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一个私人博物馆长的理想与生意

马兵

　　在安仁，这个距离成都大约一个小时车程的古老小镇上，樊建川是个名人。几乎人人都认识他。他踱进街边的小饭馆，老板也不见外：要什么菜你自个儿点。
三年前，樊建川一掷五亿，在这里修建了一个占地500亩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展示其几十年来收藏的文物。他规划建25个博物馆，已建成11个，其中抗战系列和文革系列尤其引人关注。
他的最新手笔是汶川地震博物馆。
5月12日，樊建川敏锐地感觉到应该为这段历史收藏回忆，当天从都江堰自己公司一名员工家里搬回一口被震落的挂钟。这个指针刚好指向2点58分的钟，是他收集的第一件地震文物。
地震整整一个月后，汶川地震博物馆开馆，这时他已收集了大约5000多件物品。开馆至今，又陆续收集藏品达4万余件。
从“范跑跑”那具有标志性的黑框眼镜，和他在地震瞬间扔下的正在讲授的课本，到“可乐男孩”被救后喝的第一瓶可乐；从温家宝在灾区拿着喊话的话筒，到绵竹村民用以驮回亡妻遗体的 “最感人的摩托车”；从银厂沟遇难新娘的婚纱，到都江堰聚原中学孩子们遗留的铅笔盒……几万件展品以日记的形式展示，寓意走过这震撼的三十天。黑色的日历醒目地标示着一天的开始，旁边附以这天的大事记。
展馆是临时的，展品的摆放略显凌乱，但这些记录着地震中一个个社会生活断面的真实物品还是吸引了很多观众。展馆中设有一面墙，墙上贴了一长幅白纸，墙下一个笔筒里放有几支笔，观众可以在此留言，写满一张换一张。
馆外的空地上，有一个外立面还被包裹着的建筑工地，那是正在修建的地震正式馆，樊建川打算在地震一周年时迁入。现在这个地震馆将用做“新中国60周年文物展”，明年国庆开馆。这个51岁的中年人，心中有一个宏大的博物馆之梦。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博物馆蓝图
樊建川早年当过知青参过军，随后教书八年为官两年，1993年辞官下海，从200万元起家，成为一名房地产商人。无论处于何种角色，收藏是他一以贯之的爱好。
他把自己收藏生涯的起点放到5岁那年保留下的幼儿园评语。从那年起，小学时期的、中学时期的评语以及成绩单，一张都没落下。
随着年龄的增长，樊建川收藏的范围越来越广。文革开始那年他9岁，对于这贯穿了整个青少年时代的十年文物情有独钟，毛泽东的瓷像、印有“人民公社好”的搪瓷杯、毛主席语录……他收集的这类文物难以计数。
对于一件心仪的文物，他不惜一掷重金，率性而为。有一天樊建川正准备从办公室回家，接到一个电话后，立刻订了一张当晚飞天津的机票，这一次临时改变行程的收获是侵华日军士兵荻岛静夫的七本日记。
自己办博物馆，樊建川开始并不敢想，即便是手上的文物达到千万件时，也不敢想象以一人之力做这种一直由政府运作的事。想法萌芽在他出国参观了很多私人博物馆之后，觉得自己完全有实力。后来，樊建川在成都、北京、香港举办了三次抗战文物展，广受好评，有人甚至说他的东西比博物馆的还好，这促使他下定决心。
当时正是房地产最红火的时候，樊建川抽出了公司近一半的资金。
他一举买下了500亩地，因为他想象中的博物馆需要一个开阔而宏大的场地，它们将不是单独一个，而是一个群落；樊建川看中了安仁镇与都市之间不远不近的距离，因为他想象中的博物馆需要一个宁静的氛围，远离喧嚣，听历史的声音；樊建川尤为钟情这个古镇禁止建筑超过14米的明文规定，因为这可以保证他的博物馆周围永远不会有高大的建筑，破坏博物馆的冲击力和漂亮的天际线。
如同一个理想主义者，樊建川对这个博物馆聚落的每一处——大到各个展馆的风格，小到文物的陈列方式，都亲自掌控。“抗俘馆”的窗大多采用铁栅栏的样式，光影打在战俘的黑白照片上，呈现出监狱般的氛围。为了让观众在压抑的参观之后舒缓心情，樊建川让这个展馆在一个开阔的空间里结束，并在出口处设计了一池静水。在“红色年代章、钟、印博物馆”里，樊建川把收藏文革时代座钟的空间布置得高大阴森，一面墙在格子里嵌满了座钟，另一面墙张贴着文革十年的旧照片，整个展区充满了警示感。
樊建川不讳言想做的就是敲警钟的博物馆。地震博物馆馆门的设计承载了他的想法：进门是一堵灰黑色的墙，刻有“汶川震撼”四个字，右边是入口，左边印有汶川所在的龙门山地区百年以来三次地震的时间和具体地点。樊建川说，这就是警示。龙门山地区是地震多发带，如果未来还会发生地震，希望那时能更好地预防，更好地救助，伤亡和财产损失比这次小。
如今这里除地震馆之外，还拥有5座抗战馆，3座文革馆，2座民俗馆。文革馆展出的展品只是樊建川所集文物的千分之一，而且是比较温和的部分。做文革博物馆是樊建川最大的梦想，他希望随着政治越来越清明，库房里堆积的8吨检讨、两万本日记、50万封信能重见天日。“或许8座10座博物馆能比较完整地展示这段历史”，樊建川说。
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生意经
理想主义是樊建川的一个侧面。
“他就像一只狡猾而聪明的狮子，对于看好的东西，下手快、狠、准。”樊川的一个手下这么评价他。
把博物馆聚落化，樊建川有生存上的考量。“任何人都认为我们活不下来，博物馆要么国家支持，要么基金支持，要么大企业财团支持。这三点我们都不具备，我们的企业不大，所以必须考虑自己养活自己”。

