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我的海外良师益友——德国女学者玛丽安娜·雅尔荻兹印象

马兵

　    20世纪初，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曾派遣“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调查。后两次考察队分别于1906年和1913年在克孜尔、库木吐喇和森木塞姆石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活动。他们从上述几处石窟群劫掠了数百平方米的壁画、塑像和文书等珍贵文物。考察队运到德国的新疆文物总称为吐鲁番藏品，由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保管，该馆后来更名为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现在又更名为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这批从新疆掠去的文物成了该馆的重要藏品。就这样，亚洲腹地的龟兹与欧洲中心的德国结下了不解之缘。龟兹石窟研究所和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也就成为直接关联的双方了。
　　                               与雅尔荻兹女士相识相知
　　那是1998年的10月，时任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的玛丽安娜·雅尔荻兹女士来到了克孜尔石窟。这是继1913年德国第四次探险队之后来克孜尔石窟的第一位官方学者。她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士，个头不高，纤秀的身材，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喜欢穿戴不同民族的服饰和装饰品。她的到来，开启了中国新疆与德国柏林学术界合作交流之门，结束了两地长期隔绝、封闭研究的局面。
　　在雅尔荻兹到克孜尔石窟之前，霍旭初老师将国内外画册上刊登的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图片进行了搜集整理，翻拍后装进了相册，然后便带着彭杰、台来提和我在洞窟里核对被揭取壁画的原位。可以说，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等雅尔荻兹到来后，我们陪她在洞窟里纠正画册中错位的壁画原位时，她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人不仅仅守护着石窟，还在从事着研究工作呢，顿时对我们另眼相看、表露出敬佩之意。在面对当年德国考察队揭取壁画的斑斑斧痕前，雅尔荻兹女士用英语说了一句：“可耻！”就这两字，顷刻间拉近了我们与她之间的距离。说明她也认为当年德国考察队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最起码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良知的外国学者吧。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文物流失海外是我们的一部伤心史。这里最精美的壁画、塑像和文书等珍贵文物却成了别国博物馆的藏品，这种刻骨铭心的伤痛一直刺痛着我们的心，这是永远无法释怀的。雅尔荻兹特意送给研究所一套当年德国考察队拍摄的石窟壁画黑白照片，这是她一种诚意的表示，也使我们伤痛的心得到些许慰藉。
　　雅尔荻兹在克孜尔住了20多天。白天我们一起考察石窟，在洞窟里我们讨论、交流。雅尔荻兹是位业余音乐爱好者，每天晚饭后，她都要吹一阵长笛，那美妙的笛声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她那种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雅致的生活情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雅尔荻兹就一直致力于同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合作，提出联合考察森木塞姆石窟，并派代表前来洽谈。但由于德国方面的经费问题，合作没能实现。2002年9月，德国柏林博物馆等三家科研机构联合举办了“重返吐鲁番———纪念德国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雅尔荻兹邀请了研究所的霍旭初、王卫东和我三人参加了此次活动。9月12日傍晚，当我们到达柏林机场时，雅尔荻兹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她手捧一束鲜红的玫瑰花，在机场和我热烈拥抱后，开车将我们送到了旅馆，我们得到了很高的待遇。一周的会议很快就结束了，在她的精心安排下，霍老师和我在柏林停留了一周，考察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我就住在雅尔荻兹家里。接我去她家的那天，雅尔荻兹穿了一身鲜红的衣裙，我想这可能是她欢迎我去她家最热烈的表示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把我的大皮箱从我住的旅馆的三楼一口气提了下来，放在她的车厢后面。至今，我都忘不了这动人的一幕。这一周我们是在博物馆文物库房度过的。雅尔荻兹对我们非常友好，也很信任我们。每天一上班，她就拿上文物库房的钥匙亲自开门，然后把我们锁在文物库房里，直到午饭时才把我们“放”出来，和我们一同共进午餐。在库房里，面对流失德国一百年的新疆文物，霍老师和我如饥似渴地作着记录、测量和摄影工作。在学术研究方面，雅尔荻兹是个非常严谨的学者。但在生活中，从她身上看不到大部分德国人的呆板与冷漠，更不见部分德国人对中国人的傲慢与偏见，而是温和、儒雅、风度翩翩，这就是我心目中学者的理想形象。
