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恺《苔》：在历史的漫长预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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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　李壮　　2020年04月04日08:29

妻室与子嗣：从隐喻谈起

        《苔》的故事，从四川乡绅李普福迁宅回乡开始讲起。李普福回乡的声势是浩大的，一方面大在那明摆着富甲一方的家业阵势，另一方面——或许是在市井民众眼中更直观更本质的一个方面——是大在他足足六房的妻妾身上。

        李普福娶有六房妻妾。这当然会使我们联想到《白鹿原》那个著名的开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只不过，李普福六房女人的故事终究是难以“引以为豪壮”的，它甚至还藏了些许难言之隐在里面：纵然已经有这么多妻妾，李普福仍然没有男性子嗣可以继承香火（从小说后文还可得知，回乡时的李普福已经失去了实质上的性能力），以至于回乡后第一件事，就是琢磨着再娶第七房姨太太，看看能否生个儿子出来。

        当然，李普福没有男性子嗣，这件事情对《苔》的故事来说既重要也不重要。不重要是因为，这颗看似了不得的、在经典故事套路里足够牵出千条线索万般冲突的“雷”，在楔子部分就被一位过继过来的男婴云淡风轻地拆除了引信和雷管，从此之后再没有掀起什么实质性的情节波澜。重要则是因为，一个不具有血统关系的继承人，在《苔》这样围绕旧式家族展开故事的小说中出现，显然具有鲜明的隐喻意义。对李家而言，它意味着一个强大家族在血统层面上的消亡与落幕；而放眼于整个故事我们会发现，子嗣断绝、血统改换的设置，其实同小说中那段清末历史，存在着内在的同构性——王朝没落、乱世将临、古老的封建制度即将成为历史、异质性的时代新生事物正不断涌入并掀起波澜。

        周恺所书写的，实际是历史的落幕、历史的消亡、历史的挽歌与再生，写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一点，跟《白鹿原》倒是的确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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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事：在纸页翻过之前

        透过李家由盛而衰的故事，周恺在小说中折射出清末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如长江沿线商口开埠、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废除科举、清廷预备立宪、革命党人早期暴动等。周恺在小说卷一第一章的开头，便借刘基业之口明晃晃亮出一句话来：世道要变了。  《苔》的故事，依托于这将变的世道建构起来，翻过身来，也极幽微、极生动地折射和记录了世道变化的过程。今天的读者对于这段历史的重大意义自然是了解的。清朝的这最后几十年，是封建王朝秩序由病到死的历史，是现代民族国家孕育破茧的历史，坐标体系扩大一些，则是中国最初被纳入全球化体系的历史。在中学时代的历史教科书上，它往往是一章的终了，几句话几幅插图，带过民不聊生和积重难返，并不需过多流连赘述，因为一页翻过去，便是辛亥革命，那是有关现代中国的新的一章。

        历史的逻辑，永远是向着未来、向着跨越、向着必然。时候到了，纸页翻动的一响，必将是清脆利落、势不可挡。然而文学，却往往倾心于世事变迁中更复杂暧昧的部分。《苔》这部小说，讲的是历史、却又是别样的历史：它是时代大风云、历史大轮廓下散落生长的众生表情，是风雷骤起、地覆天翻之前不可思议的平和甚至迷醉，是行船即将驶入历史三峡以先，那些看似与平日无异、实又意味深长的川江号子：“推船人本是，苦中苦，风里雨里，走码头……那纤藤盛得起，千斤重担；那篙杆盛得起，万水千山。凶险莫过牛中滩，偏要把这滩来过，使把劲哟，扯起走哟……”

        历史教科书上一页翻过之前，周恺在小说里，把这段日子细细地翻了510页。《苔》这部小说所书写的，其实是那早为世人熟知的重大历史时刻，在漫长的预感中激起的绵密、幽深、融化在民间生活缝隙里、几乎已难于辨识的气味与响动。往小处说，这是我喜爱《苔》的地方。往大处说，这其实也正是文学面对历史的时候，自身的价值与尊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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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苔众生：纸上复活的旧乐山

