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外交与欧美之旅——丁文江在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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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外交与欧美之旅——丁文江在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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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　|　韩琦　　2019年12月31日16:47



中国留英学生在伯明翰的合照（1909），后 排左三为丁文江，前排左三为徐新六，右一为钱宝琮。图片为钱宝琮先生之孙钱永红先生提供

丁文江在旅途中迎来了忙碌的1919年，而这次欧美之行，可以说是丁文江一生的重要转折，开启了和国际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界交往的契机。

1919年无论在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上，都是新旧交替、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而这一年对于丁文江（1887—1936）和中国科学的发展来说，意义更为重要。

自1911年结束英国的留学生涯回国，丁文江已近七年没有迈出国门。期间，他“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大量时间在野外考察中度过，“居京师实不及四载”。这七年也是丁文江沉潜研究、开拓领域的奠基时期。1913年起，他负责地质研究所学生的教学和培养，1916年负责创建中国地质调查所并于1916—1921年间担任所长。

1918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丁文江终于再次出访。之前在英国求学期间，他虽然曾到欧洲大陆游学，但与欧洲学术界交往的有价值史料甚少。1918年12月14日，丁文江出访欧洲，中途经过美国进行访问，后在英国、法国加入了梁启超一行，参与了巴黎和会的许多活动。丁文江在旅途中迎来了忙碌的1919年，而这次欧美之行，可以说是丁文江一生的重要转折，开启了和国际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界交往的契机。



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的选课记录

因为种种原因，丁文江、徐新六等三人未能与梁启超等人同行，而是乘坐日本邮轮伏见丸号，于1919年1月16日先行抵达美国，并作短暂停留访问。丁文江则抓住这一机会与美国学术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

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之后，丁文江于1月24日参观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拜访了古生物学家威廉·希利·达尔（William Healey Dall），并请他研究三门系的化石，以确定种属；还与史密森学会的秘书、著名古生物学家查尔斯·杜利特尔·沃尔科特（Charles Doolittle Walcott）会面。之后，丁文江通过沃尔科特的介绍，前往纽约拜访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奥斯朋（Henry Fairfield Osborn）。事不凑巧，奥斯朋当时不在纽约，因此未能谋面，但之后两人开始了通信交往。在纽约自然史博物馆，丁文江可能还拜访了古生物学家马修（William Diller Matthew）。



丁文江1919年1月29日致奥斯朋信

1月29日，丁文江在纽约麦迪逊大街的曼哈顿宾馆致信奥斯朋，介绍了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概况，并谈到了筹建图书馆的必要性，信中写道：

尊敬的先生：

中国地质调查所约三年前成立，有近二十位员工和一座地质博物馆。创建伊始我们就感到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座专业图书馆。然而我们也意识到由于战争带来的运输不便是极大的障碍，因此我们决定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

战争终于结束，我们也迫不及待地向所有的的科学机构求助。美国的Smith博士与Walcott博士已经答应将尽可能齐全地给我们寄一套他们的出版物。也许我可以期待您不会拒绝给与我们您最有价值的贡献？

我们最感兴趣的领域当然是地质学，但是所有相关领域如生物学等等的论著我们都很欢迎。

因巴黎和会，我正在赴欧的旅途之上，有事请与中国北京地质调查所代理所长翁文灏联系。

先此致谢！

丁文江敬上

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



丁文江送给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奥斯朋的名片

2月7日，奥斯朋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愿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精诚合作，并安排图书馆员提供相关出版物：

1月31日当我回到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之时，非常遗憾地听说错过了您的来访。我急切地告诉您我们愿意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并且这就开始：我们将从存留的副本中给您寄去尽可能完整的全套博物馆出版物。

我个人已经请奥斯朋图书馆的馆员准备全套我本人和古脊椎生物学部同事们的出版物，以及我的论著目录。

如您要求的那样，我将这封信寄给北京的地质调查所代理所长翁文灏。

请相信我，衷心期望在您的领导下这一伟大学科取得发展，并且预见在我们的推动之下双方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的友好合作。

丁文江卓有成效的访美行程，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其中功不可没。1914年，安特生作为北洋政府的矿务顾问来到北京，来华前的1910年，因主办国际地质学大会，已建立了广泛的国际交往的人际网络，这些人脉无疑也分享给了丁文江。丁文江国际视野的扩大，中国地质事业能够得到顺利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位“客卿”的巨大帮助。筹建地质图书馆不仅是丁文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愿望，并且也出于安特生个人研究之需。几乎与丁文江同时，安特生已在1919年1月19日致信奥斯朋，请求自然史博物馆和地质调查所交换书刊，因此丁文江和安特生可以说是双管齐下，共同表达了与美国交换书刊的迫切愿望。对于来自中国的请求，奥斯朋则非常热情，多次指示下属尽一切力量给予中国地质调查所帮助。

