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接管人民日报社的前前后后

亮剑一往无前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中国第一大报。从它1948年6月15日创建起，几十年来，努力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宣传报道任务，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正因为这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了对它的领导权。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报社。他们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名义，频频发表“四人帮”的反革命言论，为“文革”定调子、定任务、造舆论。陈伯达、姚文元直接掌控《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又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人民日报》老总编李庄在他《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的著作中曾谈到这一时刻。他说：“1976年10月7日晚，一个工作组来报社，迟浩田同志牵头。迟为北京军区副政委，正在唐山抗震救灾，一架飞机把他接回北京，中央派他到报社来，执行一项重大任务——收回‘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篡夺的权力。工作组副组长为《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同志，他熟悉新闻业务。这个工作组的作为，应该在《人民日报》历史上大书一笔。”

　　他们是怎样大书《人民日报》这段历史的呢？1976年，中共中央决定，把被“四人帮”篡夺的《人民日报》的大权夺回来。经过研究，调曾任《解放军报》社核心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和《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到党中央报到，去《人民日报》夺宣传舆论大权。

　　1976年10月6日晚8时零2分，开始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办公厅紧急打电话通知孙轶青，10月7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当时迟浩田正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他接到电话，通知他10月7日火速赶回北京到中南海报到，并没有告诉他是什么事。他到达北京机场，就直接乘派来的汽车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孙轶青、刘西尧和中央主管宣传口的耿飚已经在那里等待他的到来。耿飚将孙轶青、刘西尧介绍给迟浩田。这时，纪登奎走了进来，热情同大家握手。他首先对迟浩田说：“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和孙轶青同志到《人民日报》，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过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和孙轶青是最合适的人选……时间紧迫，任务很重。中央决定由耿飚同志主管宣传口，你们研究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说完他先走了。耿飚立即同迟浩田、孙轶青研究分工的事。孙轶青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耿飚同志说他去新华社，叫我和迟浩田同志去《人民日报》，刘西尧同志去《光明日报》，还叫我们拿出个方案，看怎么办好。”鉴于“四人帮”被抓起来还处于保密阶段，没向全国公开，迟浩田的意见是兵贵神速，马上进驻《人民日报》社，赶快抢这个宣传阵地。孙轶青和刘西尧完全同意。这时，耿飚又叫他们拿出一个进驻《人民日报》的办法，做个“示范”。迟浩田和孙轶青商定，首先把“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那个亲信和负责人找到中南海来谈话，把研究的三条意见公布给他，看看他的态度如何；同时，请中央给他们写封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介绍信。
　耿飚当即赞成了这个方案，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他来。”耿飚等几位同志坐在里间屋里，迟浩田和孙轶青在外屋等《人民日报》那个“负责人”。这个人既不懂办报，也不是文化人，在《人民日报》闹过很多笑话。但这个人架子不小，来了之后，往椅背上一靠，翘起二郎腿，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迟浩田问：“你是××吗？”他“嗯”了一声，仍不在意。这时，迟浩田很严肃地对他宣布：“我们受党中央委托和你谈一谈，你先看看这封信。”他满不在乎展开信纸，看着看着，脸发青，身发软，精气神全没了。据迟浩田和孙轶青回忆，信的内容大体是这样：

　　兹介绍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人民日报》宣传方向的问题，要请示他们。

　　落款是华国锋（时中共中央主席）。

　　接着，迟浩田又将他同孙轶青研究的三个问题向他宣布：

　　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从现在起不再领导《人民日报》了；

　　二、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

　　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等会儿我们坐你的车走，回去马上召开报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宣布中央决定。

