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官司入不敷出 谁来给维权“减负”？

张硕御月

  简要内容：经过一年多艰难诉讼，付出近两万元诉讼费用后，梁玉祥终于赢来了初步胜利——近日，法院判决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赔偿他通讯费200元，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付给他2000元。这样的报道，与其说鼓舞了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信心，还不如说“鼓舞”了个别商家侵犯消费者正当权益的“信心”。

　　经过一年多艰难诉讼，付出近两万元诉讼费用后，梁玉祥终于赢来了初步胜利——近日，法院判决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赔偿他通讯费200元，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付给他2000元。但同时还判决，对于本案的受理费2300元，原告梁玉祥负担2250元。也就是说，获得的赔偿，还不够支付本案诉讼费。（据《中国青年报》）
　　这样的维权胜利，真可谓之“惨胜”。原告提出要上诉，不管二审如何判决，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
　　“要维权”是因受到伤害，而如“真维权”更受伤，那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唯有放弃了。举证困难、鉴定昂贵，再搭上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不少消费者面对高成本的维权之路，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这是能理解的，而不能简单斥为“维权意识差”。
　　与消费者维权成本高对应的，是企业侵权成本相对低。不信请想，哪家大企业怕和消费者打官司？他们有专门的法律部门顾问团队，有的是钱和时间，对付单枪匹马的消费者，绰绰有余。如果侵犯了一万个消费者的利益，却只需和几个人打官司，赔出去那么一点钱，他们会在乎吗？
　　这样的报道，与其说鼓舞了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信心，还不如说“鼓舞”了个别商家侵犯消费者正当权益的“信心”。如此的“维权惨胜”，会不会刺激某些企业放心地、更多地侵犯消费者利益，会不会让更多消费者在应维权时选择了沉默？
　　但这不是报道的错。正因为有客观的报道，才能让公众看到维权的艰难，才能形成良好而积极的舆论环境，以促进维权的“减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民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