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明：扛着历史走

登高的温石

　　【守望家园】
　　作者：陈耀辉（吉林省文联主席）
　　曹保明，一位蜚声国内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者，一位与吉林非遗、与东北非遗融为一体的民俗学家。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出版界也开始了“破冰之旅”。当时的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选择的第一本书就是曹保明的《土匪》。此书亦实亦虚，亦真亦幻，是既有动人的文学笔法，又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另类”作品。很快，曹保明的“土匪文化”火了。1994年，台湾的一家出版社推出了曹保明的历史剪影丛书《东北马贼史》。这部书不但大受普通读者的欢迎，而且成了社会学界，影视界、专业剧作家争相阅读的范本。
　　台湾那家出版社在20世纪末又一口气出版了曹保明的《东北淘金史》《东北挖参史》《东北店铺史》《东北木帮史》等系列作品。这些书除了在台湾畅销外，还在世界各地唐人街和华人居住区广泛流传。曾有一位早年迁徙到美国的老华侨给曹保明写信，说他读了曹保明的历史剪影丛书，深受感动。信中说：“曹保明先生，翻开你的书，故土乡情扑面而来，儿时记忆，清晰如昨，我仿佛看到故乡的风雪，又在门前路口吹刮开来。你的书，让我想家，更想祖国啊……”这就是非遗的力量，艺术的力量，也是曹保明工作的重要意义。
　　为了记录这些几乎失传的历史故事，蓸保明要到民间，到荒郊野外，甚至到人迹罕至的林海雪原，去寻访历史的见证人和知情者。
　　比如20世纪90年代，曹保明在寻觅东北文化时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村落。冬季，人们在积雪覆盖的冰面上凿冰捕鱼，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一连三个冬季，他都与渔夫们一起住在渔窝棚、网房子里。冰天雪地，寒风呼啸，他和渔夫们秉烛夜谈。当时那里还不通汽车，他就雇了一辆驴车，冒着严寒风雪一次又一次地到那里采访，终于完成了一部文化专著——《最后的渔猎部落》。后来此书多次再版。
　　冯骥才先生对他有一个既朴实，又到位的评价：“每逢年节，阖家团聚，我知道有一个人却在路上，他就是曹保明。东北的许多文化是被他抢救、保护下来的。”
　　有一年马上要过春节了，曹保明却背着一个行李卷儿，挎着一个黄书包，去排队买火车票，到大山里采访。因为他刚刚发现了日伪时期一个叫“三江好”的土匪，要趁着过年村里人齐，又有闲工夫，把“三江好”的故事“一网打尽”。
　　“三江好”的采访文章发表后的一天夜里，突然有一位中年军人敲开了曹保明的家门，他扑到曹保明的怀里就哭。原来他是“三江好”罗明兴的儿子，两岁时母亲就带他离开了东北，从此再无父亲的消息。直到前不久他到长春出差，看到了曹保明的文章，把它寄给民政部，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件事使曹保明很受启发。他想，像“三江好”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岂止一个？于是他开始酝酿一个计划：走进生活，记录东北，寻找被历史遗忘的人和事，让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再流失。他开始更加频繁地深入民间村屯，广泛寻觅被历史遗忘在角落里的那些人、那些事。从此，他把一切精力都用在抢救东北的历史文化上。就这样，一个个人物的口述史，变成了曹保明的一部部专著。如：《孟氏接骨》《郑发菜刀》《李连贵大饼》《董氏药膏》《赵小孩》《老韩头豆腐串》一部接一部地问世，有的还翻译到了国外。
　　其实，在曹保明全力抢救东北历史文化遗产并取得骄人成绩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没有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更没有“抢救”之说。直到1997年11月，“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才得到国际的认可，2003年10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
　　对此，有人说曹保明有先见之明，有人说曹保明是“歪打正着”。其实，曹保明之所以能够捷足先登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路，既有他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
　　从他个人来说，首先，他有专业基础，是科班出身。早在20世纪70年代，曹保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主攻方向就是民间文学。后来学校又派他到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门下进修，这为他日后发掘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之后，他又师从当代中国民俗文化大师乌丙安教授，专攻民俗文化研究。
　　其次，是他对田野人文的痴迷。曹保明能够怀着清晰的目标走进吉林的田野，走进社会，追踪鲜明的地域文化，尤其是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调整自己的研究角度，实现转型，从单纯地搜集民间故事，转向搜集讲故事的人，转向那些急需留下社会记忆的人，最终成为人们追踪并倾诉的对象，所有这些都说明曹保明的成功之路源于一种文化自觉，源于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正如冯骥才所说：“爱的极致，就是责任”。

登高的温石

冯骥才先生对他有一个既朴实，又到位的评价：“每逢年节，阖家团聚，我知道有一个人却在路上，他就是曹保明。东北的许多文化是被他抢救、保护下来的。”

