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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9 08: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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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吟酒诗何以如此之多?对此,我们试从如下几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从吟酒诗与经济的关系看。恩格斯曾经指出:“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③社会意识形态是受经济制约的,其繁荣发展,跟经济高涨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诗也不例外。吟酒诗的繁荣发展,便是经济高涨的结果。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经济高涨给诗人们创造了相对舒适的生活与稳定的写作环境,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活动;第二,经济高涨也为诗人们提供了饮酒之场所、吟酒之素材。
唐代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展,杜甫就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二首》其二)唐代酿酒相当普遍,有不少像宣城纪叟那样的酿酒善手。唐朝当时的邻居大宛周围也有酿酒、藏酒、饮酒之传统。《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便有“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之记载。唐代酒店也很多,城镇自不必说,就是在山村也不少,杜牧就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的诗句。酿酒之盛、酒肆之多是经济高涨的表现,为诗人的吟咏提供了生活素材。可以说,没有酒便没有吟酒诗。
其次,从吟酒诗人自身来看。众所周知,诗是时代的产儿,是诗人心灵的回声。诗不可避免地要受诗人本身的嗜好、思想性格及生活境遇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吟酒诗的产生、发展与吟酒诗人的嗜好、思想性格及生活境遇有关。
考其吟酒诗人的嗜好,十之八九是喜欢饮酒的。曹植、陶渊明、阮籍、鲍照、王维、王之涣、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诗人,无不极爱饮酒。请看前人的部分记载:“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④,这是说曹植的性格嗜好;“心好异书,性乐酒德”⑤,这是说陶渊明的怪异心性;“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⑥,这是说李白诗酒不分家的特殊个性风格。从吟酒诗人的诗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诗人的这种嗜好。“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饮酒》序),这是陶渊明的自述;“性豪业嗜酒”(《壮游》),“生平老耽酒”(《述怀》,这是杜甫的自叙。文学源于生活。诗人如此嗜好杯中物,将饮酒之苦乐写入诗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考其吟酒诗人,尤其是卓有成就者的思想性格及其生活遭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抱负,关心民生疾苦,性情鲠直,不随波逐流,生活之路坎坷不平而又不畏权贵敢与之抗争。如陶渊明有济世的志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之五);李白有安邦的抱负:“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有治国的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然而,他们在仕途上往往是失意的,一身治国安民的抱负难以酬现。为其孤傲不驯的性格所决定,他们宁可归隐不仕,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陶渊明的“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⑦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嫉恶怀刚肠”(《壮游》),便是其性格之真实写照。
诗人们有志不能酬,有才无法施展,又不愿委身于权贵之下,矛盾之中自然想到了酒。酒具有麻醉剂作用,能减少或暂时忘却苦恼:“酒能祛百虑”(陶渊明:《九日闲居》),“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万事无过酒”(韩愈:《赠郑兵曹》)。醉酒者往往进入“忘我之境”,可得到精神上的暂时解脱。于是,诗人们便纵酒吟酒,或借酒浇愁:“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陶渊明:《游斜川》),“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或咏酒述志,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杜甫的那些反映时代风貌的吟酒诗。
再次,从吟酒诗承前启后的情况看,世界上任何一种客观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孤立、偶然的。吟酒诗的繁荣发展,也存在继承与影响的必然关系。这种师承关系,使吟酒诗高峰一起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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