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长篇小说《他乡》：“进城叙事”的范式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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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　周鹏　　2020年04月14日08:48

        中国乡土小说自肇始至今，一直存在“在乡叙事”与“进城叙事”两个传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力量的助推下，中国开始了一场“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1）的“山乡巨变”，基于此，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现象为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丰饶的写作资源，这让原先居于“亚主流”（2）地位的“进城叙事”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渐次成长到可能取代“在乡叙事”的主流地位。

        事实上，当代乡土小说中的进城叙事一脉也是自有其原点，“就中国乡土小说自身的发展逻辑而言，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对‘农民进城’的书写不是骤然产生和突变的结果，而是始自‘五四’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之同类叙事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延伸和变异”。（3）绵亘百年的乡土小说进城叙事传统在发展历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三种渐趋固化的叙述范式，这表现在，首先，在叙事的价值观念中，进城叙事刻意强调进城群体的“城市异乡人”身份的两难困境；其次，在叙事的价值情感上，进城叙事着重放大二元对立前提下的城乡矛盾冲突；最后，进城叙事的对象聚焦于进城者群体形象的单一向度。这三种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进城叙事作品中的运用尤甚，但是叙事模式的固化也造成了进城叙事作品主题先行与文本同质化现象。

        《他乡》是作家付秀莹以三年之力继《陌上》之后推出的又一长篇力作，它无疑可以被视为在上述进城叙事型乡土小说主潮中涌现的极具代表性的创作实绩之一。文本分为上下两篇，叙述了来自芳村的女孩翟小梨，通过高考进入城市，并与来自省城的男友相识相知，满载着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期待而开始的在省城的生活故事。婚姻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幸福，当婚姻的琐碎与家庭的矛盾暴露后，她通过考研进入北京。在京期间，她与老管、郑大官人等一众人物在偶然中产生了复杂的关系，并最终凭借自己的坚韧与执着实现了与现实的和解以及身份的跃升。

        在《他乡》中，作家将书写的场域从乡土中国平行位移到城乡中国。这不仅是付秀莹文学创作领地的一次及时扩展，同时也是中国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20年后所进行的一次文学回望。作品尽管将叙述聚焦在翟小梨的个人进城与奋斗史上，但是其经历却隐喻着这一群体在中国现代化加速期的漂泊、成长以及蜕变的时代记忆。与此同时，在翟小梨的成长历程中，也投射出中国城市化变迁中的时代符码与记忆。

        从故事取材、主旨意蕴的代际递嬗谱系上来审视，《他乡》作者对芳村之子翟小梨进城经历的有针对性的摹写开掘，无疑是对于中国乡土小说进城叙事传统的接续。难能可贵的是，力图在创作上求新求变的作家，在薪传进城叙事既有创作经验的同时，又在其文本中努力做到了对这种几近固化的传统叙事范式的突围：首先付秀莹通过翟小梨进城后对于乡村与城市观念的变化，颠覆了“城市异乡者”身份认同的困局，促成了进城者从客到主的身份认同；其次，以城乡的风景画摹写设置文化隐喻，对进城叙事中城乡文明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微观且客观的置换；最后，付秀莹以翟小梨为中心，建构起人物群像图谱，并在此基础上多维度透视人性的弱点。在翟小梨的无奈与慨叹、奋斗与不屈、执着与前行中，付秀莹实现了将“他乡”熔铸为“吾乡”的精神进城史的文学书写，从而实现了进城叙事这一百年传统的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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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双重边缘人”的身份重塑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乡土小说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急遽转型中的乡土中国溢出了乡土作家们既有的‘乡土经验’模式，曾经熟悉的乡村变得陌生起来。”（4）当乡土中国的转型付诸乡土小说作家群体的创作实践，就熔铸为在乡叙事的去乡村化表现模式，进城叙事则聚焦在城市异乡者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惑上。就进城叙事而言，这种困惑最明显的表现即是对进城者群体城市异乡者身份的认知与评判，在这一叙事范式的指引下，进城者群体被塑造为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边缘人”。然而，这一范式所塑造的进城者形象，与其说是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在进行中的大规模进城农民群体时代境遇的文学化再现，毋宁说是广大作家对进城者群体生活经验匮乏之后的一种想象与臆造。在这一范式的规约下，进城群体既是乡村苦难的承受者，也是城市歧视的受害者，城市异乡者最终被塑造为“双重边缘人”，他们在走向时代“共名”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具有符码意味的指代，也造成了进城叙事中进城者形象塑造陷入模式化的窘境。因此，如何弥合进城叙事中进城者群体的“城—乡”身份认同差异，抟塑出兼具人性温度与时代高度的进城者形象，就成了进城叙事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对进城者农裔身份的原罪设定，抑或是对城市身份求之不得后的极端化行为书写，都预设了进城者群体“双重边缘人”的时代必然性。

