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内幕

亮剑一往无前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机关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当时，我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以下简称国务院农办、农政）工作，亲历全过程，了解清查“五一六”的起因、发展和结果，有切身感受。

　　国务院农办、农政是中央农林口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统管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农机部、林业部、中央气象局及所属大专院校的行政业务和政治工作。

　　“文革”开始后，按中共中央指示，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立即成立农林口文革小组，秦化龙奉命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统一负责领导农林口的“文革”运动。

　　1967年9月，康生、江青、谢富治在红卫兵会议上，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秦化龙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后台”。于是，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从此成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本营”，接着农林口各部开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漫长的清查过程中，不仅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龙被作为“五一六黑后台”长期关进秦城监狱，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梁步庭、杨煜，农政副主任王振扬，林业部政治部主任吕清，农业部副部长吴振等大批高级干部，统统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农垦部部长王震也被列入“五一六黑后台”的黑名单。

　　我是秦化龙的秘书，又是同他一起从上海警备区调进北京的，因此，被划为秦化龙的“亲信”和“五一六重要骨干”，长期遭到关押并经受专案审查。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借“一月夺权”和反“二月逆流”，在中央机关制造混乱。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时，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以纪念为名成立“五一六兵团”

　　1966年5月，康生、陈伯达等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确定了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它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1967年初，张春桥、王洪文等在上海策划“一月夺权”，毛泽东高度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并指示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肯定“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这大大鼓舞了首都红卫兵的夺权热情，他们纷纷要求参与中央机关夺权斗争。

　　尽管当时中央机关许多领导对上海夺权“不理解”，认为中央机关的权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普遍反对在中央机关搞夺权，但出于对领袖的信任、崇拜，有些人还是响应号召，布置自己信任的群众组织抢先夺权，避免造成工作被动。

　　我们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就是如此。

　　机关一部分人按照领导安排夺权，宣布成立“国务院农林口革命委员会”，由机关红卫兵、工人造反团实行一派掌权。并模仿上海“一月夺权”的做法，发布一号通令，宣布机关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实行围攻、抄家、抓人、打人、监督劳动。原先平静的机关，顿时形成对立的两派。

　　恰巧此时，谭震林、陈毅等在“文革”问题上，与江青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发生意见分歧，出现激烈争论。康生、陈伯达、江青等马上借题发挥，炮制了一个“怀仁堂事件”，并在毛泽东面前诬告谭震林、陈毅等人反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搞二月逆流，复辟资本主义”。还指责谭震林在农林口搞假夺权，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

　　江青等人策划的反“二月逆流”战斗打响后，各院校的红卫兵闻风而动，纷纷进驻农林口各部机关，顿时农林口机关局势大乱。
大批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进驻农林口机关安营扎寨，到处寻找反谭震林的炮弹。他们发现：当年创建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功的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正在农林口机关大院被作为反党分子遭受批斗；在农垦部，他们又发现王震也被作为反党黑帮批斗；他们的秘书和同情者，同样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于是，红卫兵们决定为秦化龙和王震等打抱不平，强烈请求周恩来为他们平反。

　　有一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王震时，当面说过：“王胡子啊，听说有人要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王震问题显然已不成问题，剩下让周恩来操心的是秦化龙问题。

　　五一劳动节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国务院农办、农政及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林业部、中央气象局机关干部和院校红卫兵的代表，广泛听取大家对秦化龙问题的意见。周恩来当场明确指示召开秦化龙问题辩论会，希望通过辩论，弄清是非，消除分歧。

　　然而，江青等人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在五一劳动节，安排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上天安门城楼心怀不满，暗中唆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首都红卫兵中，进一步煽动极左思潮，散布“牢牢掌握大方向，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斗争目标明显对着周恩来。

　　在5月16日那天，进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利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日，宣布成立“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并贴出“成立宣言”，声称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那些混进党和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宣言还要求“应旗帜鲜明地为秦化龙将军平反、翻案”。宣言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周恩来，但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一向受大家尊敬，特别是不久前多次接见我们，指示开辩论会解决秦化龙问题，我们非常感激。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居然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我们十分恼火，立即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批判。同时找组织“五一六兵团”的红卫兵头头谈话，严厉责备他们不顾大局，无事生非，给我们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运动添乱，制造麻烦。

　　好在他们人数极少，年纪轻，思想转变快。受批判谴责后，他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解散“五一六兵团”，并停止一切活动。

　　“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虽然短命，只有一天历史，但后来却给大家带来无穷灾难。
　“五一六”思潮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周恩来主张进行思想教育，正面引导。但江青等人借题发挥，贼喊捉贼，利用抓“五一六”排除异己

　　农大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出现，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时代背景。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继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后，又打倒了陶铸。接着，指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趁热打铁，在狂热的　红卫兵中散布“当前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旧政府(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矛盾”，矛头直指国务院。

　　为了搞垮“旧政府”，他们编造谎言欺骗毛泽东，掀起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狂涛骇浪，策划将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徐向前等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统统打倒，从而试图搞垮“旧政府”。

　　当时，江青等人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仍不甘心。于是，1967年5月，他们借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再次煽动红卫兵，打着纪念、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兴起极左的“五一六”思潮，建立公开的或秘密的“五一六”组织，制造社会混乱。

　　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才出现了农大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就在这一时期，北京天安门、长安街、王府井等处也突然出现“火烧李先念”、“油炸余秋里”、“炮轰徐向前”这一类标语、传单，落款均为“五一六”。他们还在首都繁华地区，秘密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宣传品，攻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这些号称“五一六”的组织，突然不约而同地出现，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其不同点是：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农大“五一六兵团”，是公开的红卫兵组织，而且只成立一天，参加者有名有姓；后者则是在夜间秘密活动，经常神出鬼没，行动诡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