        文学写历史，说到底，是通过写历史中的人来实现的。周恺的这部小说当然也是如此。《苔》的腰封上印有“历史如风，众生如苔”的字眼，这八个字自然是贴切的。

        就这部小说而言，我非常喜欢“苔”的意象。苔的细密、潮湿、卑微和柔韧，都像极了历史风雨洗礼下的芸芸众生。苔的意象跟巴蜀大地也是贴合的。北方干燥，青苔不容易养起来，偶尔在厨房洗手盆之类阴湿的角落滋生出些类似的东西，也往往不是苔而是霉，看不出青苔那般绿油油具体而微的生命力和生长感，其实是惹人厌恶的。但苔在常年湿润的巴蜀地区就生长得旺盛饱满。还记得2018年，我去四川遂宁领取一个文学奖项，中途顺路去看了陈子昂当年寄住过的书院遗址。书院旁有古寺，保留了半废弃的原生状态，院里石凳上随意架着一块石碑，雾熏雨淋，字迹早已漫漶不可辨认，唯有青苔在碑面生长恣肆如微观雨林，看着令人欣喜。问旁边枯坐着的看门老人，老人门牙豁缺，吐出来的四川方言也跟着豁缺，仔细听了半天，只知道石碑是古寺脚下起出来的，其他的便听不懂了。我仔细观看那碑，碑面上有几道深而长的裂缝，兴许是容易蓄水和落脚的缘故，裂缝里面和周边的青苔，生长得分外密集且有层次感。

        今天，周恺的这部小说，又让我忆起了那道碑和碑上的裂缝。《苔》里面也有这样的裂缝，或者说，有自己清晰的、得以让如苔众生和如苔世事攀援亮相的情节结构脉络。李普福没有男性子嗣，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从农户家里要来一个。于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从襁褓里分开，一人成了李氏家族的继承人，一人留在农家，卖苦力挣生活长大。邮票大的嘉定（乐山），方寸大的白庙场，两兄弟紧紧相邻着成长起来，两条命运轨迹时而交会时而分离，种种故事、各色人等，就在这交会分离的更替间被牵扯出来。两兄弟的命运轨迹，其实就像石碑上那涵养青苔的裂缝，也搭建起小说内部的结构骨架。

        骨架是清楚的，但小说具体的展开，却不乏种种精彩的旁逸斜出。周恺曾经谈到，为了写《苔》这部小说，自己曾经研读了数量惊人的关于清末乐山的历史史料。在实际的阅读中，我也的确能够感觉到，这部小说在内部杂糅了大量民俗文化内容，甚至显示出某种地方志的意味来。吃喝嫖赌烟馆酒肆这类寻常意义上的旧时代市井生活内容自不必说，其他更偏门的内容诸如丝绸生产、长江水运等等，在小说里的呈现都是相当具体、细节丰富的。尤其是涉及袍哥文化的部分，民间社会的运行逻辑、规矩说法、甚至江湖黑话，在周恺笔下都获得了惟妙惟肖的刻画描写。这些部分，可以说是在纸上部分地复活了旧乐山的文化肌体，在充实了故事细节的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小说内在的宽度、广度及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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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写作的突围尝试：从1990到1890

        现在，离开小说本身，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作者周恺身上。《苔》这样一种取材历史背景、对焦民间生活、带有民俗和地方志色彩的小说写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版图里，并不算稀奇，当然更谈不上独创。然而，当我们意识到作者周恺是一位出生于1990年的青年作家，这部小说似乎又能从这并非独有的书写方式中，牵起一些不一样的话头。

        近些年来，年轻作家的迅速崛起，在文学界引起了许多讨论。这些讨论自然以肯定和鼓励为主要基调，但许多带有鲜明问题意识的反思乃至质疑，也同样具有价值。例如，许多人觉得，我们今天的青年作家过分依赖个人经历与个体生命体验，总体性视野的缺失，背后是思想能力的薄弱和精神格局的狭窄，这难免会制约这批作家未来写作的可能性与宽阔度。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质疑便是“同质化”：在一个秩序较为完善、规则稳定清晰的社会中，青年作家的个体间差异正在缩小，彼此类似的生活经历、文化资源、认知方式和思维惯性，某种程度上也会磨损其笔下作品的个性和独特性，以至于在习焉不察中形成了代际写作的同质化围困。

        在此意义上，周恺的《苔》似乎尝试了一条突围的可能路径。这位出生于1990年的作家，把自己抛向了一个发生在1890年的、看起来相当遥远又相当真实的故事，也把自己抛向了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话题：青年写作者如何在离开个体经验和情感体验依托的情况下，在更宽阔的水域中展开生活世界的信息整合与无中生有的故事创造？在这个层面上讲，《苔》这样的小说出自60后作家之手还是出自90后作家之手，其意义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固然包含有文学史眼光下代际成熟、生长突破的考量在内，但也同样作用于文本自身：我相信，即便我们可以把《苔》这部小说放置在历史坐标系中去讨论其影响谱系乃至具体师承（例如从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到更近切的《白鹿原》甚至《繁花》），这部作品中也一定会有这一代作者与前人不同的元素浮现，比如在日常生活细节质感面前那种纯净如本能的敏感和迷恋，比如貌似坚硬的史诗架构之下那些洋溢着主观视角温度的感伤情调，比如叙事碎片拼接互释的诗学趣味、以及拼接过程中常用以弥合裂缝的反讽戏谑元素等等。这些，无疑都为这部小说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观看角度和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