　　2005年的冬天，雅尔荻兹女士又一次来到乌鲁木齐，我陪她参观了自治区博物馆。她告诉我，在退休之前，想再为中德学术交流做最后一件事，计划在柏林举办“新疆佛教文物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她终于申请到了经费，但遗憾的是，就在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前一天，新疆文物局已经与德国曼汉姆市的市长签订了在曼汉姆举办新疆文物展的协议。雅尔荻兹得知这个消息后，一病不起，对她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她带着这个心结，闷闷不乐，直至2006年12月退休。
　　                                       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最难能可贵的是雅尔荻兹对学术研究所持有的科学态度与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早在1933年，德国学者瓦尔德施密特发表了对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的观点。即第一种画风的时代在公元6世纪前后，第二种画风的年代在公元7世纪前后。瓦氏的观点后来成为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正统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德国学者的传统观点受到了挑战，一些与传统观点商榷的意见相继出现，诸如法国的索伯和美国的本杰明·罗兰德等都将克孜尔石窟的开凿年代提前到了公元4世纪，但大部分学者还是坚持德国的传统观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宿白教授运用考古学方法，从洞窟形制、洞窟组合与打破关系、洞窟的改建、壁画重绘、壁画题材内容及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排比，并参照碳14测定年代的数据对克孜尔石窟的部分洞窟做了阶段划分（见宿白《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宿先生认为：第一二阶段应该是克孜尔石窟的盛期，最盛时期可能在4世纪后期到5世纪这一时期之间，第一阶段之前似乎还应有一个初期阶段。后来，新疆学者全面考察了克孜尔石窟，在宿白先生分期的基础上，对克孜尔石窟的分期和时代提出了初步意见（见霍旭初王建林著《丹青斑驳千秋壮观——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及分期概述》），认为克孜尔初创期的洞窟时代应在3世纪末4世纪初。从宿白先生开始，我国学者将碳14测定方法运用到石窟年代分期研究中，随后日本学者也采纳了这一科学方法进行石窟年代研究。
　　雅尔荻兹一直在关注有关克孜尔石窟研究发展的状况，注意到各国新的研究成果，也很重视碳14测定数据的参考价值，并从柏林馆藏的新疆石窟壁画中选取部分标本，进行测定。在2000年印度举行的“新疆宗教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雅尔荻兹宣读了论文《德国关于新疆克孜尔石窟传统分期观点及近来碳14分析结果介绍》，阐述了她对克孜尔石窟壁画年代研究的新思路。同年，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出版的画册图版说明中，将部分碳14测定数据用作新疆壁画的年代，更改了德国的传统观点。2005年，雅尔荻兹在《新疆佛教艺术》中译本序中进一步指出：“然而今天根据新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尤其是根据放射性碳14测定分析结果，这个假设（指瓦尔德施密特代表的西方传统观点）的年代顺序必须予以修正。为此，日本、中国和德国的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们在过去十年中根据碳14对壁画和木雕的鉴定证明，人们必须另辟新径，使以前关于历史年代顺序的说法得到相应的修改。”雅尔荻兹跨越了国界与民族情感的狭隘的藩篱，摆脱了传统的桎梏，这是需要勇气和纯粹的科学态度的。这是德国学术界的一大进步，这种新的观点必将在西方学术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些都与雅尔荻兹的努力分不开。
　　                                           无法言说的遗憾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洞窟建筑、壁画和塑像结合而成石窟艺术，它们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单体的艺术作品。每个洞窟中的一尊尊塑像、一幅幅壁画，将其精心组合布局，都有其特殊的宗教含义和功能。不同派属、不同时代的石窟壁画有着不同的题材内容和组合。由于龟兹石窟被外国尤其是德国探险队肆意切割和肢解，使它们脱离了母体——石窟，给整体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因此，核对落实流失海外的壁画等文物的出处与原位工作至关重要。对此，我们和雅尔荻兹有共识。她希望在她退休之前，我能有机会再去柏林，好好研究柏林收藏的新疆文物，尤其是龟兹石窟壁画。为此，我于2004年在同济大学进修了一年德语，此后每年坚持不懈地申请去柏林访问。世间的事情总是阴差阳错，今年也就是雅尔荻兹退休后的第四年，我接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录取通知书，批准我去德国做一年访问学者。手捧通知书，心情却非常复杂，事业在前进，然而已是物是人非，心境别样了。
　　我与雅尔荻兹的交往已有12年了，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是我的老师，也是诤友。每当想起这位德国老太太，心里总是暖洋洋的。令我难忘的是，在她家住的那一周，每当傍晚我披着浴巾从浴室出来，她总是赶紧给我端上一杯热热的果汁或红茶，坐在我跟前，像母亲一般慈祥地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和脸庞，嘴里喃喃细语道：“good，good”(好啊，好啊！),这一切至今都令我感到无比温暖。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一生中除了至爱亲朋，又有几人能让你品味这温馨、惬意的人生呢……


来源： 新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