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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8 1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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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根基,完善体系
1978年—1982年,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担任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负责编辑的《甲骨文合集》陆续出版齐备。《甲骨文合集》收录了自甲骨文发现80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殷墟甲骨拓片、照片和摹本4万余片。基本收齐当时已有的甲骨文资料,为甲骨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84—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陆续出版齐全。全书对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各类有铭铜器系统整理、分类辑录,为金文研究提供了完备的资料基础。它们的出版,不仅大大便利了研究者的资料收集工作,亦使得珍贵的古文字资料得以广泛流传,在古文字研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完善学科体系建设,研究会着手策划了古文字各类资料库的建设和学科基础知识的构建。甲骨文字研究方面,饶宗颐启动《甲骨文通检》撰写,姚孝遂和赵诚主持编撰《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学界出版了不同类型的甲骨文字编,如《甲骨文编》《新甲骨文编》《甲骨文字编》等。金文研究方面,《金文编》经修订增补后重版,《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金文形义通解》等大型工具书亦编辑出版。目前,通过编撰各类大型工具书,古文字学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数据库体系,为各学科提供了中国古典时期丰富的语料和史料。
历经40年发展,古文字学科形成了甲骨学、金文学、战国文字学和简帛学等完善的学科体系。作为学科基础的古文字释读,在理论和方法上均颇有建树,许多疑难文字得到正确释读,完善了古老汉字的发展序列。在甲骨学领域,建立了甲骨文分类与断代研究的完整体系,为甲骨文字考释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金文研究中,各诸侯国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与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周代国家结构和地域文化的认知。战国文字分域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揭示了战国时期各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和交融性。
寓古于新,传承有序
王国维总结学术史时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新出土新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对于古文字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1991年,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了一个甲骨坑,坑内出土刻辞甲骨近700片,且以大块的和完整的卜甲居多,这是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发现,备受学界瞩目。这批资料因占卜主体是“子”而称为“花东子卜辞”,是殷代贵族家族占卜资料的重大发现,对深刻了解殷代的社会结构有重要价值,新资料所揭示的新字形、新辞例,大大促进了甲骨学的发展。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出版,公布了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所出土的700多枚竹简资料。这些楚简包含多种古籍,重要篇章有《老子》《五行》《缁衣》等,宛如打开一座古代的图书馆。郭店竹简的公布,揭开了古书类竹简大发现的序幕。中国古文字研究由此迈入一个新阶段,开辟了依据出土古书实物开展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新领域。简帛研究成为古文字研究的新热点,激发了境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渐成国际显学。
2008年,古文字研究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在吉林大学召开,当时恰逢清华大学自香港购回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数量近2500枚的“清华简”多为经、史一类典籍,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不可估量。清华大学专门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凝聚各学科专门人才,整理、保护和研究这批竹简。该中心自2011年开始,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名,一年一辑陆续出版研究成果,前不久刚刚出版发布了第八辑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古文字研究者的努力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学术课题的攻关,古文字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为古史重建和古典学重建,为正确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丰厚的学术支持。
120年前的1899年,甲骨文的偶然发现掀开了中国文字研究及中国学术的新篇章,直到今天,无数人依然在这一领域精耕细作。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下,古文字学才实现了良好的传承与创新性的发展。 
经过40年的建设和发展,古文字研究已经彻底扭转了研究会成立时期较为困窘的状况。源源不断出土的新资料、新技术的吸收与应用、年轻学者的不断培养,都使古文字研究会保持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
制 图:郭 祥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28日 22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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