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毛泽东的一次震怒催生了“赤脚医生”

马兵

　　尘封解密

　　“赤脚医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名词。从1965年毛泽东开始建议，到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这个称谓，近20年内，数百万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为6亿中国农民提供了最基础的医疗服务。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田野间、炕头旁……那个背着药箱的熟悉身影，如今已成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最温馨的回忆。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为解决农村医疗问题，1965年1月，党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此后半年时间内，全国城市先后组织2800多名医生下农村巡诊。

　　“但此举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就解决不了农村的医疗问题。”对“赤脚医生”做过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杨念群说，“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知道这种流动性医疗措施只有雨过地皮湿的效果。农民怎样才能拥有固定的医生？这是他的一块心病。”

　　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这组数字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震怒了：“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泽东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半医半农”的卫生员被称“赤脚医生”

　　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首先开始实施速成培训，王桂珍成为江镇公社第一批卫生员。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1953年从苏州医专毕业被分配到江镇公社卫生院，经过两年的乡村医疗实践后，1965年底开始参与培养当地“赤脚医生”。他成了王桂珍从医的第一位老师。经过短短4个月的培训后，王桂珍背起药箱，走村串户为村民们看起了病。

　　根据毛泽东的进一步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全国各县成立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村里设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卫生部同时着手组织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医学培训以充实村卫生室，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也就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黄钰祥回忆说，这是农民自行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的，只能赤脚下水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王桂珍被看做“赤脚医生”第一人。电影《春苗》中“赤脚医生”春苗的原型就是她。她的形象还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发行的粮票上。

　　《“赤脚医生”手册》发行量仅次于“毛选”

　　1969年，黄钰祥所在的江镇公社卫生院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编写一本适合南方地区使用的“赤脚医生”实用教材。半年后，《“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出版。第一版印50万册，一抢而空，后来数次加印，最后印了118万册。

　　教材给“赤脚医生”们提供了最浅显的行医入门方法。此后，南北方不同版本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不断改进、再版。不久，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立刻成为风靡全国的畅销书，“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它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务求实效，成为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

　　《“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在物质匮乏年代解决了几亿中国农民的就医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译成50多种文字，布告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背起药箱出诊，放下药箱种地

　　1975年4月3日，16岁的姜桂玲初中毕业，经全村社员推选，参加了房山县周口店公社的“赤脚医生”培训。3个月后，姜桂玲背着药箱回到了良各庄村，成为村里唯一一名“赤脚医生”。

　　一个16岁的孩子，会看病吗？“全仗着胆子大。”姜桂玲回忆说。因为胆子大，第一个病人就让她树起了在乡亲们间的威信，“那是个老太太，爱喝酒，还有高血压，一天中午，酒后上厕所，晕倒了，房山农村的厕所都是石头垒的，晕倒时，她的下巴磕在了石头上，一条4厘米长的口子血流不止。家人来喊我，我去一看吓坏了，说不敢做，光拿药是止不住的，建议她去公社卫生院，老太太说，去卫生院还不流血流死。我赶紧翻书，看这种情况如何处置，拿出缝合工具，壮着胆子赶紧干了起来，像缝衣服，也不管针脚大小，出了一头汗，但缝合后血就止住了。”

　　老太太看血止住了，逢人就说，这丫头是个干医生的料，才学了几天就能缝伤口。

　　“赤脚医生”于元堂说，“那时候，银针和草药是我们的两件宝。离我们村27里远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强的人，患了面瘫，他有个亲戚是我们村的，就住到亲戚家，我用针灸配合草药，一个疗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银针，对着书，就往自己身上扎，有些是要害穴位，这样才能找到感觉。”姜桂玲参加培训就是从往自己身上扎银针开始的。最经济的针灸技术成了学员最为追捧的医疗手段，几乎没有一个“赤脚医生”不会这种技术，也没有一个学员没在自己身上实验过。

　　除此，“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这种‘医患关系’表现为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就是说，整个诊疗过程应该是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医生用日常生活语言解释病情，病家的参与和与之互动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据更大的比重。”历史学家杨念群分析说。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那时候，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件很荣耀的事。

　　“赤脚医生”名称被停用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工分计酬”方式的瓦解，“赤脚医生”的体制也受了冲击。“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没有工分，他们必须放下药箱，拿起锄头。

　　另外，“赤脚医生”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知识青年下乡，这些有文化有见识的青年有许多成了“赤脚医生”。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知青返城现象；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又成为第一批考生，大量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的流失，加速了整个队伍解体的步伐。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赤脚医生”的历史至此也就结束了。

         来源: 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