　　有一年马上要过春节了，曹保明却背着一个行李卷儿，挎着一个黄书包，去排队买火车票，到大山里采访。因为他刚刚发现了日伪时期一个叫“三江好”的土匪，要趁着过年村里人齐，又有闲工夫，把“三江好”的故事“一网打尽”。

　　“三江好”的采访文章发表后的一天夜里，突然有一位中年军人敲开了曹保明的家门，他扑到曹保明的怀里就哭。原来他是“三江好”罗明兴的儿子，两岁时母亲就带他离开了东北，从此再无父亲的消息。直到前不久他到长春出差，看到了曹保明的文章，把它寄给民政部，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件事使曹保明很受启发。他想，像“三江好”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岂止一个？于是他开始酝酿一个计划：走进生活，记录东北，寻找被历史遗忘的人和事，让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再流失。他开始更加频繁地深入民间村屯，广泛寻觅被历史遗忘在角落里的那些人、那些事。从此，他把一切精力都用在抢救东北的历史文化上。就这样，一个个人物的口述史，变成了曹保明的一部部专著。如：《孟氏接骨》《郑发菜刀》《李连贵大饼》《董氏药膏》《赵小孩》《老韩头豆腐串》一部接一部地问世，有的还翻译到了国外。

　　其实，在曹保明全力抢救东北历史文化遗产并取得骄人成绩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没有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更没有“抢救”之说。直到1997年11月，“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才得到国际的认可，2003年10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

　　对此，有人说曹保明有先见之明，有人说曹保明是“歪打正着”。其实，曹保明之所以能够捷足先登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路，既有他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

　　从他个人来说，首先，他有专业基础，是科班出身。早在20世纪70年代，曹保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主攻方向就是民间文学。后来学校又派他到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门下进修，这为他日后发掘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之后，他又师从当代中国民俗文化大师乌丙安教授，专攻民俗文化研究。

　　其次，是他对田野人文的痴迷。曹保明能够怀着清晰的目标走进吉林的田野，走进社会，追踪鲜明的地域文化，尤其是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调整自己的研究角度，实现转型，从单纯地搜集民间故事，转向搜集讲故事的人，转向那些急需留下社会记忆的人，最终成为人们追踪并倾诉的对象，所有这些都说明曹保明的成功之路源于一种文化自觉，源于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正如冯骥才所说：“爱的极致，就是责任”。

　　最后是社会的原因，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鼓舞和召唤。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理想、充满勇敢探索精神的火热年代。这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曹保明，使他以火热的激情投身到对地域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挖掘和考察整理工作中。

　　在社会原因中还有一个方面不可忽视，这就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一些村落依然保存着古朴的原貌。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失去了原来的存在土壤和社会环境，就会慢慢走向消亡。同时，清末民初社会生活的见证人虽然已八九十岁，但是还有人健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要想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离不开传承人口述。

　　2001年，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选举冯骥才为主席，曹保明等为副主席。此后，曹保明作为中国民协主席团专家出席了几十次重要的国际国内论坛，迅速登上了全国专家、学者高层次平台。他曾荣获中国好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新中国60年吉林骄傲人物、全国先进文化工作者、全国学雷锋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登高的温石

　　2017年5月，中韩建交25周年文化活动在首尔举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曹保明的《土匪》《最后的渔猎部落》《最后的狼群》《世上最后一个懂鸟兽语言的人》《人参长在大树上》等韩文译本的首发式。该书的译者说：“……曹保明的著作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国内也有不少媒体在连载曹保明的这些极具可读性的地域文本。

　　曹保明不仅是一位非遗文化发掘者，同时也是一位战士。2015年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曹保明决定带领志愿者去抢救、挖掘、整理《抗战老兵口述史》。他了解到，当时吉林省只剩下271名抗战老兵了，于是立刻组织53名志愿者开始抗战老兵的追踪与调查。老人们不断故去，有的老兵接受完采访10天后便故去了，他便亲自去参加追悼会。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到来之前，一部上下两卷的《抗战老兵口述史》终于出版了，全书从271名老兵中抢出了127名老兵的述说。8月15日那天，在盛大的阅兵和授勋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接见了30名有代表性的老兵，而这些老兵中，102岁的老兵孙庭江就是曹保明亲自采访并收入《口述史》的。当曹保明在电视中看到总书记为孙庭江戴上勋章时，他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感到，这是祖国和人民对他和志愿者们艰苦付出的一种鼓励和肯定。后来，这部传递着老兵心声的口述史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作家蒋巍创作了报告文学《扛着历史走——曹保明和他的大东北家谱》。

　　本世纪初，当联合国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定制度时，曹保明被任命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长。他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几十年来，曹保明以140多部著作、3个曹保明地域文化博物馆、1个地域文化研究院证明了他的存在。那不仅仅是实物的存在，更是生命的存在，是精神的存在。今天，在吉林文化中，许多具有地域色彩的部分，都有曹保明的心血，每一个村落，每一项遗产，都印着曹保明的足迹。

　　70年，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正以踏实的脚步，与伟大的祖国一路同行，同时也把自己融进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长河中。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05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