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评林黛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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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此意彼原是颦卿惯技
        林黛玉心智高绝，高级幽默，言语风格常常指东打西，所言非其所意，等闲人摸不出端倪。而宝钗、湘云，虽与黛玉同为“文化人”，但也没这高级幽默。何则？聪慧狡黠，高级幽默，既跟学养有关，更与禀赋、志趣有关。宝钗是禀性沉重，湘云是气质阔朗，黛玉的狡黠伶俐，钗、湘都不能有，而使言此意彼、兰言雅谑，成为潇湘子独家长技。第四十二回：

        黛玉又看了一回单子，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画个画儿又要这些水缸、箱子来了。想必她胡涂了，把她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探春“嗳”了一声，笑个不住，说道：“宝姐姐，你还不拧她的嘴？你问问她编排你的话。”宝钗笑道：“不用问，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拧她的脸。黛玉笑着忙央告：“好姐姐，饶了我罢！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作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我还求谁去？”众人不知话内有因，都笑道：“说的好可怜见的，连我们也软了，饶了她罢。”又宝钗原是和她玩，忽听她又拉扯上前番说她胡看杂书的话，便不好再和她厮闹，放起她来。
黛玉此话，言在此而意在彼，“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作姐姐的教导我”，阳若道眼前情状；宝钗听去，黛玉真意所在，自然是“前番说她胡看杂书”那事了。

        言此意彼，原是黛玉惯技。第八回：

        黛玉磕着瓜子儿，只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她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她费心，哪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她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她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了两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她。薛姨妈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她们记挂着你倒不好？”
黛玉此话，阳若斥责眼前，“你”是雪雁，“她”指紫鹃；实则“你”指宝玉，“她”则宝钗。薛姨妈是厚道长辈，哪懂这小儿女的心思、颦丫头的伶俐！

       再如第四十四回：

        话说众人看演《荆钗记》，宝玉和姐妹一处坐着。林黛玉因看到《男祭》这一出上，便和宝钗说道：“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子上来作什么！俗语说，‘睹物思人’，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宝钗不答。宝玉回头要热酒敬凤姐。
黛玉此处，明面上评点的是戏文中之事，实则所指，自是上一回宝玉“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凤姐生辰宴上偷跑出城祭奠金钏儿之事。这话同样只有小范围宝黛钗三人听得懂（“这宝玉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出城去作什么！”），同场的凤姐，没文化，大概率是蒙圈儿的。

        又，《荆钗记》之“荆钗”二字，与“金钏”，正不妨合观——“金”、“荆”谐音；“钗”、“钏”互训（一为头饰，一系腕上，严格说来不可互训；此从广义都是配饰而互训）。“荆钗记”：金钏祭。细思恐极。曹公下笔，可怖如斯！



        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
        所以言此意彼，是黛玉言辞的一个重要特点。参禅贵活，不然多便死在句下。这是破解黛玉“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一语的关键。

        第四十回：

        宝玉道：“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钗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曾饶了这园子闲了，天天逛，哪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以后咱们就别叫人拔去了。”说着，已到了花溆的萝港之下，觉得阴森透骨，两滩上衰草残菱，更助秋情。
黛玉这句“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历来聚讼纷纭。我这里要提出的观察是，斤斤于分掰潇湘子与玉谿生诗歌风格、审美风尚之不同，那就是陷在黛玉故布之迷阵中兜圈子了。这里的重点不是黛玉这句诗评，而是黛玉为什么说这句话。——你看，黛玉言前，宝玉宝钗说了什么话？宝玉道“这些破荷叶可恨”，宝钗笑道“哪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工夫”——宝钗此话就是亦步亦趋宝玉啊！明面儿上看着是反驳，这不没腾出工夫来吗，实际上还是捧哏，赞同宝玉叫人来拔了去这些破荷叶。

        诸君，这下Get到林妹妹的不高兴了吧？所以这里实际上没李义山一毛钱的事，就为这破荷叶可恨，你们两个竟然打得火热？那我就只有喜欢这破荷叶了喔。不宁唯是，为了凸显我喜欢破荷叶，还要加持一把反衬法，你看我多不喜欢李义山的诗，那么不爱李义山的诗，就为了有这么些破荷叶，我就喜欢了这句：“留得残荷听雨声。”

        读者诸君若说我过度解读，想多了，好，咱们继续上推理证据。你要知道，李商隐这句诗原句是啥？可不是“留得残荷听雨声”，而是“留得枯荷听雨声”！黛玉为了迁就这些“破”荷叶，不惜窜改原句，改“枯”为“残”！颦丫头，你可算是用了心了！然则一念之间，计出如此，心智何其高绝！所以，由李诗原句之“枯”，到黛玉口出之“残”，一字之“改”，内蕴深意，而绝非一字之“误”！

        就这里也可见宝钗之大度难得。换作是黛玉，必是鼻子眼儿里冷笑一声：“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句诗也不知道？这叫作‘留得枯荷听雨声’，不是‘留得残荷听雨声’！”这正是第四十二回潇湘子雅谑补余香，黛玉对宝钗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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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到底喜欢义山诗否
        所以要科学考定黛玉到底喜欢李义山诗与否，第四十回“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这句显然不能作为直接判定依据（警惕“看正面”）。然则如何入手？

        黛玉自作诗，《葬花吟》《秋窗风雨夕》《桃花行》《题帕三绝》等，莫不真情凄伤，悲哀感恻，令人观之泪下，有不能自已者。其海棠诗、菊花诗、柳絮词等诗社吟咏，虽较之私下自作如《葬花吟》等，情感已为收敛，但缠绵悲凄、伤感作悲、孤高自怜、风流别致之风格，仍其旧贯，并无别样。再看黛玉的诗论和欣赏之诗人。第四十八回：

        黛玉道：“……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黛玉道：“……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

