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光环的背后是她一次次独身一人出生入死深入一线逼近新闻现场的经历和坚守信念、勇于奉献的职业操守。
金三角,世界著名毒源地,长期以来军事割据,战乱不断,制毒点都隐藏在密林中,常年战乱使人们对外界充满警觉。这里鱼龙混杂,暗流涌动,想在这里采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因为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
即便这样,居杨仍旧冒着生命危险分别在2002年和2006年三次深入“金三角”,对当地军事首领、毒枭、士兵和罂粟种植户、吸毒者等进行面对面采访。
“这始终是一个令我怦然心动的题材”,每每翻阅当时的采访日记和长期搜集的数十万字相关资料时,居杨仿佛又回到了缅北高原烽烟四起的崇山峻岭之间。
2002年,中国与缅甸、泰国联合开展大规模扫毒行动,当年6月,金三角地方武装势力的一支——果敢,宣布禁种罂粟。这次联合采访中,居杨捕捉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照片,世代以种植罂粟为生的人们亲手点起大火焚烧毒品、原本公开的毒品遭到禁卖、毒贩被几十斤重的铁链锁住甚至投入地牢、曾不可一世的大毒枭纷纷落马……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一个事实让居杨震惊,她发现当地依然处在刀耕火种生产方式中的烟农的茫然无知,连年的战乱使他们处在贫困和封闭之中,毒品对于他们就是为“活下去”换取大米、盐巴、辣子的希望,或许还是唯一的药品。
第一次直观认识金三角的居杨,无法像结束其他采访一样放下金三角,一名记者的使命感促使她再次拿起相机在罂粟花开和禁种后大面积饥荒、疟疾盛行的季节两度深入金三角。
但,这次的采访远比之前更困难、更危险。
令人头痛的雨季使原本崎岖的山路更加难走,六七十公里要走上10多个小时,与山体滑坡擦肩而过,原始森林中无孔不入的蚊虫以及暴晒在陡峭山崖上的下午,这些行走中的困难与当地的安全问题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居杨到当地的老街采访,这里曾是金三角最大的毒品集散地,半夜住进一家小旅馆。这里毒贩、赌徒、嫖客、妓女云集,时常发生的枪战使房间的玻璃残缺不全,就在这样嘈杂混乱的环境下,屋里唯一的一把破椅子就是居杨保障安全的门后屏障。
天不亮就出发,车刚驶出,便听到一声低喝,往窗外一看,居杨睡意全无,一支冰冷的长枪正对着她。这里没有法律约束,此刻半点的冒失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灾祸,冷静后的居杨慢慢下车,因语言不通,情急之下只好赌一把,拿出所拍的军事头领的照片才缓和了氛围,最后在向导求救熟人下才“虎口脱险”。
这次,居杨是幸运的,但危险并没有就此而止。
之前的“脱险”使居杨明白,只有得到当地首领的认可接下来的采访才能顺利进行,但当居杨见到打了一辈子仗、卧室里放着长短十几支枪的佤邦主要首领鲍有良时,尽管居杨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自我介绍并表明采访要求,但面庞黝黑的鲍有良始终一言不发,直视前方。
居杨不忍放弃,想尽各种方法与首领“套近乎”,当面对饭桌上的高度烈酒时,她想都没想,一饮而尽,瞬间嗓子像火烧一样,感觉声音渐渐飘远,仅有的意识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你可一定要清楚这是哪里,你在跟谁对话呀”。
居杨的“豪迈举动”打动了鲍有良,在数名荷枪实弹卫士的环绕下拉开了话匣子,此后的两天,居杨被允许走访鲍有良辖区的村寨、学校和替代种植罂粟的茶园。
“身处远方,我不舍得浪费每分每秒,真希望不吃饭不睡觉,24小时都能连轴拍,生怕好的瞬间从身边溜走”。
三入金三角,给居杨留下的不仅仅是几十万张宝贵的照片资料和难以磨灭的人生经历,高度紧张警惕亢奋的状态使采访回来许久的居杨难以入睡,与硝烟弥漫的金三角相比,原本喧嚣热闹的北京让居杨感觉是如此的宁静、祥和。
直冲一线
用行动践行记者的使命和大爱
多年来,冲在一线,记录真实、捕捉鲜活的瞬间已经成为居杨的职业状态,“在别人眼里我做的事情不寻常,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记者应该做的。”
2008年5月12日,一声巨响,无情的地震像一只巨手摸平了汶川。四川许多地方的高楼大厦在那短短的80秒内化为一片废墟,人员伤亡非常惨重。
得知消息后,“我立刻做了决定,我要去灾区。”而这时的居杨刚生完双胞胎孩子只有四个月,她收拾行囊,将孩子托付家人,临出家门时,亲亲孩子,便头也不回奔向机场,“我不敢回头看孩子。”
5月13日,居杨乘坐震后开通的第一班飞机到达四川。
“我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作为一名摄影记者,这种时候我怎么能够不去。就像飞蛾扑火似的,可能会被烧死,但不能不去,这是记者的天职。”