        事实上，风起青萍，早有端倪。进城叙事中城市异乡者的“双重边缘人”身份塑造模式有着共时性的参照与历时性的传承。就共时性而言，进城叙事中的人物无疑是“在乡叙事”中面临生存困境的在乡农民群体的空间位移，如果我们回溯乡土小说中的青年形象就可以发现，以小二黑（《小二黑结婚》）——梁生宝（《创业史》）——孙少安（《平凡的世界》）——黑亮（《极花》）为代表的乡村青年的在乡境遇，恰恰对应了中国乡土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正因如此，改革阵痛期的乡村人物被植入城市后仍然背负着前者所承担的乡村之“痛”。就历时性而言，在现代文学阶段，无论是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王统照《山雨》中的朱大傻，抑或是王鲁彦《李妈》中的李妈、叶紫《杨七公公过年》中的杨七公公，进城者一直以破产者与被压迫者的形象被建构于进城叙事作品中；新时期以来，高加林（路遥《人生》）、冯家昌（李佩甫《城的灯》）、蚂蚁（肖江虹《喊魂》）、涂自强（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刘高兴（贾平凹《高兴》）、汪长尺（东西《篡改的命》）、陈元（陈仓《地下三尺》）等进城叙事作品中前赴后继的进城者，始终踟蹰在城市的边缘。尽管两个时代的背景悬殊，人物各异，但是接续百年的进城叙事中进城者群体的“双重边缘人”身份预设，却有着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呼应。

        “城市异乡者”的身份尴尬，无疑成为了付秀莹突破百年进城叙事传统的切入点。小说以“他乡”为题，显然潜隐着付秀莹的良苦用心。作为一个常见词，“他乡”无疑暗藏着翟小梨之于城市的外来者身份属性。就空间维度而言，乡村就是原乡的隐喻，城市则是他乡的化名。因此，出生于乡村蜕变于城市的翟小梨，无疑也暗含着成为“双重边缘人”的可能性。通览全篇，我们可以发现，付秀莹显然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她通过对翟小梨农裔身份的审视，以及对翟小梨和城市关系的发掘，实现了对传统进城者“双重边缘人”身份的颠覆。

        首先，对农裔身份的重新审视是突破边缘人身份的基础，付秀莹曾坦言：“我的根脉在芳村，芳村是我的精神故园，是我血脉的源头，是我的精神根据地。”（5）因此，重新审视进城者对于自身农裔身份的态度无疑是找寻进城者人性温度的起点。在过往的进城叙事中，一众作家始终将进城者的农裔身份作为造成这一群体时代悲剧的“原罪”。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涂自强把“从未松懈，却从未得到”的苦难归咎于自己的农裔出身；在《高兴》中，主人公刘哈娃将名字改为高兴，即是为了名与实的分离，从而与乡村决裂向城市迈进；在《篡改的命》中汪长尺为了让儿子摆脱乡村的血缘，竟然将儿子送给了居于城市的仇人，从而希望以斩断血缘的方式换取下一代地缘身份的转移。在众多作家的观念中，尽管乡村是“地之子”们的精神原乡，但是残留的文化土壤却导致了他们进城后文化身份的水土不服，因此，将自己所遭遇的困境归咎于农裔身份亦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一观念却会导致进城者们文化根脉的断裂，进而导致其文化人格的残缺。虽然说《他乡》作为进城叙事作品，对于乡村的书写体量远不及《陌上》，但是“‘芳村’也作为一个坚硬的背景，在遥远的乡土上默默伫立，暗中相助”。（6）具体而言，芳村的“暗中相助”直接落实为翟小梨对自己农裔身份的审视。在《他乡》中，翟小梨作为乡村之子对于乡村的观念凝结为“感恩”与“报恩”。为了帮助翟小梨上大学，贵叔将寄托着全家希望的买牛钱全部借给小梨作为学费，这无疑使翟小梨的进城之路获得了最初的物质保障；在乡村突发洪水时，邻村的大姨将翟小梨和母亲以及姥姥接到家中暂住；当翟小梨和幼通无法照顾女儿时，同样也是芳村的二姐接纳了农裔的第三代，并让孩子健康成长。因此，在翟小梨的记忆中，亲情“是跟夏夜，跟睡眠，跟母爱，跟故乡，连在一起的”，（7）而来自故乡的支持让翟小梨对于乡村满怀感恩之情。正因为对农裔身份的感恩，作为进城者代表的翟小梨才能够获得出发的原点与回归的支点。紧随其后，当其获得了能够回馈乡村的能力后，翟小梨则以“报恩”的心态反哺亲人与师友。在作品中翟小梨多次强调“性格即命运”（8）和“宿命”（9）与自己生活以及事业发展的关系，这种性格归根结底正是源自农裔家庭以及生活经历所赋予她的善良天性在其进城后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一众进城者们期冀着以“拔根”的方式实现阶层跃进时，付秀莹却反其意而行，以“扎根”的姿态为进城者预留了回归乡土的可能性。

