以少傅、镇南军节度使、成国公致仕。高宗的致仕诏书，高度肯定了吕颐浩的政绩：“辅朕初载，遭时多虞。忧勤百为，终始一节……位并年高，功与德称。”
　　致仕当年，69岁的吕颐浩病逝于台州。宋孝宗即位后，褒奖抵抗派大臣，以吕颐浩“再登鼎司，能断大事，主盟义举，取日虞渊，讫于瀛海无波，复安宗社，艰难之际，厥功茂焉”，配飨高宗庙庭。（大众日报记者　鲍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