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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 15: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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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鲁迅写过旧体诗,有绝句和律诗;也写过新诗,“五四”前夜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六首,后来到三十年代初叶又有歌谣体的新诗四首——可是这四首一向被视为他的旧体诗,还有进而论定为“古风”的。否认歌谣体诗是新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错误,其意若曰:只有无节调不押韵的才是新诗——这个观念相当顽固而且可怕。
这四首歌谣体新诗是1931年底发表的《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童谣》以及1932年初的《“言辞争执”歌》,因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讽刺色彩,只能刊登于当年的地下报刊。《好东西歌》唱道:
好东西歌
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风烟。
北人逃难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
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
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
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
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
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
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
声明误解释前嫌,
大家都是好东西,
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讽刺国民党党国要人的内讧和勾结,令人想起眼前的事实,“牙齿痛”、“上温泉”二句尤有比较明确的所指。这样骂上门去的歌谣是无从公开发表的。
这几首诗,内容具有尖锐的政治针对性,艺术上则充满了改进新诗写法的探索性。“五四”前后兴起的中国新诗数量不少,脱离群众,读者无多,影响远远不如白话文的小说和散文。大家比较熟悉而且能够记住的,还是旧体诗特别是唐诗。
新文学在诗歌领域里的革命迄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鲁迅一向认为,新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1935年9月20日致蔡斐君)曾经有若干诗人在形式上作过种种努力,很成功的不算多。读者太少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鲁迅特别强调新诗应该能唱。1934年11月11日他在答复窦隐夫的信中写道:“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新诗的改革就是要在这些地方作出努力。鲁迅继续写道:“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可以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
“实在不会做”是鲁迅的谦辞,他分明做过有节调而且押韵的新诗,《好东西歌》等四首就是例证;只可惜他不过偶一为之,没有作出持续的努力。
即使是伟人也只能做属于他的那一份事业,可以只手包打天下的只有神仙。
附:鲁迅作于五四时期的另外三首新诗
爱之神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桃 花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杨妃红:《开元天宝遗事·红汗》:“贵妃……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人与时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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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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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农,1944 年 4 月生于江苏泰州, 1966 年 6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68 年夏天开始教书,现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建安文学史》《魏晋文章新探》《文选与文心》《花间派词传》《听箫楼五记》等,又曾编过《大学语文》教材和一部散文选《扬州的风景》。此外在《文学遗产》《燕京学报》《文史知识》《书品》《鲁迅研究月刊》《散文》等处发表过论文和散文多篇。
选自《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3期“鲁迅逝世80周年纪念专辑”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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