       如果说，对农裔身份的认可与回归消弭了城市异乡者的后顾之忧，那么如何处理进城者之于城市的态度，则是弥合城市异乡者群体文化身份困境的关键，因为，进城者之于城市的态度是决定这一群体能否融入城市的前提。在论及进城者与城市的关系时，一众作家显然持有高度一致的观点：在《金谷银山》中，关仁山以“水油论”喻之，在《平原客》中，李佩甫以“主客论”喻之，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方方以“原罪论”喻之，在《上海反光》中，陈仓以“塑料论”喻之，由此观之，广大作家在潜意识中始终隐伏着对城市文明的心理防御机制。追本溯源，巴尔扎克对这一问题根源的摹写可谓切中肯綮。在《高老头》中，外省人拉斯蒂涅在历经磨难并最终埋葬高老头之后，面对着繁华的巴黎，他发出了对城市的宣言：“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10）而21世纪以来进城叙事中主人公之于城市的态度亦概莫能外。这种极端对立的心态在贾平凹的论述中更加直白，因为他“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11）相形之下，翟小梨始终是以主人翁的积极心态试图去融入城市，而非对抗，尽管初入城市后自己始终是“一个局外人。一个例外。一个异类”，（12）但在她的观念中，“一个乡下女孩所能做的，不过是试着用手里那支笔，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13）而这条路无疑就是教育所提供的机会。翟小梨正是通过代表城市文明的教育实现了融入城市的目标。通过高考，翟小梨从县城来到了S市，紧随其后通过自考成为了S市的教师。随后又通过考研留京工作并成为作家，帮助丈夫以及女儿获得了从S市跃升到北京的机会，正因为教育的帮助最终促成了翟小梨与城市始终处于一种良性关系的循环中。在家庭内部，当面对幼通父母隐含着城市优越感的刁难以及其姐姐自始至终的冷漠时，翟小梨始终保持谦忍；在进入报社后面对万副总的咄咄相逼时，翟小梨仍抱以宽容。最终，翟小梨在历经老管、郑大官人等来自于城市的精神指引与生活启示后成为了“新北京人”，付秀莹也完成了对进城者群体城市异乡者身份认同困境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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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城乡风景隐喻的文化对立

