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是党的患难之交

登高的温石

　　作者：沙海林

　　杜重远先生是我十分敬仰的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幸结识了他的女儿杜毅和杜颖两位大姐，我们多次谈起过她们的父亲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过往，常常都会感动不已。

　　他不是共产党员，却自愿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他不是共产党员，却在生死关头帮助了共产党；他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这个“罪名”而惨遭谋害。邓颖超同志曾深情回忆说：“杜重远是党的患难之交”。

　　一

　　杜重远本是位精明的实业家，不到而立之年就在沈阳创办了当时我国最大的机器制瓷工厂———肇新窑业公司。“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击碎了他“实业救国”的梦想。杜重远被迫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实业，离别故土，流亡关内，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

　　他在北平参与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宣传部副部长。而后，走遍华北各地，大江南北，到处演讲募捐，宣传抗日。在上海结识了邹韬奋、夏衍、沈钧儒、胡愈之等革命知识分子，走近了共产党。

　　1931年11月底，杜重远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这次见面，是在中共领导人撤离上海的最后关头，是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周恩来给予了杜重远极大的信任———早在当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向忠发被抓，严重威胁党在上海全部领导机关的安全。当时，从苏联赶回上海的周恩来果断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国民党恨之入骨，1931年9月“悬赏通缉”周恩来，同年11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

　　在这异常惊险的氛围中，杜重远与周恩来一见如故。周恩来鼓励他说：“您所从事的宣传鼓动群众工作，正与我党的方针相符，所以咱们已经站在一条战线上了。”杜重远告诉周恩来，现在北平已经建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近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救济流亡到关内的难民，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周恩来说：“现在我们一起奋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团结起来，为反对和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而斗争。”这次会面，杜重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那种谦虚而自信所折服，深感共产党才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二

　　杜重远的又一身份，是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的　《生活》　周刊的特约记者，他用手中的笔为共产党鼓与呼。

　　1932年2月，他采写了　《向前干去》　一文发表于　《生活》　周刊。文中用近三分之一的笔墨，描写了以江西井冈山为中心的共产党根据地的情形：“此间共党情形，亦与世间所传说者迥异。共党首领不居城镇，不住华屋，均伏处于山下，或地下，藉以防飞机炸弹之袭击。共军惯于登山，习于跑路，无事时常以此二者相练习，故国军兜剿之际，数十万大军，环围四周，彼辈毫不惊惧。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并有当地农工为彼协助，将国军诱引至山中绝地，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因而缴械遇害者甚多。盖北方军队既不习惯于登山，又不熟悉路径，兵虽多，械虽良，无用也。”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国内各大小报刊谈及都称“共匪”，而杜重远称“共党”，宣传其首领与士兵同住山下、地下，行动迅速，从容不迫，深得当地农工协助。字里行间洋溢赞许之意，这是冒了风险的。

　　1933年底，《生活》　周刊遭到查封，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杜重远不计个人安危，接过“邹韬奋手中的火炬”，于1934年2月正式创办　《新生》　周刊，以更加充实的内容、更加锐利的笔锋，揭露日寇侵华暴行，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以便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新生》　周刊问世后，大受欢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容。

　　1935年5月，《新生》　周刊刊载了一篇　《闲话皇帝》　的短文，从学术角度泛论各国君主制度，提及日本天皇。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借机查封　《新生》　周刊，把杜重远投入监狱，并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对其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审判中，杜重远质问：“爱国何罪？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　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者群情激愤。愤怒的民众在雨后的夜晚，手持火把和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　《新生》”，跟随杜重远囚车前往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表示支持和声援。

　　《新生》　事件震惊中外。同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的　《八一宣言》　中明确表达了谴责国民党政府和支持杜重远的态度。宣言说：“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这是在“中日亲善等口号下所作的降日活动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闻”。事实教育了杜重远，他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更坚定地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登高的温石

　　三

　　杜重远是促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最初推动者，没有他的穿针引线，也许“西安事变”根本不可能发生。

　　1935年7月，杜重远被判囚于上海漕河泾监狱，后获保外就医，移至霞飞路虹桥疗养院软禁，直到1936年9月获释。其间，周恩来派当年张学良东北大学的高材生、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做杜重远的工作，不时给监禁中的杜重远送来马列主义书籍，传递党的最新决议和方针，对他教育鼓舞很大。