　　这时，耿飚听到在外屋的“示范”，同进到屋里的迟浩田热烈握手，表扬他们“示范得好”。这天他们进驻报社先同领导小组人员见面，并叫那个“负责人”宣读中央的通知。

　　进驻《人民日报》后，迟浩田主管宣传口径上的大问题，孙轶青主管编辑和版面上的工作。孙轶青说，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到钓鱼台耿飚的办公室去，分析形势，研究动态，议论大事。他还说，为了更快更好地传播党中央的声音，把粉碎“四人帮”大好消息传给全国人民，迟浩田建议写一篇社论，并确定题目叫《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这也作为我们进驻《人民日报》第一天的献礼。由于中央还没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之于世，我们不能抢在中央前面把这个大好消息直接告诉全国人民。于是，我们抓住祝贺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事，将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融合进去。社论特别有意地指出：任何反对马列主义、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都注定要失败。这暗示指的就是“四人帮”。社论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片叫好声。敏感的人从这篇社论、这段话里看到了《人民日报》的变化。孙轶青谈到这篇佳作，脸上露出一片笑容。

　　迟浩田、孙轶青10月7日进驻报社，当天夜里睡在办公室，白天和大家一起在食堂排队用餐。余焕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头一个星期，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凭多年新闻工作经验和政治敏感，又都明白他们所负的使命，互相照面时，虽不知如何打招呼，但都不约而同地以会心微笑来表示。
　进驻报社一个星期后，报社同志建议他们该亮身份了，三人小组也认为时机成熟了。10月18日上午，在《人民日报》五楼礼堂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正式宣布中央关于派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接管《人民日报》的决定。据余焕春回忆，迟浩田登上讲台，全场鸦雀无声。当他宣读完中央决定，并发表讲话，表示他们要和报社同志团结一致，办好《人民日报》时，会场上猛地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一位老报人说，人员这么齐，秩序这么好，气氛这么热烈，真的是《人民日报》历史上开得最好的一次大会。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高潮兴起了，《人民日报》社也热气腾腾，一派生机。这时，迟浩田、孙轶青等三人小组又不失时机地集体决定：一是揭批查，二是请老同志回来，三是健全规章制度。他们又集体决定首先把胡绩伟、贺敬之、李庄等老同志请回来。中央批准了这一请示。老同志回来，报社上下，活力四射，青春焕发。迟浩田同志为此曾赋诗曰“满目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增新。”

　　一年以后，他们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民日报》。孙轶青在谈起这一时期工作时，满怀深情地怀念那里融洽和谐的同志关系，浓厚的民主空气，乐于奉献的革命精神。他说，《人民日报》没有森严的等级，没有官衔的称呼。上下之间，都是“老迟”、“老孙”相称。一起排队打饭，一起打球唱歌，一起谈心对话。他当时主管编辑和版面业务，要看大样，还分管几个部门。很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孙轶青平易近人，不论是文章修改、版面安排、标题拟定，都能和大家平等商量、平等地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尊重，取长补短。一旦作出决定，大家又协力同心，坚决执行。有的同志回忆说，他们虽然是党中央派来的“大员”，但是没有一点官架子，有关编辑业务上的大事小事都乐于同大家商量，很民主、很融洽。有的老领导说，“四人帮”派工作组来，打倒了我们，靠边站，挨批判。这次党中央派工作组来，解放了我们，把我们请回来，参加领导小组有职有权。当年曾在文艺部工作的郑荣来同志说，孙轶青是个文人，很有学问，兴趣广泛高雅，多才多艺多能，诗词书法都精熟。他分管文艺部，有一次我和刘甲同志应约去雍和宫后面的首都图书馆，结果他提前到了，我们迟到，他也没批评，还是和颜悦色地同我们打招呼。后来他到国家文物局任局长，又创办中华诗词学会，我们也有来往。孙老事业心很强，走到哪都干一番事业。当时在总编室工作的谢联辉认为，孙轶青非常厚道、谦和，又有原则性和是非观念。

　　据《人民日报》老总编李庄回忆，“在报社职工眼中，这个工作组跟以往的大不一样。着军装的也好，穿便服的也好，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晚间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吃饭到大食堂同大家一起排队……老根据地来的同志还知道我们工作组过去都是这样，年轻的同志看着实在稀罕。”孙轶青生前说，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一年，责任重大，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是他人生历史上最荣耀的一年，也是最艰辛的一年。《人民日报》的好传统、好作风，使他终身受益。那里的老报人重事业，淡名利，讲奉献，永远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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