        以黛玉之自作风格、黛玉之诗论、黛玉推重之诗人而作“三维定位”，吾人可知，黛玉欣赏喜爱之诗风，简言之可为“清真”二字。清，即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即坦然真率，直吐胸臆。

        黛玉推重王维之五律、杜甫之七律、李白之七绝，可见黛玉（曹公）论诗，与文学史主流观点一致。王右丞五律、杜工部七律、李翰林七绝，确为各自诗歌体裁之顶峰楷式。各拈后世评价一例。1.王维五律：姚鼐《今体诗钞》：“盛唐人诗，固无体不妙，而尤以五言律为最。此体中，又当以王（维）、孟（浩然）为最……”2.杜甫七律：钱锺书《谈艺录》：“（杜）少陵七律兼备众妙，衍其一绪，胥足名家。譬如中衢之尊，过者斟酌，多少不同，而各如所愿。”3.李白七绝：卢世漼《紫房余论》：“天生（李）太白、（王）少伯以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

        不特此也。王摩诘五律、李太白七绝，皆有“清真”之风，不事雕琢，不尚藻绘。而“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诗风也是清新而真率。如“庾（信）、鲍（照）”：可移用杜甫赞李白诗以评：“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如“谢（灵运）、阮（籍）”：谢灵运山水诗真切自然，如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阮籍《咏怀诗》之“悲愤哀怨”，无疑亦为《葬花吟》作者心有戚戚。如陶渊明、应玚：陶渊明为文学史上与前之屈原、后之李杜齐名的大诗人，其诗朴素真率，真淳深厚，似枯实腴，读者涵泳咀嚼，其味久之弥醇；应玚诗今存不多，如“朝云不归，夕结成阴。离群犹宿，永思长吟。有鸟孤栖，哀鸣北林。嗟我怀矣，感物伤心”、“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晨夜赴沧海，海流亦何抽。远适万里道，归来未有由。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亦直抒胸臆，感慨悲哀。

        以上诗人，渊源传承。1.杜甫赞李白不云乎：“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此为李白渊源自庾信、鲍照。2.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陶谢并举。又杜甫《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则推举陶谢之诗，清洁高净，不同俗流，与“风骚”之高格雅韵，可共“推激”。又王国维《人间词话》：“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已。’”3.而王维则既受陶渊明影响，也受谢灵运熏染。1）清人沈德潜《说诗啐语》论学陶：“唐人祖述（陶潜）者，王右丞有其清腴。”2）王维山水诗发扬大谢，青出于蓝，清人黄培芳评摩诘“撷康乐之英”。

        黛玉自所吟咏，就诗词内容和基调而言，如应玚、阮籍，哀怨悲愤，发抒真率；就诗词风格而言，亦如陶渊明、谢灵运、庾信、鲍照、王维、李白，同样崇“清”尚“真”，不事雕琢，不尚藻绘。黛玉诗论云：“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立意要紧”、“意趣真了”，便是“真”；“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便是“清”。可见，考察黛玉自作之风格、黛玉之诗论、黛玉推重之诗人，三者颇为一致，正可见黛玉性情真淳，言行如一，她所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单拎出来看，亦具有很大可信性。

        第四十九回宝钗笑湘云、香菱作诗的劲头大，有句“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云云。按此句原出明高棅《唐诗品汇》：“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可见“隐僻”为后世于义山诗之一观感，此一观感兹先不论是否符合实情，要之必为世人广泛认同，以至大观园中吟朋如博学多识之蘅芜君，脱口而出便引此句。义山部分诗作确乎辞旨难于索解，不无“隐僻”之嫌。又义山诗向以精工富丽、华藻艳绘著称，学玉谿诗之末流，便为北宋杨、刘之“西昆体”。黛玉既崇尚“清真”之诗风，当然不满“隐僻”（与真率反）、“绮艳”（与清新反），如王蒙《双飞翼•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曰：“《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喜欢王维、喜欢李白、喜欢杜甫、喜欢陶渊明、庾、鲍、阮等前朝诗人，不喜欢相对比较雕琢的李义山……”



        但李商隐作为晚唐最杰出的诗人，作为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上最富个性、最具创造力的少数天才巨子之一，部分诗作过于“隐僻”、过于“藻绘”，只能说是他创作上的璧中之瑕，而他创作的主流成就，是与“隐僻”一体两面的“朦胧多义”、“迷离惝恍”、“含蓄隐约”、“旨意繁复”……而这一主流特点，恰是玉谿诗达到的极高的艺术成就，远非黛玉所及。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九八则：

        第四十回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按黛玉诗识如此，宜自运之纤薄无韵味也。

        按钱锺书先生显然甚为推许李义山诗，不以黛玉“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之“诗识”为然。元遗山《论诗绝句》呵诋元微之诗识：“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杜诗首先最应推重者，在“感情与功力之博大深厚足以集大成”（叶嘉莹语），而非元稹所誉“铺排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揆诸遗山诗论，则黛玉可谓“不识义山连城璧”矣！今之网络流行语可戏谑言之：“庄生晓梦”一联、“沧海月明”两句、《无题》爱情诗数首，不香吗？

