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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现在的媒体喜欢炒作,我往往一笑置之,心下颇有些不以为然。我总觉得,“炒作”不仅是媒体的生存之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作为查验这个社会言论自由的尺度。那些越是自由开放的地方,媒体们也越“喜欢”抓着明星、政客或专家的一鳞半爪,有意放大,让一切都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有人说道:“当总统越没有隐私的时候,民众的隐私便越能得到保护。”——在这样的格局中,媒体的“炒作”功不可没。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却越来越常看到这一类“炒作”,那就是强调当事人的身份或属性,或“大学生”,或“美女”,或“白领”。近段时间以来,就连“农民”这一身份都成了关注的焦点。
不信且看这样一篇报道,题目为《六百考生被处罚的砀山高考舞弊案竟是一农民策划》。而该新闻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今年夏天,砀山高考出现集体舞弊事件,602名考生被取消报名资格。随着调查的深入,涉及教育、公安、医院等多个部门参与的舞弊案逐渐浮出水面。今年该县共有12445人参加高考,分布在7个考点,一共有395个考场,涉嫌舞弊的学生几乎遍布每一个考场。
有关部门将该事件定性为‘高考团伙舞弊未遂案’。而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团伙,其发起者竟是砀山当地的一个农民。”(《安徽商报》11月12日)
通读下来,我感觉这位记者朋友似乎想告诉我们:哎呀呀,不得了了,这年头发生高考舞弊案不稀奇,稀奇的是农民竟然也能参与其中啦!
说实在的,我始终没看出强调当事人的农民身份对于介绍、分析案件有何帮助。不过本着度人以善的原则,我尝试着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如此报道的用意,并得出这么几种可能:
一、记者为农民也会犯案感到震惊,是想从反面来强调农民基本上是淳朴的;
二、记者认为农民智商、情商有所提高,也能参与到高考舞弊这种脑力活动当中来;
三、记者是想以此强调高考舞弊案门槛之低,反讽当前制度的缺陷严重极了。
似乎也只有这么理解,才显得比较“和谐”。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前一阵还吵得闹哄哄的虎照真假之争,其中所谓“挺虎派”的“法宝”之一便是不断强调周正龙的“农民”身份。比如关克就喜欢强调周正龙“只不过是一个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农民”,“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认为媒体和民众的质疑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侮辱、侵害一个缺少话语权的无辜农民”。
说到这里,我便想到了这么一句话:身份真是个好东西!强调一种身份,有时能够让我们增加某种权威或利益,比如我是某局长的亲戚;有时能够吓退许多质疑的声音,比如我有二十几年的党龄;有时甚至能起到转移焦点、分散注意力的妙处,比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位记者,不排除他也深谙此道。
强调一下犯罪嫌疑人的农民身份,便没人理会他是不是涉案骨干,也没人追问相关体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省却多少麻烦!这样的报道,领导喜欢看,读者也有得争吵,争争吵吵中,问题的关键便被轻轻揭过去了,最后一切回复原状、归于平静。如此报道,岂不皆大欢喜?
资料来源:天山网
作者:陈赐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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