冒着一天上百次的余震,走在随时会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陡峭山路上,在断水、断电、信号全无的一线,居杨背着沉重的相机设备,坚持工作10余天,拍摄一万多张影像,可她却瘦了15斤。由于睡在山里阴冷的地上,还没有出哺乳期的她落下了腿疼的毛病,现在一到阴雨天总会疼痛。
震区的都江堰小学,教学楼全部倒塌,许多孩子压在下面未能生还,救援官兵在争分夺秒工作,现场有一位着便装的中年男人一直在埋头干活。
下午挖到一个穿红色T恤的小男孩,他和另一个同学在一起,弓着身子依然保持着逃生的姿势,已经没有了呼吸,这时,便装男子喃喃地说:“是他”,并掏出手机照相。
直到救援人员要将孩子从废墟中清理出来时,便装男子才低声说:“拜托大家小心点,这是我儿子。”他试图想把儿子身体放平,但没有成功。他坚持自己抱儿子上车,就在走向汽车的那一刻,便装男子突然仰头,用尽力气大吼一声“儿啊,爸爸最后再抱你这一回。”便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
面对这样的情景,“我的内心被撕扯般疼痛。”但作为记者的居杨还是本能地按着快门,可取景框里已经是一片模糊。
“在灾区拍摄,镜头中面对的是一幕幕妻离子散的悲惨场景,多少次我看镜头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但我告诉自己,除了掉眼泪,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每一次拍摄,我没有想着是为了完成任务,我就想着今天所拍的照片就是明天的历史,能把这些影像留存给后人,是有意义的。”居杨说。
正是因为居杨的忍痛坚守,今天我们才能有幸看到这样的照片,才能感受汶川地震弥足珍贵的难忘瞬间。
“在抗灾前线采访,我特别想念我那两个出生只有四个月的宝贝,只要在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我都会往家打电话,有时就是他们的哭声,在我听起来也像唱歌一样悦耳。”那一刻普普通通的安宁生活让居杨觉得异常珍贵,回到北京,每每看到来自灾区的影像和信息,她内心依然会激动,眼睛依然会湿润……
而诸如这样一线的事例在居杨的采访生涯中数不胜数。
1997年采访乱占耕地问题,遭到违法买地的村长纠集的数十人围攻,揪衣服抢相机,又被堵截在所住的旅馆里,最后将头埋在汽车座位里才“逃出来”；
1998年抗洪抢险,居杨在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的大堤上采访两个月,双肩磨得红肿出血,她咬牙坚持,群众向后转移,她却向前冲去,在湖北孟溪大堤溃口,她不顾民警阻拦,纵深跳上小船离岸而去；
1999年暗访黑社会保护地下拼车市场,在四五个大汉监视下巧妙周旋,终于拍到第一手资料；
2003年“非典”时期,居杨不顾自己发着低烧,向报社请战,投入到抗击“非典”的报道中；
2004年为拍《重刑犯》,居杨扎在看守所两个多月,采访了数十名重刑犯,其中,有几条人命在身的杀人犯、有作案上百起的抢劫犯、有摧残幼女的强奸犯,她克服恐惧,每天鼓起勇气用镜头记录下他们最后的时光和内心世界；
……
从2009年至今,拍摄《大墙内的影像故事》,她去历史最悠久的百年提篮桥监狱,去宁夏戈壁滩上的监狱,2014年新疆反恐形势严峻的时候,她拍摄了位于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兵团监狱。
2016年到甘孜监狱拍摄,海拔3500米,居杨高原反应严重,头痛恶心浑身没劲,白天靠吸氧,晚上吃安眠药,但她却说:“吃点苦,值得。”
长期以来,居杨把吃苦受累、冲在一线视作摄影记者的职业操守,在危险困难面前从未退缩。
都说没有太阳,花朵不会开放,那么如果没有居杨,诸如《金三角》《重刑犯》等等这样的好作品就不会开花结果。她燃烧自己,照亮作品,成就心中的梦想。
也许居杨的肩膀不够宽广,但足以扛起摄影设备,风里来雨里去；也许她的胳膊不够有力,但足能按下相机快门,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瞬间影像、永存的记忆。
都说河水流动悄无声息,不知疲惫,因为它有自己的方向；山路蜿蜒曲折,千回百转永无尽头,因为它有自己的目标。
居杨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用生命记录真相,用行动诠释大爱,只因始终坚守心中的梦想,带着情怀,践行一个记者的使命,她用手中的相机,以一个优秀摄影师的敏锐去捕捉镜头,按下快门,留存珍惜,审视生活。（本报记者 郑小琼）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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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8 17:5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