        钱先生故批评黛玉“自运”，亦“纤薄无韵味”。义山诗之独家长处，正在黛玉诗“短处”之“反面”，在含蓄幽隐，旨义多重，其味钻之弥深，酌之愈出（按《唐音癸签》卷八载宋人杨亿谓义山诗：“包蕴密致，味酌之而愈出。”），非如他人诗一遍嚼过便无深味余味矣。元遗山叹曰“独恨无人作郑笺”、王渔洋叹曰“一篇锦瑟解人难”，义山那些千百年来不断吸引人探寻其味的《无题》、《锦瑟》佳绝之作，黛玉是一篇也没有啊！虽陆放翁《读近人诗》论诗有句“琢雕自是文章病”，义山诗有少数亦确是伤于雕琢，但其主流艺术成就是成功的，而且可说是异常成功的。诚如钱锺书先生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二句（钱锺书《冯注玉谿生诗集诠评》未刊稿。转引自周振甫《诗词例话》）：“此一联言诗成之风格或境界，如司空图所形容之诗品。《博物志》卷九《艺文类聚》卷八四引《搜神记》载鲛人能泣珠，今不曰‘珠是泪’，而曰‘珠有泪’，以见虽化珠圆，仍含泪热，已成珍玩，尚带酸辛，具宝质而不失人气；‘暖玉生烟’，此物此志，言不同常玉之坚冷。盖喻己诗虽琢炼精莹，而真情流露，生气蓬勃，异乎雕绘夺情、工巧伤气之作。若后世所谓‘昆体’，非不珠光玉色，而泪枯烟灭矣！珠泪玉烟亦正以‘形象’体示抽象之诗品也。”

        揆诸此论，可知黛玉于义山诗高妙超卓之至美诗境，尚有间未达。今按黛玉《桃花行》《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等《潇湘诗稿》中最杰出之篇什，虽缠绵悲凄，读之伤情，然亦确乎缺乏深厚韵味、含蓄余味，不无一览无余、纤薄直泻之嫌之弊。然则黛玉断然喝住香菱“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而曰“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批放翁“浅近”，却焉知黄雀在后，亦为后人批“纤薄”矣！这岂不正是钱锺书《宋诗选注》设此座待君久矣：“批评家一动手创作，人家就要把他的拳头塞他的嘴——毋宁说，使他的嘴咬他的手。”但钱先生诗学渊深，《谈艺录》臧否古今诗人，嬉笑评弹，肆无忌惮，而其自作，《槐聚诗存》，亦不免为人酷评苛批，“学者谈艺固尝睥睨一世，以为举世莫己若也；及其操刀自为，则枯槁干涩，弗逮前人远甚。”岂真所谓“善鉴不写、识法者惧”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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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提出一个令读者——甚至黛玉本人——也许甚为跌眼镜之建议：欲“疗救”黛玉诗“纤薄无韵味”之弊，正需援潇湘馆主人“最不喜欢”之义山诗为药石也。知赏异量之美，可药己之偏弊。如黄庭坚鲜明艺术风格之“山谷体”，奇拗峭拔、生新瘦硬，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誉之曰：“入思深，造句奇，笔势健，足以药熟滑。”山谷诗之奇峭拗硬，足以药轻易熟滑（陆放翁？）；义山诗之深隐含蓄，或可药纤薄直露（黛玉）？

        今之俗语有所谓“缺啥惦记啥”，亦即西方文论中所谓“嗜好矛盾律”。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对一个和自己的风格绝然不同或相反的作家，爱好而不漠视，仰企而不扬弃，象苏轼对司空图的倾倒，文学史上不乏这类特殊的事。例如白居易向往李商隐（参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六引《蔡宽夫诗话》），陆游向往梅尧臣，或哥德向往斯宾诺沙，波德莱尔向往雨果、巴尔扎克。……叶芝也亲切地描述了对‘相反的自我’的追求；美学家还特地制定一条规律，叫什么‘嗜好矛盾律’。”按“白居易向往李商隐”：《蔡宽夫诗话》：“白乐天晚极喜李义山诗文，尝谓我死得为尔子足矣。义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白居易临终前，遗命其子，托李商隐为己撰写墓志铭；李商隐不负所命，为自己这位“前辈粉丝”撰《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又按“陆游向往梅尧臣”：钱锺书《谈艺录•三二•剑南与宛陵》：“放翁自作诗，正不免轻滑之病，而其言（按指放翁论诗之语‘弹丸之说方误人’）如是；其于古今诗家，仿作称道最多者，偏为古质之梅宛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谓：‘圣俞诗、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毁訾，惟陆务观重之。此可为知者道也。’”又按不仅陆游重梅尧臣，苏轼重司空图、陶渊明，且苏轼亦重梅尧臣。《谈艺录•三二•剑南与宛陵》复云：“其（放翁）于宛陵之步趋塐画，无微不至，庶几知异量之美者矣。抑自病其诗之流易工秀，而欲取宛陵之深心淡貌为对症之药耶。全谢山《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六《春凫集序》言东坡作诗为李杜别子，而论诗乃致不满于李杜，言行一若不符。按《渭南文集》卷十五《梅圣俞别集序》曰：‘苏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韵和陶渊明及先生二家诗而已。’东坡和陶，世所熟知，东坡竺好宛陵，则未之他闻。然二家冲和质淡，与东坡诗格不侔，斯亦放翁前事之师，而谢山之说又得傍证矣。”——揆诸钱先生之所论，则诗家中“轻滑”、“流易工秀”之陆务观，而称道“古质”、“深心淡貌”之梅宛陵，清雄旷放之苏子瞻，而竺好冲和质淡之陶渊明、梅圣俞，浅易之白乐天，而喜爱“隐僻”之李义山；则吾人或可悟——“纤薄”之林黛玉，或可试试喜爱“深隐”之李商隐。



        黛玉喜爱上李义山，深深喜爱上李义山，其实比白香山更有可能。何则？林黛玉与白居易、李商隐，互有交集也；白居易与李商隐，无一交集也。就诗风之浅易而论，白居易、林黛玉类似，李商隐不与焉；就诗人之真情、深情、痴情、伤情而论，则李商隐、林黛玉庶几同调，而白居易不与焉。