　　杜重远还将孙达生介绍给曾任张学良秘书的高崇民，让其进一步认清抗日救国的真理。其实，杜重远在“九一八”事变前也曾做过张学良的秘书，是张学良外交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流亡到关内以后，他又是张学良在北平成立的智囊核心组成员之一，是张学良十分敬重的幕僚和挚友。

　　1935年10月，杜重远借高崇民、王化一等人来狱中看望他的机会，一起讨论东北军前途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东北军应该联共、联西北军，否则别无出路。为了说服张学良，杜重远起草了　《给张学良的建议书》，由高崇民送抵西安。

　　1936年1月，高祟民和孙达生持杜斌丞好友杜重远的信来到西安，结织了杨虎城和杜斌丞，转达了张学良愿联合西北军抗日的口信。杜斌丞遂代表杨虎城与高祟民、孙达生建立了经常性联系，探讨东北军和西北军共同抗日大计。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杜重远在狱中以书信和面谈的方式，对东北军、西北军团结抗日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12月及1936年4月，杜重远与两次来探访的张学良见面，深入分析形势，共商抗日大计。杜重远还与借称牙疼来虹桥疗养院治疗的杨虎城将军密切交谈过。

　　1936年9月杜重远刑满出狱，冒着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危险，于11月底来到西安，再度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这一举动引起了中共在上海和西安代表的高度重视，并在11月29日去电告知延安称：“杜重远抵西安，对张学良将大力推动”。

　　不到两个星期，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事变中被扣，正在江西景德镇的杜重远也被国民党软禁，直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后，对杜重远的软禁才解除。宋子文在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改组南京政府，吸收一些抗日人士入阁时，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共同推荐了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杜重远为次长。由此可见，杜重远与“西安事变”关系非同一般。尽管他的名字当时从没在公开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报刊上出现过，但他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难以估量。

　　四

　　杜重远有意跨进共产党的大门。1938年，杜重远在武汉向周恩来递交了他本人及邹韬奋、萨空了委托的入党申请书。周恩来认可并感谢他们的热忱，但说：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身份地位，在党外活动可以自由得多，否则活动不方便。

　　杜重远理解共产党人的良苦用心，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他拒绝了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引诱，辞谢了去美国工作的邀请，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和大城市生活。1939年1月，他携带家属前往经济落后、生活艰苦、交通闭塞的新疆，接任新疆学院院长。

　　“七七”抗战爆发后，为了进一步发挥自己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杜重远分析当时的形势，看中了新疆。他想帮助他的留日同学、当时担任新疆省督办的盛世才，把新疆建设成抗日基地。这个时期的盛世才高举抗日旗帜，伪装进步，提出“联共”“联苏”的口号，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前去新疆。

　　杜重远把学校当作培养人才、训练抗日干部的基地，组织学员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学校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却遭到盛世才的忌恨。已经投靠蒋介石的盛世才残酷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重远首当其冲。从1939年底起杜重远被停职、软禁。

　　1940年2月25日，周恩来手臂疗伤后从苏联回国，在新疆同盛世才进行了三次会谈，提出杜重远与他同机返回内地。盛世才佯装同意，只说是下一班飞机就放行。周恩来长叹：“杜重远回不来了!”

　　杜重远经历监禁拷打，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秘密处死。其家人也遭到残酷迫害，一家人被关在结核传染病院里，从此罹患各种疾病，遭受终身痛苦。

　　杜重远殉难的消息直到1945年才传入内地。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为他举行了纪念会。《新华日报》　发表社论，称誉他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习仲勋这样评价他：“杜重远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追求真理，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认识共产党，并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抗日的需要，他甘愿远赴边陲，从事艰苦的、默默无闻的教育工作，最后壮烈牺牲在这块土地上。杜重远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辉煌的。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我们时代的凯歌。他英勇奋斗的顽强精神，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今年是杜重远先生诞生120周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乘风破浪前行的伟大进程中，永远不能忘记“杜重远是党的患难之交”，是我党处于艰苦环境下，同我们并肩战斗的忠诚朋友。（沙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