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文学与作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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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文学与作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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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军报　|　剑钧　　2020年03月02日09:01

2020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人意识到这是一场全民动员的“抗疫”战争。“战情”之严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这场“抗疫”战争中，以诗歌、散文创作为主要形式的抗疫文学应运而生，起到了弘扬正气、鼓舞斗志、冷静思索、放眼未来的激励作用，也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灾难文学的真正价值。

一

灾难文学所展现的人文情怀，在漫长的历史中已被反复书写。数千年的文学作品积累了深厚的人类情感经验，使其产生了超越时空的共鸣。古巴比伦的《季尔加米士史诗》也许是世界现存最早的灾难文学作品之一。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也充斥着对各种毁灭性灾祸的描写。我国最古老的文献典籍《尚书·尧典》中，就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的记述。我国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的《楚辞·天问》，更是发出了“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的诘问。

一部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自然灾难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凡打开文学经典就可以看到，很大一部分作品都与灾难和苦难有关。这既是文学的自觉，也是文学的必然。灾难文学所产生的冲击力和感染力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讲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1348年发生了可怕瘟疫，昔日美丽繁华的城市，变得坟场遍地，尸骨满野，惨不忍睹。但他仍让心中有爱的年轻人彼得拉克去向心爱的人表达，以此彰显越是面临死亡，越要珍惜美好的生命理念，并造就了一种崭新的人类精神。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50年跨度中所经历的幸福的爱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透过“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的故事，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哥伦比亚历史图景。

中国作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让人们在时隔10年之后，了解到那场造成 24 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在那一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劫后余生的百万唐山人又是如何渡过灾难的？书中令人震撼的不光是场面的惨烈，还有人性的温暖、情感的重建，以及人们读后的反思。

从这层意义上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灾难不断做殊死决斗的历史。“文学”既然是“人学”，那就必然要呈现人类与灾难进行不屈抗争的艺术形象和生活场景。人类在灾难临头时所表现出的刚毅、自信、乐观、友善、团结、互助等崇高精神和美好品德是作品描写的主旋律。但文学也会披露出人性的自私、恐惧、怯懦、贪婪、邪恶等丑陋的一面，从而告诫人们只有与之进行抗争，才能最终战胜灾难。这两个层面就构成了文学经典流传不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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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在自然灾难面前，作家从来都不会缺席，这是作家群体的历史传承，即文学的人文属性赋予作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我们可以从经典作品中感受其文学的脉络，也可以从现实的灾难文学中体味到文学的崇高。改革开放以来，以“’98抗洪”“5·12汶川大地震”“2003年非典”为题材的灾难文学创作，涌现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像毕淑敏的《花冠病毒》，柳建伟的《SARS危机》，张胜友的《让汶川告诉世界》，秦岭的《透明的废墟》等都是以这类题材为创作对象。

新近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时间内，就牵动了军旅作家的心。从《解放军报》长征副刊近期刊发的抗疫诗文便可窥见一斑。这类作品以短平快的诗歌和散文为主体，且大多与描写军人有关。

弓艳的纪实文学《再战赴荆楚》以平实的语言描写了年过古稀的老军人邓传福，在大年三十，奉命陪同原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小汤山医院院长张雁灵前往刚刚封城的武汉，指导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这位当年小汤山医院的副院长，如愿接到了命令，对家人动情地说：“我和张部长这是去救命、去救急的。不管多大年纪，我还是个医生吧，还是党员、是军人吧？人家钟南山都84岁了，我才71岁，放心吧，孩子们，你们老爸都身经百战了！”在武汉的日子里，邓传福总在想问题，闭上眼睛脑海里也全是图纸，不得不靠吃安眠药才能睡上三四个小时。在作者的笔下，两位老军人年迈披甲出征，只有一个信念：“咱们这些老兵不能掉链子，只要祖国需要、军队召唤，咱们必须第一个出列，响亮地答一声‘到’！”

王昆的散文《火神山的灯火》以细腻的语言描写了驰援火神山医院的军医沈利和战友从夜晚忙到黎明的辛劳场景，那点亮火神山的灯火也正是中国军人的无私写照。当他和战友脱掉厚厚的防护服，迎着小雨，在车上摇晃的节奏中睡过去的那一刻，武汉已经开始苏醒了。我从文中的字里行间，读到了中国军人的可爱与崇高。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雷厉风行，又一次展现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雄风。他们迎难而上，舍生忘死的勇气，也为抗疫文学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商泽军的诗《母亲的情怀》写了“一位白雪淹没了头顶的母亲”对远在抗疫战场的儿子，通过手机视频叮咛，作者一句“中国的母亲，是最懂国家危难的母亲”的诗句感人至深。陈先义的诗《青春的面孔》，以素描的笔法，将一位奔赴前线的女兵写得栩栩如生，“当祖国一声令下，这些娇艳的玫瑰，都在炮火下绽放，这些美丽的腊梅，都在凛冽寒风中飘香”。还有黄亚洲的《解放军来了》、谢克强的《誓言》、张庆和的《蓝天上飘过一朵朵白云》、马克的《除夕夜，他们出征》、东来的《天使，我想牵住你的白羽》等诗歌都生动地展现出中国军人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含笑告别亲人，毅然奔赴战场的动人场景，读之有“白刃格斗，杀喊声声”的震撼。

每当中华民族在经受重大考验的历史关头，总会涌现出作家的声音，他们用作品去鼓舞人们的斗志，去弘扬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抗疫文学的声音，往往在悲壮中让人感受到一种共克时艰的力量，感受到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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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灾难文学的写作，是检验一个作家良心的试金石，其作品反映的也是一个作家良知。汪曾祺先生认为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作家自己的思想，是作家用自己的眼睛对生活的观察，自己的感受和思索，自己对人生的独特的感悟。这就需要作家要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心。想当年，人在狱中的田汉先生抄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就是他在国难当头时的悲情之作，传唱至今，并成为了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声，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每当灾难降临，作家的使命感就会驱使他们用手中的笔去“参战”。在我看来，诗歌和散文是灾难文学的“轻骑兵”，虽没有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的那种厚重，却有拔剑而出的激情。其实，这种状态是符合创作规律的。一般来讲，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是需要素材积累和创作周期的，相对也会滞后。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作者历时10年才创作出来的。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也是2003年的非典素材，酝酿沉淀了8年，直到2012年才问世。这类厚重的文学作品，由于没有了时效性，更注重的是对历史的沉思。

当前的抗疫文学创作是为配合前线抗击疫情鼓与呼，相对时效性强，鼓舞斗志，战胜疫情，便成了创作的主旋律。当然，这也不排除作家在写作中所产生的思考，以及对某些现象的反思，这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不但是灾难文学创作的主题，也是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有人将鼓劲与反思截然对立起来，这显然是片面的。但凡传世的作品，都是二者有机的结合，偏颇一方，反倒是错误的。试问一下，前线的将士正在浴血奋战，此时此刻，我们不去讴歌他们，不为他们鼓劲助威，良心又何在呢！

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就是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犹如史铁生所言：“文学是大脑对心灵的巡查、搜捕和捉拿归案”，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应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作家理应以笔为枪，贴近生活，贴近人民，感悟人生，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