        “城市是乡土中国对‘现代’的想象来源，甚至承载着关于‘现代’的全部认知，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换，在多数国人的意识里被简化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路程。”（14）正因如此，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城乡的关系显然是对立的存在，而非和谐的统一，这种观念也被广大乡土小说作家认同并付诸文学实践。现代文学阶段的进城书写建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因此作为乡村的代表，《阿Q正传》《子夜》《山雨》《杨七公公过年》等作品中进城者的命运，最终会被城市所毁灭或者异化；在“十七年”文学阶段的进城叙事中，乡村是国家建设的主战场，城市成为了需要警惕的危险地带，因此作为另类的进城叙事范本，《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作品中，进城干部与进城战士最需练就的本领就是抵御来自城市的诱惑。20世纪90年代以降，这一阶段的进城叙事作品往往以贪多务得的姿态，意图以有限的篇幅承载尽可能多的信息量，包括《九月还乡》《奔跑的火光》《民工》《瓦城上空的麦田》等作品，往往会通过进城者的经历，钩沉出城乡二元对立所造成的就业压力、教育不公、阶层固化等诸多社会问题，但结果往往是舍本逐末。甚至于在余华的《第七天》中，已经等候投胎的亡灵还要控诉生前在城市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城市的形象不但被逐渐异化，甚至被妖魔化，进而形成了进城叙事作品的“城市恐惧症”与“苦难依赖症”。（15）

        在进城者群体控诉的过程中，进城者群体始终是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展现进城者群体的时代境遇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连篇累牍的苦难控诉之余，众多作品往往陷入模式化的窠臼：贫穷导致农民进城——诱惑导致进城者堕落或者被挤压导致犯罪——被迫走向毁灭。这种控诉式的书写模式显然陷入了一个逻辑上的悖论：既然代表现代化的城市滋生着罪恶，罪恶必将导致进城群体的堕落与毁灭，那为何进城群体的数量始终有增无减，城市化进程为何也与之同步？基于此，进城叙事重新审视城乡二元关系并将城乡矛盾以及城市形象实现客观再现，就成为了急需突破的第二个范式。

        显而易见，付秀莹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良有以也。“付秀莹好像更愿意写以小见大的小说。她的中短篇显示出这个特点，到长篇小说《陌上》，就愈加凸显了。这是一个作家的叙事习惯，也是一种小说笔法。”（16）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陌上》中，其聚焦的是华北平原上的处于有序运转中的芳村，这与当下乡土小说中所书写的处于崩溃中的乡村相比显然是一个异类。尽管这里的土地问题依然严峻，乡村传统伦理秩序问题亦多，但是付秀莹却始终坚持将这些粗粝直接的问题研磨打碎之后，发散到芳村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她始终在规避文学乡村的问题集中呈现后，可能造成的乡怨与乡愁的山洪暴发式倾泻，原因无他，在付秀莹的观念中，当下中国乡村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过渡期的必然，透过芳村有序的生活运转，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问题的解决与乡村回到正轨的必然性。故而，付秀莹剖析乡村的根本目的绝非是占领道德制高点后对于乡村“大而空”问题的凌空蹈虚，而是深入到生活的细节之处后对生活的问题进行“小而密”的穷尽其理。

        而在《他乡》的书写中，对于如何凭借翟小梨进城后的生活经历透视“城—乡”之间的矛盾对立，进而多维度地勾勒与书写，付秀莹移植或者说贯彻了《陌上》的书写方法，即化大为小、化繁为简，透过对翟小梨所见、所感的城乡风景画的书写，将城乡关系的矛盾进行微观化呈现。

        “风景画”是“进入乡土小说叙事空间的风景，它在被撷取被描绘中融入了创作主体的烙着地域文化的印痕的主观情愫”。（17）换言之，作为乡土小说审美特征之一的风景画在呈现地域特征之外，最重要的叙事价值则是风景背后所寄寓的作者的主观情愫。尽管《他乡》因远离芳村而导致了风景书写的相对缩减，但是我们在《他乡》有限的风景书写中仍窥探到了城乡的关系对立。翟小梨在被学生家长欺骗而失去工作后，伫立街头，此时，“绵绵细雨，从灰暗的天空中洒下，落在树木上，落在泥土里，萧萧飒飒，叫人不免生出无名的惆怅。街上的行人都步履匆匆，也不知道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几场秋风过后，树木几乎落尽了叶子，沉默地站立着”。（18）初看这处风景描写，似乎只是一种写实性的复现，但是当风景与此时翟小梨因欺骗而被迫辞职的处境相联系后，城市的风景必然蕴含着多重的意蕴。首先，秋风、秋雨、秋叶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用的“悲秋”意象，付秀莹用连绵的秋雨、萧瑟的秋风、飘零的秋叶等多个意象，从触觉、听觉、视觉三个维度建构起秋日城市的黄昏风景图。其次，此时的风景无疑暗喻着在城市的生存压力之下，翟小梨的茫然无措，同时传递出翟小梨无处话凄凉的心境，可谓“风表画语，景映心声”，在风景画的方寸之间透露出城市之于乡村的压力。