　　围绕着博物馆，樊建川建造了酒店、客栈、茶铺、餐厅。在馆区尚未开发的空地上，他划出几亩地种上甘蔗和蔬菜，收获的季节里搭一个草棚现摘现卖。樊建川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卖文物纪念品的场所，主要出售老报纸。这些报纸根据年代不同售价不等，70年代的每张标价380元－480元，60年代的标价580元－680元，50年代的上千元，更珍贵的民国老报需议价。报纸可以简易包装，也可以配礼盒，礼盒里附送博物馆制作的原件证书和当天大事记。
据樊建川介绍，这是最有利润的一块，一年的收入大概可达100多万，差不多支撑水电的费用。
樊建川拥有的旧报纸达100万吨，他曾带一位企业家朋友来看这些收藏，这位刚花高价买进生日当天报纸的老板惊呼：这哪儿是报纸啊，就是一堆钱啊。
福布斯今年再次把樊建川以20亿的身价排进富豪榜，对此，樊建川的说法是：让我拿20亿我拿不出来，但说我的博物馆只值20亿我又不甘心。
樊建川的文化旅游产业链和他的博物馆蓝图一样宏大。
从2000年起，樊建川每年出版一本书。他觉得这个速度太慢了，希望以后每年出十本，如果自己没时间，可以委托别人写。
樊建川更长远的设想是做一个博物馆的提供商，帮别人做博物馆，从策划到实施，一条龙服务。“说不定到最后公司房地产那块就不做了，酒业那块也不做了，专门做文化旅游产业”，他说。
在建造博物馆时，樊建川要求设计师尽量用自然采光，用自然通风。他强调博物馆里一定不能用空调，太费电。一些大博物馆每年光空调费用就要1000来万，而他的这些博物馆，每年包括水电、维修、人力等全部运营费用才这么多。
另一项节约成本的措施是不聘请专业团队管理。樊建川曾咨询过专业团队，每年的费用需要几百万，所以他决定走自己管理的路子。现在博物馆员工300余人，很多都是当地招聘的村民。
博物馆今年的收益上千万，其中门票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其他链条产品收益比例上升。樊建川预计，明后年收益和费用可以持平，达到自己养活自己。
老镇新生
当年建博物馆时，樊建川曾考虑过北京卢沟桥、上海松江区和重庆文革墓地，因各种现实原因放弃，最终选择安仁。
樊建川说他太喜欢这个镇子了，现在他一半时间在成都，一半时间在安仁，他享受安仁的宁静。
这里也承载了他的记忆，1983年，他曾骑自行车来这里专门看刘文彩的庄园。刘氏庄园代表了安仁镇老公馆的风格，曾经是安仁镇富有盛名的旅游之地，后来慢慢衰落，被人遗忘。
樊建川的旅游文化事业蓝图里，包含了安仁镇。
在买进博物馆用地的同时，他还买下了镇子上存留的15座老公馆。这些公馆成为很多剧组的青睐之地，《暗算》、《一只绣花鞋》等电视剧曾在此取景。
樊建川已经翻修了3座老公馆，剩下的12座他有意做成“亚博物馆”的经营场所，比如，一个公馆陈列很多烟具、烟标、烟广告，可以做成雪茄吧；另一个公馆陈列很多酒具、酒杯，可以做成酒吧；陈列了很多川西民俗文物的公馆，可以做成客栈。
他还打算把房地产开发到这个镇子上，筹备造建公馆式楼盘，他看好旅游地产。
樊建川意图用公馆、老街、博物馆聚落三张牌恢复这个建于唐朝的古镇的生命。
樊建川和博物馆的到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安仁的面貌。
三年前，从成都到安仁没有通高速，开车过来得走羊肠小道，需要两个多小时。
现在，高速修通了，从成都过来的车程缩短了一半。经过历时半年的打造，翻修出两条三百来米长的古街，成为镇上一大景观。博物馆聚拢的人气为这里带来商机，一些住户打出“农家院”的横幅，街边的饭馆也多了起来。樊建川在镇上种了很多他喜欢的桂花树，十月的夜晚，桂花落满一地，余香漫过窗棂。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