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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父亲说起他7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在我家捉迷藏。为了把自己藏得更隐蔽一些,不至于被扮作“解放军”的小伙伴捉住,我们都在黑暗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自己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有的藏在茅坑里,有的藏在阁楼上,有的躲进了猪圈,我则爬到一口比我个子还要高的大瓦缸里。就在我的脚扑腾着落在瓦缸底的时候,我碰倒了一只玻璃瓶,只听见“砰”的一下,从瓦缸里迅疾传出一股浓烈的油腥味儿。不好,肯定是把煤油瓶打碎。我心里一慌一急,“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我的哭声惊动了在厨房里缝补衣服的母亲。只见她提着一盏煤油灯急急忙忙地赶来,“咋了?咋了?你没摔着什么吧?”母亲关切地问我。我没有回答,只是抹着眼泪一个劲儿的抽泣。突然,母亲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使劲地抽了抽鼻子后,一把将我从瓦缸里拽出来,厉声喝道:“你把一瓶煤油打碎了?!”我点点头,嘟哝着说:“都在瓦缸里。”“这只瓦缸的底碎了的,煤油都漏到地底下去了!那是咱们家一个月的灯油啊——”母亲心疼得要命,忙弯下腰去瞧汩汩渗入地下的煤油,恨不得把一地的煤油捧起来……
随后,母亲把我挟在她的腋下,命我跪在灶口的一张粗凳上,狠狠地抽打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母亲狠狠责打。母亲一边用竹鞭抽我,一边哭诉着,抽了我一阵子后,母亲心软了,手也软了,她怜爱着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生怕我会突然间飞走似的,我们母子俩哭成一团。
此后的一个月里,我们家的夜晚除了在吃饭的时候点松明子外,其他时间就都在黑暗中度过了。
13岁,我到公社中学读初一。第一个星期回家,班主任老师交代,每个同学都要带一盏煤油灯、一斤煤油来学校。我们都很纳闷,已经有电灯了,还要带那些老古董来干吗?何况,7岁那年的煤油瓶事件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失呢。老师似乎猜出了我们的心思,说:“咱们公社电站的电压不稳定,下半年又缺水,晚上七八点钟就要停电的。”
果然,从9月下旬开始,学校里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停电了,有时是晚上8点,有时是晚上7点半,而最早的时候,7点没有到就停电了。电停了,我们还得自习,于是,电灯熄灭的那一刻,我们仿佛领受了命令一样,马上点燃煤油灯,整个教室就成了煤油灯的世界。各色各样的煤油灯在教室里开始展示,有用美孚灯的,有用陶瓷灯的,有用玻璃灯的,我用的是一只墨水瓶改制的煤油灯。由于我的灯芯太粗,油烟特别重,到第二天起床,不仅两只鼻孔是黑的,吐出来的唾沫是黑的,就连我的脸都熏成了黑脸包公。其实,那时候,每个人的两只鼻孔都成了两个烟囱,黑咕隆冬的;从鼻孔里甩出来的鼻涕跟墨汁一样黑。
星期六回家,母亲看见黑头乌脸的我,总要心疼地说:“真是造孽啊,小小年纪就让油烟熏成了这样,将来还不得肺病?!”可是有什么用呢,母亲不也常常埋在一盏如豆般微弱的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即使有电灯,那电灯也只是做摆设,“连它自己都照不亮,还要煤油灯盏去照它!”母亲常常为不争气的电灯叹息不已。
如今,我们家早已越过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年代,也不再有“人在灯亮,人走灯熄”的无奈与悲壮。我们家和村子里大多数人家一样,已经拥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电灯的品种越来越多,功能也越来越齐全,电灯已经不再是照明一种功效了,而是赋予了更多的作用和功能。
今年,我家三层高的徽派民居已经竣工,室内装修也接近尾声。那天,我和妻子去灯具店选购灯具,被店里琳琅满目的各式灯具、灯饰所吸引,不禁暗暗赞叹社会的发展变化之快。营业员热情、认真的询问了我新居的布局、功用和特点后,如数家珍般为我们当起了导购。她介绍说,客厅要选大气、豪华的水晶吊灯,书房要买淡雅、素静的吸顶灯,女孩子的卧室要选浪漫、新潮的壁灯,主卧室可以选择古典、柔和的床头灯……我们几乎被她说动心了,一口气买下了将近5000元的灯具、灯饰。——这要是在十年前、二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灯具安装好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来到新房子里,一一打开灯,楼上楼下一片光明。妻子感慨地说,那时候,我娘家一村子的电灯都要不了5000块哩!
是啊,从浓烟滚滚的煤油灯到昏黄黯淡的白炽灯,从简陋单调的白炽灯到品种繁多的各式灯具灯饰,折射出的是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建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老百姓的心情也如同我们家璀璨的灯光一样亮堂起来了。(王亚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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