        李义山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深情诗人。人常说风流才子多春思，义山为中国文学史上两千年来罕有的才子（当然提到千年罕有，有的朋友自然会首先提到屈子太白东坡曹公等天才横绝、肯定入选“两千年来中国十大文学家”之列者，或许会说义山之才至多唐代少见；但就我愚见，就文学的独创性与深度美而言，义山可媲美中国文学史上任何大才而无愧色），却并非风流于女色之人。他同时友朋杜牧之、温飞卿，皆是多浑虫灯姑娘儿谓宝玉所谓“风月场中惯做工夫的”，他同时前辈文豪白乐天，于女色亦到老不懈；且此等风流辈皆是视女人等同女色，只爱她们“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不曾以心灵知己等而视之。义山则与之迥不相侔。



        细审义山行年，摩其风怀之作，吾知义山纯情不艳情，多情不滥情，深情不浅情。真悼红轩主曹公雪芹、绛云轩主贾公宝玉（甚还可言“潇湘馆主林姝黛玉”）之前代同调、异代相知也。下分别言之。

        义山纯情不艳情：义山风怀诗虽多用富于暗示色彩之华艳词藻，然却并非俗艳逗引之下流，或为渲染气氛暗透意绪以传神出主人公细腻幽微之心理体验，或为本事难言不得不以恍惚迷离之辞出之而惟“此中有意两心知”，均臻不即不离、若可言若不可言之极高美学境界。诚如邓中龙《李商隐诗译注•李商隐其人其诗》所论：“他（义山）的许多爱情诗，都有一个至美至纯的意境，用情宛转，绝无半点轻佻，亦绝不流于半点庸俗。他带给读者的是一种至纯至美的感受。”

        义山多情不滥情：义山对生命中先后遇到的每一个女子都付出至深真情，当其寂灭之后，方接受一段新感情。这正如《红楼梦》所写宝玉“茜纱窗真情揆痴理”，曹公托为芳官，转述了藕官此番言论：“菂官一死，她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她一般的温柔体贴，也曾问她得新弃旧的。她说：‘这又有个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如此一来，宝玉之对山中高士（“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怀世外仙姝（“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便预先埋伏下了“理论依据”。宝玉之黛死钗嫁，义山之华阳已去、小蝶斯来，正可参观。义山中岁丧偶，伉俪情深无限而遂人神永绝，于婚爱之事已然绝望，至东川节度柳仲郢幕中为僚，幕主怜其新鳏，挑了一名色艺双绝的歌伎（此女名张懿仙）给他作侍妾，义山辞而不受（此文曰《上河东公启》），以不能忘怀亡妻故也。可叹用情之至深。其辞略云：“某悼伤以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方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携。……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宁复河里飞星，云间堕月，窥西家之宋玉，恨东舍之王昌。诚出恩私，非所宜称。”——张懿仙虽“本自无双”，怎奈我曾经沧海难乎为水，除却巫山不再是云，取次花丛懒于回顾，半缘修道半是缘君（按义山《樊南乙集序》云：“三年已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按“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一语，不啻自表清白，可与义山诗《梓州罢吟寄同舍》“楚雨含情皆有托”句，参互合观。高阳先生为笔者最为推崇之历史小说巨擘之一（另一为二月河），乃小说《凤尾香罗》竟然恶趣味，毫不顾及研究界基本考据前提，凭空虚构了李义山跟小姨子的暧昧私情，实属可恶！

        义山深情不浅情：清初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此论义山源出于屈宋，乃是着眼于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商隐感时伤事，颇得风人之旨”，即义山“自供词”所谓“楚雨含情皆有托”；义山诚然源出屈子，但，根本的，最要者，却非所谓香草美人，而是情深一往，不能自遣。这才是关键。缪钺《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老吏判狱，目力深透：“李义山盖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方诸囊哲，极似屈原。……李义山一往情深而又复灵心善感……”然屈子情深一往者，惟在楚国楚王；义山情深一往者，则国而外，亦有家，家人，至爱之妻。“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此是何等至死不渝、毕生以之海洋情深！诚如钱谦益《李义山诗集序》评云：“‘春蚕到死’、‘蜡炬成灰’，深情罕比，可以涸爱河而干欲火。”亦如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卷四论云：“（春蚕、蜡炬二句）镂心刻骨之言。言我其如春蚕耶，一日未死，一日之丝不能断也；我其如蜡烛耶，一刻未灰，一刻之泪不能制也。呜呼！言情至此，真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玉台》、《香奁》其犹粪土哉！”而黛玉之爱宝玉，如绛珠所言，“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此即脂评（戚序本第三回回末总评）所谓“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这可不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宝黛好事将近，未及成礼，宝玉出外，久之未归，谣传横死，黛玉闻之，泣尽以血，竟而夭亡，“绛珠之泪，至死不干”，哀哉壮哉！义山《无题》诗云：“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遥揣潇湘馆中，绛珠相思神瑛，已知相思了无益，未妨情深一命丧！悲哉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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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公雪芹诗云：“千古情人独我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末诗云：“更有情痴抱恨长。”方诸后世之“情痴”雪芹、宝玉、黛玉，义山实不遑多让。盖情痴之生成，有一前提，即是以平等之心视对方女子，对方是有性格有灵魂有思想之心灵知己，而非以色事人之玩偶玩物。吴调公《李商隐研究》认为，义山与王氏夫人，正思想一致、心灵互通之知己：“首先，他和妻子在思想作风上有其一致的地方。王氏虽说出身于权势之家，但她和李商隐结婚以后，就随着丈夫离开王家，回到关中一带，过了好几年的‘纻衣缟带’、‘荆钗布裙’（《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的‘吕范久贫’的生活。王茂元死的时候，李商隐夫妇都不在身边。因此，李商隐自许的‘不忮不求’的耿介作风不仅是李商隐本人的自白，也应该是包括着他对妻子的评价。其次，诗人对妻子能给自己不幸的遭遇以深情的安慰，大有生平知己之感。李商隐婚后应试落选，王氏为之不平，曾捎信给他慰勉。‘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无题》）就是指这件事。再次，他悼亡的哀痛和对翻云覆雨的党争的痛恨是难以分解的。尽管他从来没有利用过王茂元的势力攫取权位，做过坏事，然而事实上就是因他和王家通婚而被卷进了党争的旋涡。因此他一想到妻子的亡故，便不由联想到他和妻子两人都成为牛、李党争的无辜的牺牲品。也正因为他们的爱情中包含了这样的政治内容而加深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和王氏的爱情是愈来愈真挚的。”《红楼梦》有句云“情既相逢必主淫”，没有推倒冲动的情爱不是情爱；但只有推倒欲望的情爱也不是情爱，只是情欲。义山与其同时之文人相较，如白乐天、杜牧之，孰为重情轻欲，孰为重欲轻情，一目可辨。只有具有共同思想基础和心灵契合的爱情，才是“愈来愈真挚的”；徒知流连美色，则美色易衰，色既衰则欲驰，更何谈爱驰，更无论至情深爱，痴情痴爱。与义山夫妻之既是郎才女貌、又为思想知己相类，《红楼梦》中宝、黛二人相爱，亦不仅出于郎才女貌，也不仅因为两小无猜日久生情，更是因为性情相投和思想相近——性情相投则共有惜花悼红之痴气真情、思想相近则黛玉更能尊重宝玉的精神自由，“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类似今日所谓灵魂伴侣(soul mate)。唯有灵魂深处的契合共鸣，爱情才能“愈来愈真挚”。宝玉、黛玉如是，义山、小蝶亦复如是。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真情、深情、“情痴”、“痴情”而外，黛玉（雪芹），还有一处与义山共通——感伤。李商隐研究大家刘学锴《李商隐在晚唐前期诗坛上的地位》：“李商隐在晚唐前期诗坛上之所以居于最突出的地位，原因在于：第一，他全面地继承了宋玉、庾信、杜甫、李贺等人的传统，而集感伤主义传统之大成，成为晚唐诗歌‘伤春’、‘伤别’特征最突出的代表，建立了感伤诗的最高范式。……”（更为详细之论析，参刘学锴论文《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而《红楼梦》中闺阁诗人，最具此感伤主义传统者，厥为黛玉。黛玉诗中，最多“血”、“泪”、“魂”等字眼，其《葬花吟》一诗，更是悼红轩主人曹雪芹伤悼“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撰著此书“惜花悼红”这一主题的明诏大号、血泪吟唱。