丁文江在纽约给奥斯朋写信之后便乘船赴欧，在巴黎期间收到了奥斯朋的回复，但迟至4月22日才回信。信中解释他因去洛林地区考察铁矿，后染流感，未能及时回信，并向奥斯朋表达了感激之情，表示地质调查所正处于建立科学声誉的阶段，在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国家的人像美国人那样对中国地质学家的努力表示同情，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来自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最初鼓励。



瑞典自然史博物馆赫勒教授（1921）

丁文江从美国抵达伦敦，2月11日与徐新六在伦敦迎接初抵欧洲的梁启超一行。随后丁、徐先期回到巴黎，2月13日拜访参加巴黎和会的驻瑞典、丹麦公使颜惠庆。2月18日，梁启超一行到达巴黎，之后丁文江与他们多一起活动。梁启超赴欧考察之行，随行成员中有张君劢、蒋百里、刘崇杰、徐新六、丁文江、杨维新等人，分别擅长法律、军事、外交、财政、科学和教育。梁启超自称这个使团受总统徐世昌之派遣，但并非官方使团，主要以学习为目的，调查欧洲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梁启超观察巴黎和会情形，代表中国作舆论之宣传，期间忙于参访和应酬，主要活动是“见人”“听讲”“游览名所”和“习英文”，教习英文者则为丁文江。1919年4月11日，发表热情洋溢的题为“中国与世界和平”（China and the Peace of the World）的演讲，后印成小册子广为分发，表达中国国内一致要求归还青岛、胶州之声音。最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在5月2日致电北京，通报了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益的消息，此事极大地唤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感，也成为了引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梁启超在巴黎时受到法国各界热情之接待，并参访战地。期间许多重要活动，包括演讲，多由丁文江翻译。通过欧洲数月的接触，丁文江对梁氏产生了很深影响。丁文江曾评价梁启超“个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但他“分析能力极强，如果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必定能有不朽的著作”。梁启超晚年学术生涯向史学研究的转变中，丁文江的劝说起了很大作用。

丁文江抓紧机会与法国地理学界也建立了联系，在1919年4月5日由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汉学家高迪爱（Henri Cordier）主持的会议上，法国公共教育与艺术部历史和科学工作委员会下属地理部的秘书夏尔·德·拉·龙西埃（Charles de la Roncière）还宣读了丁文江3月29日在巴黎给他的一封法文信，信中介绍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从事的地图测绘工作。在巴黎期间，丁文江结识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主任查尔斯·肯尼思·利思（Charles Kenneth Leith）教授，之后便推荐学生到那里进修。还得便参观了洛林地区的铁矿业，并考察诺曼底、安茹（Anjou）地区的矿业和地质情况。

离开法国之后，丁文江在5月24日南下，到达西班牙的港口城市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en），几天后便到英国。6月6日，梁启超、徐新六、张君劢和杨维新一行重赴伦敦，与丁文江再次相会。梁启超在英国作了多次演讲，谈到中国的国民性等问题，演讲多由丁文江翻译。6月13日，丁文江、梁启超、张君劢、杨维新等四人一起参观了苏格兰的海军造船厂（Rosyth Dockyard），并受邀在船上午餐。7月2日，在伦敦，英国工业联盟阿尔杰农·弗斯（Algernon Firth）爵士招待梁启超午餐，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和另外两位中国人作陪。

大约到了7月4日，丁文江与梁启超一行在伦敦告别，而梁启超一行继续到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地参访。7月8日，梁启超在曼城工程师俱乐部演讲，谈到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翻译改由徐新六担当。之前两日，丁文江在伦敦致信瑞典自然史博物馆的古植物学教授赫勒（Thore Gustaf Halle），拟 于18日离开纽卡斯尔赴瑞典。赫勒曾于1916—1917年来华，收集中国古植物化石。1919年4月24日，当赫勒得知丁文江在巴黎，主动致信丁文江，欢迎他到瑞典访问。丁文江到达瑞典之后，拜访了赫勒和曾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任职的瑞典地质学家丁格兰 （Felix Reinhold Tengengren），参观了瑞典北部世界最大的铁矿城基如纳（Kiruna）。在斯德哥尔摩，丁文江与留学生周赞衡亦有往来。周赞衡原是地质研究所的学生，1918年8月在瑞典的资助下，从上海经旧金山，来到瑞典自然史博物馆，随赫勒研究古植物学。丁文江和赫勒曾约定，让周赞衡研究赫勒和安特生收集的植物化石。但令人意外的是，装载赫勒在中国收集的大量化石标本的“Peking”号轮船在回国途中沉没，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对赫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原本让周赞衡依据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梦想也化为乌有。