        紧随其后，当翟小梨与章幼通的女儿出生后，翟小梨将女儿送到芳村的二姐家中。作为一名母亲，翟小梨此时的心情显然是复杂的，但是付秀莹却出人意料地插入了夏日农家的风景图:“丝瓜架上开着黄的丝瓜花。在风里微微颤动着。西红柿也熟了，圆滚滚一个一个的，有的红了，有的红里面还透着隐隐的青。蝉声落满了院子，好像是盛大的辉煌的鸣唱，好像是金色的雨点在空中飘洒。”（19）在夏日的农家里，花朵、果实、蝉鸣、雨滴的书写，暗喻着乡村对来自城市的新生命的接纳，以及农家的和谐安宁。但付秀莹显然不是要抒发思古怀远的悠情，因为在此之前，翟小梨希望章幼通的父母能够照顾孩子，但是以城市家庭关系自居的公婆却以“不用儿女养老”为由拒绝照顾孩子。正是在遭受了冷漠的城市家庭关系的拒斥后，热忱的乡村家庭敞开了怀抱，接纳了芳村的游子。因此，乡村夏日的和煦风景无疑和代表城市文明的冷漠家庭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历经了工作的磨砺、学业的考验、家庭的纷扰后，翟小梨凭借考研进入北京，并获得了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此时的翟小梨已经获得了北京的户口、工作，并最终成为了一名作家。至此，城乡关系的天平已经发生了新的倾斜，代表着乡村文明的翟小梨已经逐渐获得了主动权，故而风景画的样貌也发生了转变。此时北师大学院南路附近的风景已经成为了翟小梨云淡风轻的回忆，在对学院路附近风景的类似长镜头似的特写中，促狭的宿舍楼记录了她曾经负担的城市赋予的孤独与苦涩；学院南路的十字路口见证了她往来校园与报社的忙碌，也见证了她在下班路上的莫名伤感；最终，来自烟酒店的一瓶北京二锅头为她带来了温暖与依靠。至此，通过翟小梨的见证，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在风景画的多维透视中得到了微观化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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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进城者”形象的去“扁平化”

        诚如本文在前两节所讨论，无论是通过对翟小梨在乡以及进城经历的全方位摹写，以突破城市边缘人的身份认同困境，抑或是以风景画摹写实现城乡文化冲突的微观化处理，无疑都隐含着付秀莹全方位多维度透视新时代进城者时代境遇与风貌的努力。但是无须否认，文学始终是人学，在文学的追求中，其终极旨归仍然是对于人的生存境遇以及精神世界的终极拷问，甚至于升华为对于自我救赎的终极趋向。然而文学也存在其时代局限性，因为文学创作者对时代的认知往往会被现实的表象所拘囿。就进城叙事而言，尽管在传统的进城叙事中，众多作家对于底层的生存压力以及精神惶惑有着深入的省察与冷峻的摹写，但是无论是方方笔下的涂自强，抑或是东西笔下的汪长尺，这一众进城者的生活经历却充满了极端化与偶然性因素，进而导致了这一群体形象的“扁平化”，因此也造成了进城叙事文本对人物刻画的单一性与片面性，故而对进城者群体形象的多维度发掘也成为了一个亟待突破的问题。

        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付秀莹的处理方式显然更加简单。具体而言，即是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翟小梨这一“中心人物”以及其所串联起的一众“卫星人物”，通过深入这一群体的生活细微之处，找寻人性的柔弱乃至幽暗之处，进而将城市异乡者形象的建构从极端化轨道复归人性正轨。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文本的“中心人物”翟小梨管窥全豹。作为来自芳村的异乡者，她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奋斗获得了作为北京人的户口、工作。从常规意义审视，此时翟小梨的丈夫章幼通无论在学历抑或工作以及社会地位上，都已经难以与之匹配。与此同时，两人也曾多次走向婚姻破裂的边缘。然而此时，翟小梨却出人意料地回归到章幼通的身边。但是我们通过付秀莹在细节处的安排，却能够感觉到翟小梨这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行为的必然性。因为章幼通尽管始终对生活没有更高追求，对工作没有积极性，对复杂的人际关系难以适应，但是其对家庭的责任感却始终存在。与此同时，女儿作为翟小梨与章幼通的媒介，显然也对翟小梨的选择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翟小梨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妻子与母亲形象，在面对生活的无奈时只能向现实妥协，人性的优柔也被呈现出来。

