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个人时爱听歌,但不敢听纯音乐,会突然勾起往事流泪。按照规定,孩子应该和他们少联系。她总担心孩子身体特殊吃不习惯,也想着孩子能把他们忘掉,尽快融入新的生活。
杨隽也尝过这种分别之苦。一个患有脊膜膨出的小男孩曾在她家寄养,孩子的一个脚向外翻,一个脚向内翻,她陪着孩子度过三次难熬的手术,也教会他上厕所。后来出于同样的考虑,小男孩被国外的家庭收养。临行前,她给孩子包了一块玉佩作为纪念。养父害怕遗失便把它收了起来,双方语言不通,孩子急得大哭。后来孩子通过翻译告诉养父,放在宾馆也一样会丢掉,他要挂在脖子上。今年母亲节,孩子给杨隽写了一封邮件祝她节日快乐,他还用杨隽的英文名为心爱的小羊起名,叫“Jenny”。
“做这个机构,要经历很多次分别,但有收养家庭是最好的结果”,杨隽一路哭着回到上海,但她告诉自己要理智。
徐朴则是刻意把很多情绪屏蔽。她不去想送走的那些孩子,“承受不住的,不能触及的,就绕着走”。因为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她有严重的偏头痛,痛起来要卧床两三天。医生说她是思虑太多,她的白头发也多了很多。她想着孩子的手术、筹款的压力,还有怎么样让机构更好的运营。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捐款来源很紧张,大家只能自己贴钱。
最近,一个他们运营了两年多的养护点被关闭,这让徐朴和团队的成员有些受挫。但很多时候,徐朴都感觉这群孩子“生命像上了发条”,她从中感到力量。
有的孩子下肢扭曲,但坚持走,即使姿势很难看。有的孩子年幼,但口里数着“一二三四”,把腿屈起来再伸直,自己主动坚持康复训练。也有的孩子在4个月时就经历大型手术,但还是挺住活了下来。
她希望更多人能感受到这群孩子想活下去的力量。有志愿者组织义卖,想把钱捐给徐朴。徐朴不直接收钱,她建议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超市为弃婴们买尿布,让他们的孩子在行动中成长,也培养对这群孩子的关爱。她还组织为农民工的孩子开阅读课,选的书大多是关于生命和如何理解与帮助残疾人,她希望人们不要用“有没有用”的功利标准来看待生命。
杨华坚持多年为朴质公益捐赠,她说在徐朴身上看到一种领导力,“不是掌握了资源和权力,而是影响别人去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前几天,有朋友和徐朴聊天,觉得人们的观念变了,“至少很多人已经不好意思说人家做这些事很傻了。”徐朴自己也能感受到变化,以前招募志愿者要打电话和人家说半天,来得也很少,现在人们会主动要求做志愿者。
有人曾说她是“做好事”,她自己不这么认为,“没那么简单,这是一件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她也不希望把这件事“拔高到一个道德高尚的层面”“这是人与人之间很本分的东西”。
徐朴的丈夫至今还记得多年前养护的两个孩子。一个是不足1岁的男孩,他有着严重的唇腭裂,“看第一眼不接受,鼻子和嘴巴都连在一起”。因为嘴部没有遮挡,冬天特别容易感冒。她们照顾了他两年多,手术后“感觉再造了一个生命”。这是她们第一个被领养的孩子。孩子送走的那天,徐朴和伙伴们“悲喜交加”,为孩子有了希望而开心,也为分离而哭泣。
另一个是重度脑瘫和脑积水的孩子,“头比身体大”“一直很痛苦地哼哼唧唧”。在治疗一年多后,还是去世了,不过去世的时候没有那么痛苦。她哭得不行,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
丁妈看着徐朴做了十几年的公益,“她做了母亲乘以一百倍的工作,也有着母亲乘以一百倍的力量”。(实习生 袁文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