在瑞典期间，丁文江为签证事颇费周折，曾委托周赞衡赴丹麦使馆办理签证，因不是本人亲自办理而遭拒。7月25日，周赞衡又与丁格兰一起再次到丹麦使馆，使馆以同样理由拒绝丁文江的签证。7月28日，丁文江在拉各雷留乌斯（Axel Lagrelius）的帮助下，终于在丹麦使馆得到外交签证，当晚乘火车到哥本哈根。丁文江曾和拉各雷留乌斯会面，拉氏于当年9月15日成立了“中国委员会”，支持安特生在中国的化石采集工作。7月29日，丁文江与三位中国朋友拜访了颜惠庆，颜氏对丁文江颇有好感，评价他“见多识广”。在瑞京时，丁文江也可能拜会了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回国不久即在1919年12月2日致信斯文·赫定，感谢他赠送书籍。

7月30日下午，丁文江在哥本哈根乘坐“腓特烈八世”号轮船起程前往纽约，在美国漫游了近两个月，并再次访问华盛顿以及美国西部的矿物局。期间的活动我们虽了解不多，但最重要的是，丁文江通过美国地质调查所大卫·怀特（David White）博士的居间协调，促成了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担任首席古生物学家，并在北京大学教授古生物学，此后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古生物学家，迎来了中国古生物研究的黄金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1919年的北京也迎来了一位影响中国科学的重量级人物，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他来华后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为北京周口店古人类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开启了国际化合作的新时代。随着更多国际性学术刊物的创办，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逐渐走向国际，开启了中国科学的新纪元。

美国之行对丁文江影响很大，它改变了他过去对美国的成见，他曾这样写道：“在许多欧洲人眼光里，美国根本没有文学，没有美术，没有文化。这一半是欧洲人看了美国人钱多，不知不觉的发生了嫉妒心；一半是所谓文学、美术与文化的标准都是欧洲式的，都是主观的。我以前也很受这种影响，看不起美国人与美国的出品。直等到1919年我到美国漫游了两个多月，才知道这种成见的可笑，才了解新大陆的新和大。同时，我又知道美国是‘天府之国’，不但地大，而且物博。其他的国家没有美国的天产富源，而要过美国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丁文江的美国之行，也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关注，著名的 《科学》（Science）杂志对丁文江的访美活动就有简短报道。

9月26日，丁文江从旧金山坐船回国，10月底返回北京，结束了长达十个多月的欧美之旅。他在回国后即在矿务司司长张轶欧的催促和翁文灏的襄助下，全心投入《地质汇报》等书刊的编辑。1919年底，《地质汇报》正式创刊，在创刊号上，当时的农商部总长田文烈、次长江天铎与矿务司司长张轶欧分别写序表示祝贺。丁文江也写了中英文序，在英文序的一开头，他特意引用了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中国》一书中的一段话，以此来刺激和鼓励年轻的后辈：

（指某一名具体的）中国文人比较笨拙，在需要快速前进的时候，始终是个负担，而且这个国家特有的利益观总在他心中作祟：用自己的双脚走路是件不光彩的行为。而地质学家的工作，几乎可被视为放弃了全部的人类尊严。

这段用来激励年轻地质学子奋发向上的话，被地质研究所的学生广为传颂，至今也常被学者提起。有意思的是，在这段德文下面，丁文江还特意加了罗马剧作家泰伦提乌斯（Terence）的一句话“啊！所有的事都是变的”（Omnium rerum,heus,vicissitudo est）。毫无疑问，丁文江是想说明，现在中国的情况变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家已经诞生，李希霍芬所描述的情形，已一去不复返了！自强自立的精神，溢于言表。

同时丁文江向企业界募集专款新建图书馆，并以余款购置专门图书，为图书资料建设倾注了心血。他在欧洲期间，不仅委托赫勒广为购买地质调查所所需的古生物学书籍以及他自己所需的一些有关地质学、矿藏和矿物学的标准论著，后来还请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者多方帮忙。1921年9月，新图书馆终于在兵马司落成，成为中国最好的地质学、古生物学专业图书馆。

丁文江是20世纪中国科学界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早年学习动物学，兼习地质学，回国后又拓展到古生物学研究，致力于地质研究所的创建和人才的培养，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又创办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刊物，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对中国地质学的本土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科学机构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1919年的欧美之旅让丁文江不仅增长了见识，开拓了眼界，也建立起广泛的国际交往网络。在繁忙的巴黎和会活动之余，丁文江还不忘考察法国、瑞典、英国和美国的铁矿和购买书籍，心系国家重任，全力服务于地质调查所。从现存的此次旅行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丁文江有着极强的领导、组织乃至外交才能。丁文江与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打交道，相互切磋，谋求合作，共同发展，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一切都以逐步推进中国地质学发展为目的。1919年正值地质调查所草创之初，筚路蓝缕，百废待兴，丁文江等人正是怀揣发展中国地质学的远大梦想与执着热情，孜孜不倦努力寻求国内和国际上的学术资源和资金帮助。

回顾丁文江的1919年，可以帮助我们重建民国初期地质学发展史，体会前辈学人的艰辛，并且可为当今学术交流提供借鉴，对新时代科学发展也大有教益。今年适逢丁文江出访欧美100年，特发此文，以资纪念，聊表对中国现代科学前辈的万分敬意。

屈联西

感谢赵老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