        所以，《红楼梦》书中颦卿那句“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表面上看，这是黛玉的心声，李义山诗乍一看那些较为明显的“隐僻”，颇为崇尚“清真”的黛玉所不喜。但是，黛玉忽略了，李义山诗藏在乍一看的“隐僻”内里的，是真情一片、深情无限、痴情几多、伤情无已，是浓重而无可排遣的感伤情绪，而与李义山这最深处的底色款洽印合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黛玉自己。前引钱锺书先生评义山诗不云乎，“虽化珠圆，仍含泪热，已成珍玩，尚带酸辛，具宝质而不失人气”，“不同常玉之坚冷”，“虽琢炼精莹，而真情流露，生气蓬勃，异乎雕绘夺情、工巧伤气之作”——“真情流露，生气蓬勃”、“酸辛”、“泪热”，这不是说的《葬花吟》《秋窗风雨夕》《桃花行》？黛玉诗与义山诗在本质底色上，殊无二致；特琢炼精莹不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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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深里挖，我们再注意，黛玉教香菱作诗时，推举前辈诗人，王维、杜甫、李白、陶渊明、应玚、谢灵运、阮籍、庾信、鲍照等人，这其中好像有个人不无“乱入”之嫌——那就是曹公“梦阮”之阮籍。阮籍《咏怀诗》悲愤哀怨，隐晦曲折，“文多隐蔽，百代以下，难以情测。”（李善《文选注》）如《晋书》本传所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当魏晋易代高压之下，直言放言，招灾贾祸，是以其咏怀诗虽抒悲愤哀怨，却又不能不欲露故藏，欲言又止。李义山诗之“隐僻”，实亦与阮嗣宗之隐晦，出于类似之难言之隐：盖义山不幸而卷入牛李党争之旋涡，不见容于令狐绹，连累得终生沉沦下僚，辗转记室，一生襟抱未曾开，虚负凌云万丈才！义山被牛党怀恨丑诋“放利偷合”（《旧唐书•李商隐传》）、“诡薄无行”（《新唐书•李商隐传》）——实则义山是一风骨凛然、正直敢言之文士，如：

        1.晚唐重大政治事件“甘露之变”后，当时诗坛可谓万马齐喑，集体噤口，前辈诗人如白居易、刘禹锡，退出政坛纷争，纷纷明哲保身，而唯独李商隐接连写下《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故番禺侯以赃罪致不辜事觉母者他日过其门》等政治诗，作仗马之鸣；

        2.白敏中、令狐绹等以卑劣狠毒手段倾轧贤相李德裕，令其贬谪穷边，士穷见节义，时穷见风骨，李商隐却不顾可能给自己惹来麻烦，挺身谠论，接连写下《旧将军》《李卫公》《漫成五章》（之四之五）等诗，对李卫公的政绩和贡献加以肯定和赞颂，对“万古之良相”的投闲置散和贬逐穷荒报以深切同情；

        3.与义山同为正直文士的政治家刘蕡，耿介嫉恶，力主诛除宦官，终因宦官诬害，贬死异乡。噩耗传来，正人之丧，宦祸之烈，交相激荡，义山愤痛难扼，一连写下四首哭吊“平生风义兼师友”的刘蕡的诗，“但这次刘蕡客死异乡，除了商隐的系列哭吊诗外，在当时的政坛与诗坛上竟寂无反响，大中士风的颓衰与诗坛的冷落于此可见一斑。反过来也越显出商隐哭蕡诗的可贵。”（刘学锴《李商隐传论》第十二章）