        与此同时，与“中心人物”相对应的则是《他乡》中由翟小梨串联起的众多“卫星人物”。作为翟小梨的公公，章大谋是一名知识分子，由其年龄推测他显然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但是他的冷漠、刻薄、自私、虚伪，在与自己儿女的相处中暴露无遗。如果单纯从章大谋的语言以及行为分析，只能将他归结为一个小市民形象，但是当我们将他的人生轨迹进行串联后，又将对其报以同情。作为一名曾经家世显赫的富家子弟，其当年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却因为特殊年代而未能如愿。当这一切打击加诸章大谋的生活后，显然并没有促成其随遇而安的性格，反而激发出其人性中各种负面因素，甚至将这种负面因素带入到其家庭关系中。相较于章大谋，来自上海的老管显然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尽管在众人面前的老管始终维持着精致、高端的良好形象，但是在夜深人静时，面对翟小梨时，他则会卸下心理的防备，哭诉自己的不易与孤独，换言之，老管所暴露的是人性的脆弱。如果说老管是成功人士，那么郑大官人则处于京城权利链的顶端，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始终兼具着正派、谦逊、干净的特质，同时家庭美满、事业有成，始终以神秘的形象出现；但是当他对翟小梨产生好感后，却始终无法正视自己内心的想法，究其原因，并非道德的自我约束，而是因为其身份的束缚，其人性中的怯懦表露无疑。尽管对翟小梨以及相关人物人性“侧面”的开掘更大程度上暴露的是这一群体的负面形象，但是相较于传统进城叙事中对于人物形象的“扁平化”处理，付秀莹的突破显然也是具有其文学价值的。

        杨庆祥在评论《他乡》时曾指出，作为“70后”作家中书写乡土的少数派，如果付秀莹的创作周期提前到20世纪80年代，其作品的影响力将会远超当下。（20）其对于付秀莹创作的评价可谓正中鹄的，绝无溢美之嫌。事实上，乡土小说的进城叙事传统已延续百年，而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爆发期，及至当下，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他乡》作为付秀莹潜心淬炼三年的力作，已经实现了这一延续百年传统的时代新变。无论是翟小梨之于传统进城者极端化形象的矫正，还是对传统进城叙事中城乡关系的对立模式的微观化处理，抑或是对于传统进城叙事中所潜隐偏执性的叙事情感的熨平，无不彰显着《他乡》之于中国乡土小说进城叙事这一百年传统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尽管对于仅有两部长篇小说付梓的付秀莹进行全面评价是不全面也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仍然对其感知时代的敏锐性、透视生活的睿智性、客观处理转型期城乡矛盾的包容性，有着难以抑制的惊喜。我们期待着这位“70后”作家中书写乡土的“少数派”，能够在《陌上》与《他乡》之后为当代中国乡土小说的书写提供更多的思路。



注释：

（1）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 年第 10 期。

（2）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第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4）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5）舒晋瑜、付秀莹：《〈陌上〉吐露乡土中国的隐秘心事》，《中华读书报》2016 年12月7日。

（6）付秀莹：《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农村书写》，《文艺报》2020年1月3日。

（7）（8）（9）付秀莹：《他乡》，第 51、46、44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本文《他乡》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10）〔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第5卷，第 285页，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11）贾平凹：《高兴》，第3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2）（13）付秀莹：《他乡》，第 53、18页。

（14）谢有顺：《有喜剧精神的悲剧——读东西的〈篡改的命〉》，《当代作家评论》2016 年第 1 期。

（15）雷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三大病症》，《文艺评论》2010年第6期。

（16）程光炜：《心思细密的小说家——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 。

（17）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第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8）（19）付秀莹：《他乡》，第67、136页。

（20）杨庆祥：《陌上相逢谁家女——由〈陌上〉兼及“乡土叙事”》，《小说评论》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