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

何爱平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坐汽车，说话用喇叭。”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家乡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那时青年人结婚置办的家当标准是“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座钟、收录机。因为父亲在煤矿工作，当时我家生活条件在村里还算不错，有一辆令人羡慕的凤凰自行车。同村人时常在头天晚上来到我家，委婉地提出想借车去县城，听到母亲爽快的答应后，如释重负，连声感谢，小心翼翼地将车推出门去。
    人们经常为温饱问题发愁，不要说大米、白面，就是每日三顿的玉米糁饭、粥也都无法保证，有时把白芋、胡萝卜放在煮猪食的锅里蒸着吃。晚上大多喝点“白芋汤”：将白芋洗净，无需去皮，切成拇指大小的块状，放到锅里加水和糖精一起煮熟充饥。煤油、布匹、食油等生活日用品也都凭票供应。
     1980年高中毕业后，我有一台小型台式收音机，在当时算是比较高大上的物件，通过它，我可以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准时收听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单田芳的评书“岳飞传”等节目，令我如痴如醉、十分享受。1982年底，这台收音机伴随着我走上工作岗位。
土地承包后，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大家竞相盖起了新瓦房，新房建成后，总要邀请亲朋好友庆祝一番，鞭炮齐鸣。亲戚们有的送去的陶瓷大坛，高约1.5米，上下直径约40公分，中间部位直径约一米，用于储备粮食。有的送上收录机，配上港台流行歌曲磁带，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人们喜气洋洋，互相庆贺。1984年，我家也新盖了五间砖木结构新瓦房。随后几年，人们不再满足原先的砖木结构瓦房，陆陆续续地翻盖成二层、三层小洋楼，拉起院墙，俨然一座座别墅。
    2001年，借助城镇扩建的机遇，我把妻子和儿子的户口转来徐州。2012年，我享受棚改优惠政策，花了不足10万元，在徐州市区购买了一套三室一厅住房，改变了平房居住诸多不便的生活条件。2015年，省内扬启高速公路从我家老房子穿过，按照政策，母亲超过70周岁，可随我到徐州定居，但母亲说啥都不愿意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不得已，村里帮我争取到一块宅基地，我在距离老宅地不远处新盖了一幢二层小洋房，楼上楼下200多平方米。后因母亲生活无法治理，我把老人接到徐州与我一同生活。老家的新房空置无人居住，但我仍然拥有自己的宅基地和少量土地。
    家乡村民的生产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播种、收割全是机械，就连喷洒农药都是机械化。村民们种地不要再交纳各种费用，还能得到青苗、田亩、种子等费用补贴，60岁以后，可以按月领取到一定数额的基本生活费。混凝土浇筑的乡村公路通到每一个家庭及其田间地头。彩电、冰箱、电脑、空调一应俱全，几乎每家都有小汽车。生活垃圾也都集中存放，每天有专人负责清理。
    出生于农村的我，深感农民生活的美好幸福，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别墅式的住房，比居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还要惬意和舒适。我打算退休后，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在延续承包的土地上种些粮食和新鲜蔬菜，带着愉悦的心情，观赏“飞鸟相与还”美景，享受“春风花草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