        ——但唐世言论之自由尺度，虽较之后世如宋有“乌台诗案”、清有层见迭出文字狱，远为宽松，但毕竟不许毫无忌讳，直言无隐，故如刘学锴《李商隐传论》第十二章所论：“这类同情乃至赞颂李德裕的诗除《李卫公》一首直书其姓氏爵位外，其他各首都写得比较隐晦，这自然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是故义山处牛李两党争斗之险恶旋涡中，动辄得咎，夹缝求存，抑郁难舒，然又风节难屈，忧国难忘，故一腔忧愁悲愤，寄托于诗中，往往曲折深隐，晦暗不彰。予岂好晦暗深隐哉？予不得已也！即义山自谓之“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樊南文集》卷四《谢河东公和诗启》）。所以黛玉遮莫“谬托知己”，阮嗣宗是你“最不喜欢”的李义山同调，而非颦卿之气类也！

       然而慢来。谁说黛玉诗中没有“难言之隐”？《葬花吟》里有两句啥来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浅识粗心之读者多以此二句为黛玉无病呻吟、故作苦词，至不济也是为文造情、张大其辞。实则黛玉寄居贾府虽若衣食无忧，为老祖宗贾母心尖尖肉，但府内木石、金玉两党之暗中角力，外祖母、二舅母看似云淡风轻之神仙打架，其风扇所及，颖悟异常而又敏感至极的黛玉，能无察知感受乎？但此事此感，碍难直言，此所以黛玉诗中一片抑郁忧愁悲伤哀怨，但她平日里却最是个伶俐鬼儿，爱开玩笑爱打趣人，是大观园里的段子手担当——看似人格“分裂”的“双面人”，活泼机趣聪慧雅谑，是她传衍自性好诙谐的外祖母血脉里的固有基因；而心中一直难以释怀者，是确实是很凶险的处境，而且是还一字一词都不能明白吐露的很凶险的处境。呜呼！悲哉伤哉，可怜颦儿！然则黛玉若深赏阮籍之诗，焉得不深宵中夜，抱膝伤泣，而侵其“昏晓”之“诗魔”，几何不为诗神李义山！

        而任圣浩《从“留得残荷听雨声”论林黛玉的诗心》（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21日）一文乃论云：“黛玉立守‘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志向，丝毫不曾同违心的恶俗势力妥协，这一层是黛玉精神层面最为坚实的底色。而李商隐一生都掣肘于‘牛李党争’之中，纵然身不由己，却难以明志，立场的摇摆让他在文人气节上略有逊色。”——可谓既不知黛玉，亦不知义山矣！如上段文所论析，义山风骨凛烈，实为一正直敢言之文士，牛党诬蔑之辞“放利偷合”、“诡薄无行”岂可信耶？任氏论其“在文人气节上略有逊色”，考史论人，有间未达。而黛玉所谓“立守‘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志向，丝毫不曾同违心的恶俗势力妥协”云云，亦无根之论，恐是延续那个众所周知的年代特有气候下强行拔高黛玉的“反封建性”的惯性思路。任氏“恶俗势力”云云，恐是指高续中联合实施掉包计的贾母、凤姐、王夫人、薛姨妈一干人，这当然不是曹公的《红楼梦》；故而，更谈不上黛玉“丝毫不曾同违心的恶俗势力妥协”了。

        所以，有的研究者又提出了另一种思路，那就是黛玉“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一语，除去打机锋“怼二宝”的考量因素外，单拎出来看，也是不可信的。如张俊、沈治钧《新批校注红楼梦》于“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句后便批云：“此当系反语，义山诗深情绵邈，精致婉丽，正合黛玉口味。”黛玉内心深处，本就不存在“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她之所以在姊妹们跟前“避开”李义山、教香菱诗之时提了一长串诗人而也不提义山，是故意的，而这故意，恰恰就泄露了她内心深处的某种隐秘——对义山的某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和态度：爱之亦复恨之。爱之，是爱和自己竟然那么相似的他；恨之，则是很不满意和自己这么相似的他——因为很不满意这样的自己。欧丽娟《大观红楼》第三卷第四章《林黛玉论》从心理学角度解析，不为无见：“在风格、意象、心灵向度等各方面，黛玉又确实是李商隐的知音同调，从心理学而言，黛玉最不喜欢李商隐的这个现象，反映了分析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所提出的‘心理投射’理论……黛玉对一个与她没有直接互动经验和现实利害关系的唐代诗人，竟以强烈的情绪和言语表达出‘最不喜欢’的态度，便应该是投射心理所致，恰恰反映出她其实拥有李商隐式的性格倾向，也极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刘勇刚《林黛玉不喜欢李商隐吗？》（载2018年8月3日《中国艺术报》）一文论云：“李商隐的诗‘毒性’不小，林黛玉自觉‘中毒’不浅。所谓多情还似总无情，用情太深是对自己的伤害，她不想提及李商隐，是怕触动自己容易受伤的心。还有李商隐的爱情诗那哀感顽艳、沉博绝丽的美让她心醉神摇，她情不自禁地想到她与宝玉的爱情，这是她心中的秘密，她只愿一个人幽独地体验，所以不想在众姐妹们面前提到李商隐。再则，她不想让李商隐的‘毒’再传染给香菱。香菱的身世是那样的悲苦，又灵心锐感，倘若再沉迷于李商隐的诗，岂不就陷入感伤的泥淖中害了她吗？林黛玉希望香菱既学诗，又能拥有阳光的心态。王维、杜甫、李白的诗充满着盛唐气象，可以让她从悲切的小我中走出来。正是出于对姐妹的爱护，才故意搁置了她心中激赏的大诗人李义山。”斯论深抉黛玉心底幽隐，诚可谓之“代下注脚，发皇心曲”矣；黛玉幽苦难言之内心、黛玉良苦仁厚之用心，具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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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上文引任圣浩《从“留得残荷听雨声”论林黛玉的诗心》文中“（李商隐）立场的摇摆让他在文人气节上略有逊色”一语，意虽贬斥，辞仍客气，可见，如其当时已受牛党令狐绹等人“放利偷合、诡薄无行”之人格污蔑，传之后世，正所谓“丑名传千年”，为之细考行年、辩诬白谤者少，一知半解耳食之徒人云亦云为多，“李商隐”三个字不是什么好名好姓儿。

