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疑似官场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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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丽

　　8月28日扬子晚报报道，江苏射阳县纪委监察室的一位戴姓副主任在县人民医院跳楼身亡。经警方初步认定，死者生前患有抑郁症，自杀原因可能和抑郁症有关。

　　以这件事为基点，横向搜索我们发现：就在前一天（27日）华夏时报报道，8月25日21点40分，万全县政府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经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张家口公安部门初步给出的解释是，“该同志平时性格内向，不善与人沟通交流，对各方面的压力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容易产生思想包袱。近期其岳母去世，加上工作压力较大，表现出抑郁症状，可能是导致轻生的主要原因。”而纵向搜索的结果更加令人难过：2004年7月30日，射阳纪委的另外一名主任在戴姓副主任自杀同一地点跳楼；2009年2月8日，射阳县地税局上任仅一个月的局长吊死在自己办公室里。对这两起官员自杀，警方都鉴定死者生前患有抑郁症。

　　再加上两个多月前，官方对“撞列”的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自杀动机同样给出了“因精神抑郁所致”的解释。由此上溯，从去年2月起到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非正常死亡官员有13名，其中有6人都死在了同一个月里。抑郁症不是SARS，官员们也不是脆弱的“少年维特”，我们不由得要问一句，何以至此？

　　常识和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官员、哪怕仅仅是县长，在现实生活中可调动的资源、所掌握的权力都不是平头百姓可以企及的。这一点，以“男女文强”为代表的各类腐败案件已经提供了佐证。当然，我们也知道官场不好混，“伴君如伴虎”，可是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X长”们难道不是佼佼者吗？“岳母去世+工作压力”导致一县之长自杀，这怎么看都有点牵强。

　　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我们不想居心叵测地把“涉嫌腐败”的标签贸然贴到任何一个人身上。但同理，有关方面的有关人士们，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就认定他们都是抑郁症。干部是人才，我们的党和政府一向都爱惜人才，如果这些干部生前表现出了抑郁症的种种症状，那么组织上首先就不应该再让他们继续承担繁重的工作、面对复杂的环境和压力，而该安排他们去看病，否则无论对干部本人还是对百姓都是不负责的；如果他们没有病，只是在死后的盖棺论定中“被抑郁”了，那么这既不尊重科学也不体现人道，同样是不负责的表现。

　　无论如何，抑郁症不该成为官场流行病，更不该成为官方语境中流行的自杀理由。我们党一贯提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原则，在当前“官场抑郁症”的背景下来看，显得尤为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