        又义山诗中最富独创性、最具辨识度者，厥为其《无题》诗、爱情诗。这些辞藻华美、旨意难明之诗，部分为政治寓意“美人香草”之什，如上文已引，义山不自为辩白乎，“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上河东公启》）——但恐怕其中真写爱情者，更多。照今日之观念，艳情、色情不能挂嘴上，真情、爱情不妨想唱就唱唱得响亮；但在理学禁锢礼法森严之世，真情、爱情亦无别艳情、色情，岂是大家小姐闺英闱秀能挂在嘴边的？所以“爱读李义山诗”，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儿！

        杨雪君《林黛玉与义山诗》（载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19卷第4期）一文斯论得之：“从义山诗的接受情况来看，清代中期以前，历代对李义山人品诗品的评价多倾向于否定。唐末李涪《刊误释怪》谓义山诗文‘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从‘思无邪’的诗教观出发，将之列为‘邪思之尤者’，义山诗偏离‘发乎情止乎礼仪’的传统诗教，不仅主情，而且有违背礼教的内容和逆而不返的倾向，因而难以得到正统社会的认同。”

        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李义山诗，“淫词艳曲”，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谁个女孩儿家，敢挂在嘴边唯恐人不知之！



        事实上，无论喜不喜欢李义山，亦或者对李义山爱之亦复恨之，黛玉读义山诗其实甚熟，其所吟咏，受李义山之潜移默化，正不在少。撵出几例：1.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有句：“登仙非慕庄生蝶。”按此句显出义山诗《锦瑟》之“庄生晓梦迷蝴蝶”句。2.第四十五回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有句：“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泪烛摇摇熱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按玉谿诗《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皆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中有句“冷灰残烛动离情”，黛玉诗从“烛动离情”意境化出，四字衍出四句。3.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黛玉联句“剪剪舞随腰”，化自义山诗《歌舞》“遏云歌响清，回雪舞腰轻”句。4.第六十二回寿怡红开宴席间行令，黛玉令为“风急江天过雁哀”，当是参用杜诗《登高》句“风急天高猿啸哀”与义山诗《哭刘司户二首》之“江风吹雁急……天高不为闻”句。

        不论爱之或恨之，亦或爱之亦复恨之，要之，黛玉必深于义山诗。高鹗续书第八十九回，宝玉到潇湘馆去看黛玉，说着，一面看见中间挂着一幅单条，上面画着一个嫦娥，带着一个侍者；又一个女仙，也有一个侍者，捧着一个长长儿的衣囊似的，二人身边略有些云护，别无点缀，全仿李龙眠白描笔意，上有“斗寒图”三字，用八分书写着。宝玉道：“妹妹这幅《斗寒图》可是新挂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们收拾屋子，我想起来，拿出来叫他们挂上的。”宝玉道：“是什么出处？”黛玉笑道：“眼前熟的很的，还要问人。”宝玉笑道：“我一时想不起，妹妹告诉我罢。”黛玉道：“岂不闻‘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宝玉道：“是啊。这个实在新奇雅致，却好此时拿出来挂。”——看来高兰墅深谙黛玉必深浸淫义山诗之实，故写黛玉公然挂出了她口头所谓“最不喜欢”的李义山诗之《霜月》笔意之“斗寒图”。仅就此点看，红楼外史不可不谓绛珠知音！



        另外，义山诗在“雕琢藻绘”、“精工富丽”、“用典繁复”、“委曲朦胧”、“深文隐蔚”、“潜气内转”、“惝恍迷离”等风格特点之外，亦有“清空流美”之“白描胜境”，恐未及为黛玉所识也。“清真”之潇湘，不喜“绮丽”、“隐僻”之义山，同于文学史上对义山诗的主导看法。篇幅所限，仅各举两例。1.绮丽。范晞文《对床夜语》：“商隐诗……金玉锦绣，排比成句，乃知号至宝丹者，不独王禹玉也。”敖陶孙《诗评》：“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要非适用。”2.隐僻。惠洪《冷斋夜话》：“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范晞文《对床夜语》：“诗用古人名，前辈谓之点鬼簿，盖恶其为事所使也……李商隐诗半是古人名，不过因事造对，何益于诗？至有一篇而叠用者。”刘学锴先生《李商隐传论•白描胜境话玉谿》论云：“历代对李商隐诗的几种主导看法，归结到一点，即认为义山诗离朴素、自然、本色很远，是着意雕饰、锤炼的典丽精工型。辞采的华美绮艳、用事的繁富深僻，以及杜诗式的锤炼精工都是和朴素、自然、本色相对立的。但是，商隐诗是否只有绮艳、锤炼和用事繁富这一面呢？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我们既充分尊重历代对商隐诗的主导看法，又不为其所囿，对商隐诗作更全面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商隐许多写得相当出色的诗其实并不属于典丽精工型（或如钱谦益所说的“沉博绝丽”型），而是白描型的。它们往往采用直接描写、抒情的手段，不用秾艳的词藻，不用或少用典故，以清新流美的笔触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白描诗境。……以上共计白描型各体诗109首，典丽精工型各体诗103首，数量大体相当。从体裁看，白描型的诗主要分布在五律、七绝、五绝、五古这几种诗体中，而典丽精工型的诗则主要分布在七律、七古、五排这几种诗体中，二者正好互补。从题材看，白描型的诗多为一般即景即事抒情之作……”揆诸刘学锴先生所论，则黛玉很可能会欣赏与己作“清真”风格一致的“白描型”玉谿诗。刘先生论云：“商隐192首七绝中，咏史七绝达40余首，这类七绝虽‘以议论驱驾书卷，而神韵不乏’，但因题材的关系，其基本手段是隶事用典，与白描自有明显区别。其以白描见长者，多为一般即景抒情之作。这些七绝，不事藻采，不用典故，以情韵风调取胜。历代传诵的《夜雨寄北》便是白描胜境的典型。评家虽可从‘巴山夜雨’之境的虚实与时空转换中分析出此诗构思之精致，但实际上诗人在创作时或许只是在巴山夜雨之际，适逢友人来书询问归期，不禁触动绵长的羁愁，而生出‘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期盼。诗的佳处，在诗心诗情，而非缘刻意构思。屈复评道：‘即景见情，清空微妙，玉谿集中第一流也。’纪昀评道：‘作不尽语每不免有做作态，此诗含蓄不露，却只似一气说完，故为高唱。’都揭示出此诗的自然本色之美。《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也有类似特点。秋阴、枯荷、夜雨，对于相思的旅人，本是难以为怀之境，但枯荷听雨的清韵，又别有一番情致，可以稍慰寂寥。这里包含了对衰飒凄清之美的发现与欣赏。这种诗境，并非刻意施巧而成，而是商隐审美个性与情趣的自然流露。”——刘先生提到黛玉所喜“留得枯荷听雨声”一句所出之诗《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此诗亦为“白描胜境”之义山诗，宜其为黛玉独许青目也。枯荷听雨，寂寥凄清，相思迢递，远隔重城，山长水阔，良人何处，寤寐思服，竟夕不眠，此诗径题为《秋窗风雨夕》，岂非毫无违和！但李商隐版《秋窗风雨夕》，仍然是“义山体”独家水印，“留得枯荷听雨声”，不言一语相思怀人，不言一语寂寥清冷，而清冷寂寥之情状，怀人相思之心绪，尽在言外得之矣。纪昀评：“‘相思’二字微露端倪，‘寄怀’之意全在言外。”纪昀又评：“不言雨夜无眠，只言枯荷聒耳，意味乃深。”何焯评：“下二句（“秋阴”、“留得”二句）暗藏永夜不寐，相思可以意得也。”而林黛玉版之《秋窗风雨夕》，如“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发抒直露，真钱公锺书所谓“纤薄无韵味”矣！玉谿生诗真可为潇湘子诗“药石”之用。

        曹公为黛玉安排只喜李义山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本节皆从书中人物黛玉对义山诗态度这一角度分析；然则还有一角度，便是著者从上帝视角、全知角度，如此安排，有何用意？

        鄙意，此当是为黛玉日后相思远行未归、不知生死的宝玉而伏笔，秋阴不散，残荷听雨，良人远行，胡不归来，良人终不归，谣传遭横死，则我亦何生为？



        按书中人物黛玉对义山诗之态度，与书之作者曹公喜欢义山诗与否，不可径直划等号。譬如钱锺书《围城》中，书中人物董斜川纵论宋以后大诗人可“陵谷山原”四字以概，尤推陈散原五百年来最高。世人亦以陈散原为同光祭酒、旧诗殿军，其子陈寅恪虽以史学名家，却并不以诗才称。但，钱锺书却对汪荣祖表示：“陈寅恪诗做得好，学钱牧斋，亦受李义山之影响。但其父陈三立虽有诗名，然除特有的高亢之气外，可取之处无多。”（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揆彼例此，不能把黛玉对李义山诗态度，百分百等同曹雪芹对义山诗态度。然则曹雪芹本人之诗风类似义山诗否？曹雪芹喜欢李义山诗否？曹芹溪与李玉溪，此二溪水，究是分流，还是合流？

        《红楼梦》中没有“义山体”之诗，而红楼整部书，却很像义山诗，绮丽，多义，引人遐思，耐人研寻，其味酌之愈出，钻之弥深。曹公之性情为人，如裕瑞《枣窗闲笔》载记：“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敦诚《佩刀质酒歌》：“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又敦诚《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言雪芹：“诗追李昌谷。”敦诚《寄怀曹雪芹》：“直追昌谷破藩篱。”敦诚《挽曹雪芹》：“牛鬼遗文悲李贺。”敦诚《过寅圃墓感作》：“谁编昌谷飘残帙，惭说当年沈亚之。”敦诚《鹪鹩庵笔麈》载曹雪芹诗（雪芹非红楼诗，今仅存此一联）：“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确有昌谷之气。——就诗风而言，曹雪芹类长吉，而非义山；就性情而言，曹雪芹豪饮，“大笑称快”、“击石作歌”有豪士风，诙谐“善谈吐，风雅游戏”，亦绝不类李义山；然而骨子里，他们一定能互相嗅到，同类的味道。谢客诗云：“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曹雪芹，实为李义山异代之同调。故曹公最卓越的诗——《红楼梦》——焉得不与义山诗相似得如王蒙所赞誉之“双飞翼”耶。



        在爱情里，有所谓“欢喜冤家”一说。往往一开始最看不顺眼的，“最不喜欢的”，没准儿几个来回相爱相杀之后，竟然嗅到了同类的气味。黛玉“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云云，是她那时年纪小，读义山诗尚不够多，体味涵泳其诗尚不够深，尚未及于深所解会义山其人其诗，只看到了二者形式上的分道扬镳，没看到两者实质上的同道共行。

        林黛玉：“我最喜欢李义山的诗。”

        这就是黛玉与李义山诗的全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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